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齐勇:马一浮先生的学术思想及其特点

——在浙江大学的演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42 次 更新时间:2019-05-26 19:0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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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齐勇 (进入专栏)  

  

   大家晚上好!今天很荣幸到贵校“马一浮国学讲座”来讲马先生。贵校最有名的一位校长是竺可桢先生,竺校长曾在抗战军兴期间聘马一浮先生做国学讲习,马先生那个时候才出山讲学,那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我今天到这里来,就是要跟老师们、同学们汇报一下个人学习《马一浮全集》的一点心得。

  

   马一浮先生是1883年出生的,1967年文革期间去世。他是浙江会稽人,他的字号大家都知道了——湛翁、蠲叟、蠲戏老人。应该说梁漱溟先生给马先生的挽词“千年国粹,一代儒宗”八个字,盖棺定论了,高度概括了马先生的学术和人格风范。

  

   早在20世纪40年代,贺麟先生即推崇马先生“兼有中国正统儒者所应具备之诗教、礼教、理学三种学养,可谓为代表传统中国文化的仅存的硕果”。

  

   学界对马先生的评价很多,我们只举了梁先生和贺先生的评价,约略可见学界对马先生的道德、学问、文章的推崇。

  

一、马先生的人品与诗品


   马一浮、梁漱溟、熊十力先生,是20世纪中国的大儒,我们看《马一浮全集》、《梁漱溟全集》、《熊十力全集》,会发现其中有些人,是相互都出现的。基本上他们三位老师和他们的学生,构成了一个学术共同体。所以这个特殊的文化群落,支撑着吾华道统,赓续着往圣绝学,孕育了现代儒学思潮。

  

   三先生所当担的历史使命,所弘扬的道义精神,所表现的气节操守,所坚持的终极信念,所缠绕的思想情结,所遭逢的坎坷际遇和悲剧结局,使他们有共通的一面;当然同时他们又是个性十分突出的人物,他们个人的学术修养,都有他们一些独特的风格,所以他们的兴趣爱好、性格体验都不一样,他们的情调、致思趋向、思想表达、生存体验、待人接物、涵泳程度也都不一样。当年马先生的弟子就笑“熊十力,马一浮”,好像一副对子。到楼外楼去吃鱼,马先生的做派和熊先生的做派就完全不一样。

  

   马先生是一个翛然独往、自甘枯淡、绝意仕进、远谢时缘的真正的“士”人,就像一个“今世的颜回”,“自匿陋巷,日与古人为伍,不屑于世务”。不是说马先生没有现实关怀,其实马先生有很多现实关怀。

  

   但是我们觉得最有趣的是,他的诗歌所表现出来的时代的呼应,可以说他是一个远谢时缘,在山林里面讲学的人物,但是他有他现实的关怀。我们看他最早的诗。

  

   他11岁的时候,奉他母亲的命令在庭前咏菊花的一首五言律诗:“我爱陶元亮,东篱采菊花。枝枝傲霜雪,瓣瓣生云霞。本是仙人种,移来高士家。晨餐秋更洁,不必羡胡麻。”

  

   我们再看他85岁临终时,在“文革”那样一种背景之下,他的诀别诗《拟告别亲友》:“乘化吾安适?虚空任所之。形神随聚散,视听总希夷。沤灭全归海,花开正满枝。临崖挥手罢,落日下崦嵫。”

  

   我们看他11岁作的诗非常稚嫩,孤傲高洁之情溢于言表;85岁临终前写的诗非常圆融,冷峻飘逸之机深藏不露。这两首诗我觉得是可以互作注脚的。由于马先生独立不苟、孤高超脱,因此他即使身受其害、斯文扫地,也能举重若轻地嘲讽、蔑视那威威赫赫的所谓“全面专政”的时代——当他被赶出家门,又听说李叔同的学生潘天寿遭到非人待遇时,他的回应是“斯文扫地”。

  

   他以生死为平常之事,在庄生看来,生死不过就是气聚气散之事,在佛教看来就是“沤灭全归海”的海沤隐喻,表明他回复到安身立命的精神故乡的心迹,神态自若地面对崦嵫山。这是何等的气概!

