渠敬东:探寻中国人的社会生命

——以《金翼》的社会学研究为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49 次 更新时间:2019-05-26 10:5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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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敬东 (进入专栏)  

  

   摘 要:《金翼》是探索中国人社会生命之构造的经典之作。林耀华透过生命传记法,以及内省式的民族志手法,描述了中国地方社会中的两个家庭由亲属关系、地理分布和人际网络所构成的不同的命运轨迹。就中国乡村普通人的社会生命而论,宗族、家族及其中的个人是一而三、三而一的并合逻辑关系。宗族不同于宗法制度。有了宗族组织,才会有家庭本位的社会结构。乡村社区是以家、户、支、房、族的功能单元逐层聚合而成的社会组织。家庭是社会生命之源,土地是家庭之根。家庭与宗族的生命史,是一种传续和裂变的社会历程,需要依靠仪式和信仰来升华。祖先与神明,是乡村社会真正得以凝聚和整合的象征枢纽,亦是对社会生命的护佑。面对世间的变故、命运的流转以及国家的危机,普通人在多重关系格局及其流变中所守持的平衡,才是这个文明得以延续传承的根本。

  

   关键词:《金翼》家族制度 宗族社会 社会生命 生命传记法

  

引言:重返我们的生活世界


   研究中国社会,必要从人出发;人有其生命,且往往是被社会赋予的。探求人的社会生命,有许多问题值得反省。

  

   首先,是要对行为科学模式下人的预设及制度主义范式做检讨。众所周知,理性选择理论在现代西方有着很深的文明根源,尤其在美国,基于基督新教之信仰而确立的政治原则及其公民宗教体系,后经由实用主义学说的改造,与其市场化资本主义体制相契合。新教个人主义的理念及生活方式扎根于美国的总体政治文化结构中,与其行为科学的研究策略相适应;无论是实验法、统计学,还是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都集中反映着这种实用主义之实证主义的自由个体精神。如今,虽然伴随改革开放我们也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中,但对这样的人性设定仍会感到隔阂,单纯用“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原则来测量、解释和评估中国人的社会行为,大有问题。

  

   其实,从20世纪60年代起,美国社会科学界就展开过自我批判,来检讨行为科学范式的局限。此后,从欧陆来的现象学和后结构主义的语言、权力和叙事等分析策略,开始与各类社会运动结合起来,形成云涌之势,就像是“知识/权力的毛细血管作用”所刻画的那样,权力与反抗的研究视角也渗透在每个领域;我们的学者也仿效之,拿来便成了上手的时尚工具。事实上,知识/权力的分析策略有其历史和现实中的根由,既与笛卡尔及启蒙运动以降西方对于人的效能预设,即power或faculty有关,也与理性化的极度扩张所带来的强制支配和精神压抑有关,人性中的能力与社会政治中的权力交错并行。这种由西方文明所独有的特质转化而来的权力关系模式,如何能直接拿来判别我们中国人社会生活的全部?

  

   于是,社会科学的本土化策略应运而生。本土化的分析概念,首先要从日常生活中来找,人情、面子和关系这些常用的说法,自然会蕴藏很多社会运行的机理。从生活感受来说,中国社会确实很讲人情, “脸”的观念对人格评断有着重要意义,“面子”则可以使个人的社会地位超出群伦。按照滋贺秀三的说法,所谓“情理”,就是“常识性的正义衡平感觉”,这意味着,客观的尺度很大程度上要靠主观上拿捏分寸,由此便会造就一个关系性的社会世界,即是“社会个体运用行动策略同现存的社会结构相权宜的产物”;人们习以为常的现象,如权度、变通、摆平等随之而来,终言之,这一本土化论说还是落实在了权力再生产的逻辑上。

  

