理查德·扬斯:西方民主的萎靡与“非西方式民主”的兴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7 次 更新时间:2019-05-27 22:2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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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扬斯  

  

   三、自由主义+

  

   尽管非西方式民主的概念还不成熟,且不能完全使人信服,但近年来有关“民主的变化形式”(democratic variation)的讨论愈演愈烈,这些讨论也提出了许多前景可观的思想。这些思想可能并不是明确地依据“非西方式民主”的思路构建起来的,但它们的确体现了民主形式和实践的创新。这些思想所蕴含的政治特征和实践并不直接有悖于西方世界的标准,但其目标是推进民主的进步,这种进步会促进民主在西方和非西方世界的多样化发展。

   事实上,对非西方式民主的呼吁呼应着人们对欧洲及北美国家的政治本质的日益关切。在民主国家及准民主国家,处处都充斥着不平等、腐败和公民的不满情绪。政治自由主义、社会自由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在西方国家内部正受到猛烈攻击。在欧洲,面对民众抗议和新社会运动的兴起,思想家们呼吁采取更具参与性和协商性的民主形式。著述者们密切关注着超越个人权利保护的自由主义概念,而各种共和主义的民主观和自由观得到愈发广泛的支持。在某些方面,相比来自西方国家之外的批评,当前西方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内部的发展趋势对民主中的自由主义要素构成了更大的挑战。西方国家需要努力避免误解其他人对民主的看法,而非西方国家则需注意不要只是简单地对“西方民主”进行讽刺性描述。

   对民主的变化形式的探索必须避免两个极端:一种是过于僵化地坚持自由主义民主的核心结构,另一种则是即使对多元主义的最低标准也不屑一顾。讨论的一方往往过度捍卫一种既定的自由主义民主范式,而另一方则时常展现出对西方标准和政策的全面反感。

   在关于民主的“真实可靠性”的论述中,有些说法是有问题的,但这不应阻碍西方的民主支持者与非西方国家的改革者共同探索如何确保民主获得本土合法性(local legitimacy)。即使对非西方式民主的偏好没能成功构建起不同的民主模式,但它们表现出的异质性依然是很有意义的。现代民主制度受到西方政治史方方面面的影响,而西方政治史具有历史依存性,是时代背景的反映。同样,民主制度的未来将由新的权力模式和政治趋势所塑造,这些模式和趋势正在非西方世界积蓄力量。

   在这个意义上,追求民主的变化形式可以并且应当建立在自由主义民主之上,而非消解自由主义民主。最可欲的民主变化形式不是“自由主义-”(liberalism-minus),而是“自由主义+”(liberalism-plus)。这一原则要求探索本土化的方式,以便使包容、参与和问责这样的核心理念获得更大的活力。这并不意味着仅仅是实现更大程度的西方自由主义。毋宁说,这是提倡把其他观点严肃地视为一条确保政治自由主义的核心内涵得到更好尊重的路径。

   民主的变化形式能够深化自由主义民主,甚至使其重新激进化。设想民主改革的选项时,这些选项最好是在自由主义基本要义的范围内或者是对其的超越,而不要与之对抗。这是因为,应当恰当地把自由主义理解为宽容、有效的参与以及保护人们免于非正义和压迫。“自由主义+”的概念不应意味着它必然以无条件扩大市场改革和放宽经济管制为前提假设。在许多非西方国家,目前的趋势乃是在谨慎的政治控制体系中放宽对资本市场的管制。

   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和社会都有可能创建自己的民主制度组合,组合的一部分取自西方的政治体系,另一部分则借鉴非西方国家中行之有效的东西。民主多样性(Varieties of Democracy)研究项目清楚地显示出民主的多种“类型”——自由主义的、平等主义的、参与式的、协商式的及选举式的——如何能够进行不同的排列组合,并且表明西方与非西方的偏好之间不存在明确的界线。如今,国家间的互动日渐频繁,并且有着大量的经验共享,以致很难界定哪些东西属于西方国家,而哪些属于非西方国家。