  

   在我看来,马先生一生确实做到了如陶诗所说的“心远地自偏”,与车马喧腾的俗情世界,与功名利禄,保持了相当的距离。我们知道,没有距离就没有审美,没有距离就没有求真的可能,没有距离也谈不上性善。趋善、审美、求真,要求我们对于流行的文化,对于政治结构,还是要有所距离。没有距离,也不可能保持独立的人格和尊严。这是“士”人的一种节操。

  

   1940年,他在给老友谢无量的一首长诗及其序言中表达了他一生的志趣。而且两个人是:“四十年前两狂客,浮玉峰头读道书。雪埋酣卧焦处士,鹤冢篆铭陶隐居。今狂古狂日相遇……”交往较密的马一浮先生和谢无量先生,他们实际上就是一种隐逸之士。隐逸之士不是不关心政治,不是不关心时局,隐逸之士是逃避一些东西,逃避本身也是批判,而且他们也有他们的精神关怀。所以他们把世俗执着的一些东西超越了。青年马一浮,在他的诗里面就有一种忧乐圆融、狂狷交至、儒道互补,当然还有佛禅的精神。

  

   马一浮先生在近世居士佛学思潮之中的地位是有口皆碑的,苏曼殊先生对他的人品最为佩服,另外李叔同先生正是在他的影响下弃道学佛,终而皈依佛门的。马先生在40年代诗作中亦有不少痕迹:“穷年栖隐迹,壁观近沙门……心生缘有取,佛在但无求”。总之他对佛的境界追求,对佛教的哲理是心心相印的。“默随大化运,已悟浮云空”,他对佛教的精神特别能理解。

  

   马先生之为马先生,第一,他始终与热闹非凡的政界或学界保持着空间距离;第二,他始终与科技发达的现代工商潮流保持着时间距离。因此,他总是显得格外的冷静从容,潜光含章,远离荣利,保持己性,深心以传统批判现代。而健康的现代化是非常需要这种批判的。

  

   以马一浮的中西学养和声望,特别是精通诸种外文,游学欧美日本有年,还翻译过不少西方的作品,所以蔡元培先生任民国教育总长时,曾请他出任教育部秘书长。马先生供职不到半月,就以不善官场酬酢为由辞归。他说:“我不会做官,只会读书,不如让我回西湖。”而深层骨子里则是对“废止读经”的抗议,他根本不能容忍民国和蔡先生“绌儒术、废六经”的教育方针。

  

   蔡先生在当北京大学校长时,首先诚邀马先生任文科学长,而再次遭到马的谢绝。马先生致蔡书曰:“承欲以浮备讲太学,窃揽手书,申喻之笃,良不敢以虚词逊谢。其所以不至者,盖为平日所学,颇与时贤异撰。今学官所立,昭在令申,师儒之守,当务适时,不贵遗世之德,虚玄之辩。若浮者,固不宜取焉。”他是以“古闻来学,未闻往教”为原因辞谢了蔡先生和陈百年先生的邀请。

  

   实际上我们看到马先生对新学制、新潮流是有所抵制的。他的这种立异,并非与时下有的无聊文人,以立异邀宠,以立异博取浮名,而是从学问中,从心性中自然流出的。1930年,陈百年先生欲聘马先生为北京大学研究院导师,马先生举熊十力先生代,熊先生也坚辞。

  

   马先生数十年如一日,穷居陋巷,埋首儒释道典籍之中,自得其乐,除与极少数友朋弟子论学外,决不肯出山讲学,屡辞邀聘。只是到了抗战军兴,避寇江西泰和、广西宜山,在颠沛流离之际,才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邀,公开讲学,他出山讲学是因为抗战,是因为要唤醒中国精神,彰显民族气节。

  