   人情、面子和关系的说法,只是“表”,不是“里”。人情出于人伦的秩序,关系有分殊差等,各种面子的原理也大有不同,单靠外部分析,社会的内在本体及机理很难呈现出来。潘光旦讲“中和位育”,费孝通讲“差序格局”,都有很本质的逻辑在里面。近年来,一些学者把眼光放在了更原本、更深层的经史传统中,尝试去挖掘中国社会构造的基源。周飞舟等认为,中国社会中的差序格局,与以丧服制度为基础的五服结构是同构的。周代礼制所遵循的“亲亲”、“尊尊”之道,不仅反映在宗族范围内,亦据此扩展至亲属关系之外的社会政治领域,如爵位、分封和祭祀体系等。丧服制度的基本原则是一种基于自然关系的情感原则;缘情制礼,“既是基于对人在各种关系、情境下所具有的普遍性情感的认识,又是人们将自己个别的、具体的情感表达为这种普遍的、一般性情感的制度性安排”。

  

   概括说来,从行为科学的理性选择论到配置性的权力关系分析,从中国人的脸面观和关系说到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社会文明探源,目前有关中国社会生活的社会学分析,体现出四种研究范式。从理论移植的研究形态向内生性社会研究的视角转化,是理解中国社会不可或缺的自主意识。但中国历史持久绵长,其间往往经历大的曲折变异,况且在当代社会纳入现代世界秩序的过程中,社会的构造亦错综复杂,因而上述诸多讨论还需经验研究来印证。

  

   费孝通晚年就曾对以往的研究做过反思,说自己“还是没有摆脱‘只见社会不见人’的缺点”。任何社会生活的逻辑和规则都不会自行空转,倘若没有人用自己的言行和思想参与其中,没有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事件化”过程将这些逻辑和规则激活,没有人为自身和他人的生命历程加以“叙述转化”和“解释重置”,文化也便无法得到传承和延续。只有进入到具体的人的世界中,社会才会敞开、才会获得真正的生命。

  

一、生命史的白描法


   通过返回我们的生活世界来重新发现中国社会,近些年来,社会学家再次表露了这样的心声。有学者认为,社会学家应该借鉴现象学的方法,悬置过度的理论预设,保持“社会”进行自我呈现的自然过程。也有学者指出,需要从“国家与社会”的权力关系范畴转向“制度与生活”的视角,对于社会生活本身所蕴涵的各种日常诉求、生活技术以及民情和习惯法给予充分重视。更有学者提出,若重返社会世界,就必须重塑社区研究的要义,从地方权力精英、国家、市场、等级、社会流动、宗教—神话—知识等文明整体形态之于局部社会呈现的角度,对生活世界本身做完整的观照。

  

   上述认识,都来自于田野工作中对“社会底蕴”的感受。这种感受让我们不会迷失在时下流行的概念和意见里,努力回到最质朴、最亲切的生活世界。不过,人类学家首先会对此提出质疑,就像当初利奇评说费孝通的《江村经济》那样:“像中国人类学者那样以自己的社会为研究对象是否可取?”西方人类学与生俱来的学科偏好,是指向新大陆或殖民地的“异文化”的,或者像马利诺夫斯基在此书“序言”中所说的那样:“人类学,至少对我来说,是对我们过分标准化的文化的一种罗曼蒂克式的逃避。”但中国学者似乎不这样看。费孝通晚年坦陈:如果人类学对于西方学者来说是一个“表演才华的戏台”、一种“智力的操练或游戏”,那么他无法享受这种“悠悠自得的人生”。中国学者探寻自己所属的社会生活,自然少不了传统士大夫的那种同情与关切,“天下兴亡”之际,怎能忘掉“学以致用”的责任?