   对民主变化形式的探索不应局限于谨小慎微的制度调整。人们有时认为,西方世界以外的人们怀有与西方国家的人们相同的民主价值,只不过是以不同的制度形式来表达这些价值。然而,对民主变化形式的渴求却更为复杂。这必须关乎价值,而非仅仅关乎制度。关于目前应当如何定义民主价值的问题,有着深入且必要的讨论。的确,目前的情形与通常的说法相反:处于民主转型中的非西方社会在选举、政党和议会方面已倾向于接受大部分西方的基本制度范式,尽管不少人仍质疑西方的某些主导性价值。这些非西方的价值偏好并不必然是非自由主义的。尽管一些非西方的立场旨在限制自由主义,但另一些则试图加强自由主义民主的核心理念。

  

   四、变化的五大轴线

  

   根据“自由主义+”的原则,我认为民主的变化形式涉及的范围沿着五条轴线而存在。但是,伴随每一条轴线都应该有着不可逾越的红线,以限制对核心民主规范的偏离程度。这五大轴线如下所示。

   (一)个体权利与集体权利

   自由权利的构建需要涉及集体愿景的实现,而非仅仅是对个体的保护。非西方社会更有可能认为,权利关乎个体协助实现集体目标的能力,而不只是保护个体不受国家侵害。挑战在于,在不削弱“保护意义上的权利”(rights as protection)这一自由主义概念的同时,严肃对待并发展“赋权意义上的权利”(rights as empowerment)这一概念。对不受限制的个体权利的质疑往往源自对社会的凝聚力和道德的合理关切。我们需要接纳这一观点,但接纳的方式不能为非自由主义民主的出现提供机会。在世界上很多国家,个体权利优先已被等同于超道德(amorality)、极端个人主义和宗教不宽容。人们认为自由主义伴随着对传统、宗教、管制和共同体生活的攻击。我们愈发有必要澄清,事实并非如此,并且民主的核心要义并非固有地关联于某种特定的社会道德议程。

   证明如下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即民主制下的人身权利与宗教之间有可能形成一种健康的、相辅相成的关系。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如何才能将个体公民权利的扩展理解为维护并扩大共同体宗教认同的范围的途径。民主的变化形式所涉及的规则和程序旨在形成道德议程,而这些道德议程不同于在西方国家得到最广泛支持的那些议程,同时要避免对个体权利的严重挤压。可以说,我们不仅需要适应民主的多样性,也需要适应自由主义的多样性。

   (二)经济公正

   当涉及与民主相匹配的经济模式的类型时,民主形式发生更大程度的变化是合乎情理的,在客观上确实也是必要的。其潜在的要求是在有关经济改革的决定中扩大民众参与。挑战在于,要赋予更大范围的社会行为者以参与决策制定过程的权利,但这一赋权方式要比我们在传统的法团主义民主形式中所看到的方式所受的限制更少,等级色彩更淡。在一些非西方社会,基础广泛的社会运动已经在当地获得了足够多的关注,从而使他们对经济政策协商过程的参与愈发合理。

   当引入新的方法来重塑民主制度的政治经济时,我们要记住的关键之点在于,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应当是相互支持而非零和博弈的关系。这里并不是说一种最理想的民主形式有赖于一种特定类型的经济政策,而是说,要确保存在一种更具开放性和参与性的精神,以便使经济政策的选择要经过充分民主的讨论,要尊重所有权,要具有合法性。过去20年来在许多国家,经济制度已经被移除出政治讨论的范围,以使自由市场政策去政治化。但是,这个趋向应当被重新审视。