   竺校长命他担任国学讲习,所以他以复兴民族精神、民族文化为抗敌复国之本。他独标张载横渠四句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希望诸生“竖起脊梁,猛著精采,依此立志,方能堂堂的做一个人”。“中国今方遭夷狄侵陵,举国之人动心忍性,乃是多难兴邦之会。若曰图存之道,期跂及于现代国家而止,则亦是自己菲薄。今举横渠此言,欲为青年更进一解,养成刚大之资,乃可以济蹇难。须信实有是理,非是姑为鼓舞之言也。”“……如是则富贵贫贱不足以挠其志,推而至于夷狄患难,皆有以自处而不失其所守,由是而进于道术,以益臻乎美善之域不难矣。”

  

   他批评“现实主义”这种说法。他说:“近来有一种流行语,名为现实主义,其实即是乡原之典型。乡原之人生哲学曰:‘生斯世也,为斯世也,善斯可矣。’他只是人云亦云,于现在事实盲目的予以承认,更不加以辨别。此种人是无思想的,其唯一心理就是崇拜势力。势力高于一切,遂使正义公理无复存在,于是言正义公理者便成为理想主义。若人类良知未泯,正义公理终不可亡。不为何等势力所屈服,则必自不承认现实主义,而努力于理想主义始。因现实主义即是势力主义,而理想主义乃理性主义也。所以要‘审其所由’,就是行为要从理性出发,判断是非,不稍假借,不依违两可,方有刚明气分,不堕柔暗。宁可被人目为理想主义,不可一味承认现实,为势力所屈。”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知识分子的职份就是坚持理想,批评现实中一切负面,而决不与它们同流合污。正如马先生所说,乡原,人云亦云,屈从迷失于一时、有尽的势力、权力、潮流和眼前利益,舍弃长远的正义公理,舍弃理想与理性主义,流荡失守,眩目移神,乃立己、立国的大敌。不能疏离、批判现实,即不能创造未来。对现代化,对汹涌澎湃之商潮,我们也持这种看法。

  

   1939年至1941年间,马先生在乐山(嘉定)的乌尤寺内创设复性书院,他担任主讲而不愿为院长。他重申的是:“天下之道,常变而已矣。唯知常而后能应变,语变乃所以显常。……今中国遭夷狄侵陵,事之至变也;力战不屈,理之至常也。当此蹇难之时,而有书院之设置,非今学制所摄,此亦是变;书院所讲求者在经术义理,此乃是常。”

  

   因此不要为眼前的利益而牺牲掉常道,常道正是民族复兴的根本,民族复兴的根本为造就刚大贞固之才,寻找并安立吾人与吾族的精神资源与终极根据。学者贵在持守自立之道,不为风会所诱、淫威所移。在变与常、物与己之间,马一浮找到了守常应变、坚持自主性、反对被物欲宰制的正道。

  

   1941年,因国民党政府教育部要书院填报讲学人员履历及所用教材,以备查核。这在一般人看来并不是一件了不得的事,然而马先生却十分愤慨,认为这是士人的奇耻之辱,乃致书教育部,责以侵凌师道尊严,违背当年以宾礼相待的诺言,当即辞去讲席,停止讲学,遣散书院诸生,遂以刻书为业。为筹集经费,马先生决定“鬻字刻书”,不接受官方一粟一帀。在他亲自主持下,先后精刻精校木版“群经统类”、“儒林典要”计28种38样。

  

   马先生是风骨嶙峋之人,早在20年代曾断然拒绝了盘踞江浙、窃取“东南五省统帅”之职的孙传芳的登门造访。抗战初期,先生入川创办复性书院前夕曾受到蒋介石接见,那是因为蒋当时是所谓“抗战领袖”。马先生见蒋一定要表明王者之师的姿势,他对蒋讲了“诚”和“虚”两个字,要“虚以接人,诚以开务,以国家复兴为怀,以万民忧乐为念”,强调“诚即为内圣外王之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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