  

   社会学前辈们是“敢于”承认这样的情怀的。当年燕京大学的学生们追随吴文藻等从事社区研究,便是从物质、社会组织和精神等三个层面入手来构建多层次的文化整体。王铭铭将其概括为人、物、神诸“存在体”共处的“社会共同体”,即是从“社会生活应研究的各方面”及其历史的内涵出发,与多个外部世界加以完整关联的(跨)文化系统。这一思想反映在燕京学派此后的整体研究和著述之中,而今天看来,其中“既见社会又见人”的代表作,当数林耀华的叙事体著作《金翼》。学界近来对《金翼》文本给予了充分重视,庄孔韶和王建民曾深入讨论过由《金翼》开启的中国田野民族志可持续的工作范式,王铭铭则强调要从吴文藻构建的广义人文关系来理解费孝通、林耀华等所做的社会学中国化尝试,赵丙祥提出,《金翼》所采用的生命传记法,将社会学、人类学和历史学传统发展而来的各种叙事方法糅合起来,既有在西方知识社会学思路下与中国传统史学的结合,又有社会结构论与人生史的结合,时至今日仍可谓人文与社会科学相综合的创新策略。就社会解释而言,刘志伟将林耀华的系谱性法则与弗里德曼的功能性法则做了对比,指出汉人社会的宗族研究,既要坚持人类学的亲属制度研究传统,尤其是继嗣群的系谱性法则,同时更需要将研究领域深入到家庭、房分、家族这些亲属团体的历史构成中去,在社会具体的衍生和演变过程中给出更多的历史学解释。

  

   《金翼》写于1940年,是林耀华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余暇生活中的信手之作,题材取自于家乡福建省闽江流域的古田黄村,虽然作者曾于三四年前做过两次田野考察,内容上却更多地融入了自己的生活历程。作者在四十年后的“著者序”中说:“《金翼》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小说。这部书包含着我的亲身经历、我的家乡、我的家族的历史。它是真实的,是东方乡村社会与家族体系的缩影。”此书1944年首版,腊斯克(G. Lasker)作序,题为“隐然浮现的伟大目标”。从此标题可以看出,腊斯克始终在努力把握此书隐而未彰的意图和风格,他说道:“假如从事社会研究的西方学者希望明了究竟是何种力量在维系着中国社会并使之运转,就必须学会正确理解如权威和责任这类关键性的概念,使其脱却众多西方人习以为常的看法和实践”,作者所运用的“非正统方法具有特殊的价值,可以使我们直接了解中国家庭的日常生活”。腊斯克隐约地意识到,林耀华采用的叙事策略,不仅没有照抄照搬西方人类学的规范方法,也有意躲避掉了一些学科既定的描述和分析概念,甚至平铺直叙的文风,像是在尽力避免情节上的跌宕起伏;似乎这样的风格不再是基于科学叙事的要求,而是中国人之社会生活的本质呈现。

  

   首版《金翼》副标题为“一部家族编年史”。编年史(chronicle)的方法,本就是民族志(ethnography)的要求,即是对一种社会历程之详细完整的描绘。1932年秋,林耀华在燕京大学曾选修派克(Robert E. Park)教授开设的“集体行为”课程,深受影响,尝引述道:“如果个人在社会中之关系为形式的,如果社会不止各分子总和,此种关系,应以互动或历程解释之”; “盖人有社会嗣业,从交通(communication)造就而成,又从交通传递而来;社会之生命及其连续,全视乎前代之民风(folkways)、教化(mores),技术(techniques)与理想(ideals)能否传于后代”。显然,民族志所理解社区意义上的社会,首先是一种时间性的生成、演化和流变过程,是一种动态的机制化和结构化形式。社区亦是一种空间性的关联形态,通过交往或传播的方式与其他社区乃至国家不断形成一种多向度传递的关系,进而形成弥漫或扩展性的文化网络。虽然学界对于华南地区之宗族社会素有研究,后来亦对《金翼》多有评价,但《金翼》采用的所谓编年史手法,即在特定的时空关系中追踪全面社会关联的方法,将“社会”的自然展开作为其构造的环节和脉络,则是独具一格。

  

不过,编年史的呈现并非仅是一种单纯的线性时间过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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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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