   (三)社群主义的形式

   当其目的都是为了对抗多数人的倾轧而维护基本权利之时,为确保处于弱势的少数派在政治上发出声音而设计的代表配额与民主的自由主义特质是相伴而行的。预先确定的政治代表的配额有助于寻求共识,并且确保了广泛的群体参与意见咨询。然而,代表配额不能过度扩大,以致其威胁到权利和平等的自由主义核心原则。代表配额会导致派系或宗派的集中,并会给这样或那样的地方寡头留有过多的自由空间。代表配额带来的好处时常主要流向各个社群集团的精英,而非组成这些集团的普通公民。稍带讽刺意味的是,当涉及影响集体的身份认同或者表达当地的需求和不满时,这些普通民众最终发出的声音更少而不是更多。

   自下而上的社群主义形式有助于纠正这些问题,并且培育出真正有质量和生命力的民主变化形式。正确的讨论并非仅仅围绕社群主义的实现程度来展开,而是要讨论何种类型的社群主义与公民的民主愿景最匹配。社群集团间的宽容是必要的,并且这种宽容应该超越那种消极的、最低限度的宽容。在后一种宽容中,少数群体只有遵从几乎是预先决定其身份认同的制度结构,才能获得生存空间。制度安排需要回应不断增长的对社群主义取向的需求,与此同时不要增加民主制度在适应社会身份认同的变化方面的困难。

   (四)行动主义与代表制的替代形式

   西方式的政党和议会是人类才智所能设计出的用以聚合多种利益以及引导民主公共协商的最好方式吗?有关这一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那些倾向给出否定回答的人早就已经指出,大量的研究调查表明,在大多数国家,政党和议会是最不受信任的政治制度之一。那些关心民主制度创新的人敏锐地在此处发现了契机。很多人认为,科技——以互联网革命为代表——将比其他任何事物都更能促进民主模式发展出健康的变化形式,这从基于传统身份认同的地方团体监督政府如何行使其权力的方式中就可见一斑,这种监督是通过传统的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机制之外的渠道来进行的。

   有关新形式的民众动员与公民团体的争论仍将继续,但目前实践层面的关键要点在于,想要最大程度地服务于民主的变化形式,我们的行为就要遵循而不是对抗政党和选举产生的议会这种久经考验的利益代表和聚合机制。举例来说,协商民主不应当被看作是自由选举以及正式的权利保障机制的非西方式替代品,而是对这些的补充。协商民主需要为工会或部族机制表达利益发挥作用。最重要的挑战在于,必须确保这些机制在融入标准的民主制度时要比现在顺利得多。

   (五)非西方式司法

   法律体制应当被看作探寻民主创新实践的合法场域。创新必须确保习惯法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但其发挥作用的方式应当融入并提升国家层面的民主体制。在一些国家,负责处理日常争端的种族、部落和村庄首领较少尊重基本的人权规范。而在另一些国家,他们的确被迫遵守着这些规范。事实证明,一些传统的首领在妇女和儿童权利保障问题上比其他人更容易调整其立场——在这些领域,最引人关注的就是传统制度。一些传统制度至少部分地被正式的法律秩序所吸纳,而另一些传统制度则更抵触正式的法律秩序。关键的问题在于全国性司法体系的结构与地方性争端解决机制之间的关系。最好的情况是,公民既运用习惯法,也运用“规范法”(regular law),将两者视为无缝衔接的整体。挑战在于,要提升正式法律制度与非正式法律制度之间的相互协调和借鉴,并且使前者更多关注传统机制一直保有其吸引力的原因。

   有一条共同的线索连结着这五大轴线:在所有的地方,最能引起共鸣且声势最大的口号是追求“包容性”,这产生于如下一种广泛存在、但通常又模糊不清的看法,即各种政治制度没能减少“排他性”。对此的回应就是,通过提高包容性的广度和深度,来“扩展”自由主义民主的核心要义。本文列举的不同类型的民主变化形式所共有的恰恰就是这种包容精神。

  

   五、对民主援助的挑战

  

从“自由主义+”概念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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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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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17年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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