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萍 :澄清不同层面的“群己权界”

——基于严复《群己权界论》的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6 次 更新时间:2019-05-25 14: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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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即倾向于将政治国家视为群体权力的所有者;另一种是以洛克等人的观点为代表,认为国民个体只是将权力“信托”(trust)给政府,也即倾向于政治国家只是代理行使机构,国民个体始终是权力的真正所有者。  

   但不论在理论上权力归属于谁,在现实中,由于政治国家直接面对国家法律和政治制度的设计和实际执行,其内容广泛涉及经济、道德、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因此,政治国家总是与市民社会密切互动,时有冲突,也时有联合。而相对于市民社会以舆论风化等柔性方式发挥作用,政治国家则主要是依靠行政执法、乃至军队、法庭等刚性方式发挥公权力的作用。  

   二、国群层面的“群己权界”  

   由“群”概念的不同涵义可知,即便在广义人类社会层面上,也存在着“群己权界”问题。但《群己权界论》作为一部现代自由主义理论译著,并不是在广义人类社会层面泛泛而论,而是基于当时中国由传统帝国迈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语境进行的一种具体的论说。所以,严复在其中所指的“群”主要具有后三种涵义,也即一方面,他在社会与国家重合的意义上,以“群”指称现代性的国群——现代民族国家共同体;另一方面,他又在社会与国家二分的意义上,以“群”分别指称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这也就意味着,严复实际阐述了三个不同层面的“群己权界”,即(1)国群的“群己权界”;(2)市民社会的“群己权界”;(3)政治国家的“群己权界”。这三个层面互有关联,但并不能相互替代,需要逐一阐明。  

   其中,国群的“群己权界”代表着严复论说整体的立意宗旨,他在《群己权界论》首篇开头就说:  

   群理之自繇,与节制对。今此篇所论释,群理自繇也。盖国,合众民而言之曰国人(函社会国家在内),举一民而言之曰小己。今问国人范围小己,小己受制国人,以正道大法言之,彼此权力界限,定于何所?……[19]  

   对照原著便可以发现,严复并没有将密尔原著中的“society”或“civilsociety”译为“社会”或“公民社会”,而是译为“国群”“国”“国人”。相应地,他也没有将原著中的“civilorsocietyliberty”译为“公民的或社会的自由”,而是译为“群理自繇”。在笔者看来,这种对译大概出于三种可能原因:其一,密尔所论述的英国已经完成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建制转向深入发展阶段了,而“近代欧洲历史中的那种社会国家的二元论无法描述晚清中国的历史条件”,[20]具有明确现实意图的严复是有意以“国群”表达当时中国亟待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诉求。其二,密尔本人所使用的“市民社会”概念并没有严格地与政治国家概念二分,如高全喜所说:“这个‘政府’在穆勒那里已经因民主政体的有序运作而大大地同于社会”,[21]这复又将政治国家与社会合一的意味,故严复译为“国群”也无不妥。其三,从其后续论述中看,严复也使用“社会”一词,但大都限定在社会、国家二分的意义上。  

   但不论怎样,这里严复所说的“群”即“国群”,就是以现代民族国家为形态存在的国家社会。相应地,“群理自繇”就是指国群层面上的自由,其对立面就是由“治权之暴横”造成的“干涉”“节制”(英文:Authority)。  

   与自繇反对者为节制(亦云干涉)。自繇节制,二义之争,我曹胜衣就傅以还,于历史最为耳熟,而于希腊罗马英伦三史,所遇到尤多。民之意谓,出治政府势必与所治国民为反对,故所谓自繇,乃裁抑治权之暴横。[22]  

   既然如此,那么如何能现实有效地“裁抑治权之暴横”呢?严复给出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使小己与国群,各事其所有事”,[23]此所谓“群己权界”,也即“凡事吉凶祸福,不出其人之一身。抑关于一己为最切者,宜听其人之自谋,而利害或涉于他人,则其人宜受国家之节制。”[24]  

   当然,这一原则在实践中并不好把握,于是,他又进一步归纳了两条应用性的准则:  

   曰以小己而居国群之中,使所行之事,利害无涉于他人,则不必谋于其群,而其权亦非其群所得与,忠告教诲,劝奖避绝,国人所得加于其身者尽此。过斯以往,皆为蔑理,而侵其应享之自繇权者。此所谓行己自繇之义也。乃至小己所行之事,本身而加诸人,祸福与人共之,则其权非一己所得专,而于其群为其责。使国人权利,为其所见侵,则清议邦典,皆可随轻重以用事于其间,于以禁制其所欲为,俾其人无由以自恣,此所谓社会干涉之义也。[25]  

   由此可见,“群己权界”作为实现个体自由的基本原则,并不是要取消公权力,更不是纵容个体为所欲为(所谓“干之云者,使不得惟所欲为”[26]),而是以保护个体权利为目的,将公权力限定在不戕害个体自由的范围之内,其底线就在于不干涉个体生命、财产和思想言论的自由。与此同时,也需要保有群体的正当干涉权,以将个体自由限定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范围内。如此一来,通过保护每一个个体的自由,最终也保障了国群的群体自由。“群己权界”作为基本原则对于个体自由与群体自由是一种持中对待的立场。如上所提及,就其当时的语境而言,严复特以“群”指称“国群”,实质寄托着他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价值理想,这意味着国群的存在本身就代表着一种主体价值。可以说,严复从国群层面阐发“群己权界”,是基于现代民族国家共同体与个体同为价值主体的预设,对他而言,实现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群体自由与实现个体自由同等重要,故而,严复也将自由称为“絜矩之道”。不过,严复在“国群”之外,也从社会、国家二分的意义上使用“国家”一词,同时还时常以单音节的“国”替代“国群”或“国家”,这样在论述中就不免存在着混乱和矛盾。(后文详述)  

   在国群的层面上,严复特别强调“群己权界”的价值普遍性,将其视为文明之通义。这一方面是从一般伦理学的意义上讲,“群己权界”代表着一种现实的伦理价值观念;另一方面是从广义政治哲学的意义上讲,“群己权界”代表着一种基本的政治原则和政治主张。因此,他指出;“在小己国群之分界。……,理通他制”,[27]“学者必明乎己与群之权界,而后自繇之说乃可用耳。”[28]  

   不过,在更为具体的阐述中,严复并没有继续在国群层面上进行通论,而是指出,国群“函社会国家在内”,要进一步探讨“群己权界”就要分别“问以国家而待人民,以社会而对小己,何时可以施其节制?何事可以用其干涉?或以威力,如刑律之科条,或以毁誉,若清议之沮劝,则将有至大至公之说焉。”[29]显然,这里出现的“社会”“国家”与“国群”并不是同一层面的概念,而是涵盖在“国群”之下的次一级概念,而且他将“社会”与“国家”分立并举,也意味着“社会”与“国家”并不是合而为一的,而是各有所指的两个概念。据此逻辑可以推知,严复从国群的意义上提出“群理自由”要“裁抑治权之暴横”实际包括两种治权,即社会治权和国家治权,而国群的“群己权界”作为通则,也需要进一步落实为市民社会(社会)的群己权界和政治国家的“群己权界”。  

   三、市民社会层面的“群己权界”  

   严复尽管没有从学理上明确地将社会与国家分离开来,但在其论述中已经表露出这一思想倾向。事实上,他通篇所使用的“社会”大都是指与狭义政治国家二分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也正是因此,他才特别声明“个体对于社会之自由”是伦理学意义上的个体自由,而非“政界自由”。他曾在《政治讲义》中专门指出:  

   盖政界自由,其义与伦学中个人自由不同。仆前译穆勒《羣己权界论》,即系个人对于社会之自由,非政界自由。政界自由,与管束为反对。政治学所论者,一群人民,为政府所管辖,惟管辖而过,于是反抗之自由主义生焉。若夫《权界论》所指,乃以个人言行,而为社会中众口众力所劫持。此其事甚巨,且亦有时关涉政府,然非直接正论,故可缓言也。[30]  

   这二者的不同主要体现在干涉的方式和内容上。他指出:  

   盖谓一人所为,使利害止于其身,所受罚于群者,止于称誉之不隆,与其相因而起之不便耳,过斯以往,社会无此权也。[31]  

   事立而于人有不利,如此则施者之身,虽为国律所不必及,可以为清议所不容。[32]  

   其中,“止于称誉之不隆”即表明社会(治权)干涉的方式主要是舆论批评,而社会干涉的内容,除了“公恶”,还有国家法律未明确涉及的内容。对此,他讨论最多的是关于思想言行的“群己权界”,同时也延伸到社会议政和经济贸易的“群己权界”等。虽然他将这些内容划到了国律之外,但据此认为,市民社会的自由只是间或与政治相关,却是与其整体论述相抵牾,而且也不符合社会实情。  

   首先看个体思想言行的自由。严复将言行自由视为“民直”(也即公民权利),同时强调坚持保有个体自身的独特性乃“民德之本”。因此,在市民社会中,只要个体的思想言论与他人利益无损,社会就绝无权进行干涉,更无权要求“一一必俯循乎国俗”。[33]这意味着是否侵害他人的权利是社会施用公权力的唯一正当依据,而流俗的纲常伦理并不能作为评判个体思想言行与否的标准,更不能作为社会施用公权力的理由。  

   进一步地,思想言论自由不仅是个体应享的权利,而且对社会、国家无不有益;相反如若人人美俗,民德泯然大同,社会反倒失去了活力。  

   ……民德最隆之日,在在皆有不苟同不侪俗之风。而如是之风,又常与其时所出之人才为比例。心德之刚健,节操之坚勇,其见于历史者,皆在自繇最伸之日。惟今日敢于自异者之无人,此吾国所为可大惧耳。[34]  

   然而,在现实中,人们往往将特立独行、与众不同的个体视为异端,“将其得罪于俗之深,不仅蒙讥而己,行且以彼为狂人,甚或夺其财产,畀其戚属,使为主之。”[35]严复认为,这种公众舆论并不是真正的共识,而只是奉行纲常名教的强势者通过舆论引发“庸众”的跟风造势所致,所谓“向使萃千百之庸人,篡一时公论之名,于一切有劫持之势”。[36]除了各种“舆论暴力”,更有甚者是,有人据此为由侵害个体的生命、财产,这也就是社会治权之暴横。严复在这个意义上强调,保障个体思想言行的自由首先是要警惕来自市民社会内部的公众对异己思想的侵犯。  

   不过,在他进一步的论述中却表明群体对个体言行最严重的干涉,往往由政治行政权力所为。他以罗马帝国的明君奥勒留为例,详细论述了其如何以高尚而坚定的道德主张扼杀了个体思想言行的自由,并得到了民众们的赞同。[37]而在中国历史上也不乏此例,明清的专制统治者也以高尚的“天理”道德扼杀着个体的正当欲求。这实际反映出市民社会中群体对个体自由的干涉,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密切关系:一方面,占据优势的社会力量会借助政府权力党同伐异;而另一方面,政府或借助社会舆论等世俗力量,或自己充当流俗纲常伦理的强力维护者,由此介入市民社会,干涉个体言行自由。这虽然更深刻地说明社会群体侵害个体自由的后果,但其内容实质已经溢出了对市民社会内部横暴的警惕。也就是说,这已然不单纯是一个伦理意义的个体自由问题,而且同时是一个政治意义上的个体自由问题。  

不仅如此,严复对于市民社会中的议政与经贸方面“群己权界”的论述,更明显的超出了所谓“伦学自由”的范围。要知道,严复所言“清议”不仅仅指社会群体对于个体道德言行的舆论,而且也指民间对于政事的议论。在他看来,在政府之外,保有个体对政事的不同论议,这不仅是个体自由的基本内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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