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睿:中美对抗下台湾的道路转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50 次 更新时间:2019-05-22 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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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睿  

序言

国际社会是由众多成员所聚集,成员们也为着自己的“生存与发展”在忙碌着,传统的“政治地理学”由这个着眼点,把国家视为有机体,二次大战爆发后,这个学说成为“代罪羔羊”,被认定为伪科学,却无法抹去“生存与发展”的事实需要。

“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具有不同的政治识别,“无政府状态”是主要的分野,虽然国际社会成员们,可以创造制度、形成规范,让彼此相互依赖着,却也无法有效处理“冲突”问题。“没有共同权力的地方就没有法律,而没有法律的地方就没有所谓不公正。”没有“道德”成为无政府状态的特征,国际社会成员只能依靠“自助”的方式“捍卫生存”与“促进发展”。

“捍卫与促进”是以资源为基础,无资源难成工具,无工具难以展现力量予以实践。在国际政治领域,国家力量转变为国家权力,“生存与发展”则是国家的根本利益,透过权力追求利益极大化成为国家天职。

二战后,美国和平转移了英国的主导权,卸掉日本的经济竞争能力,赢得冷战的长期斗争,进入了“独强”地位,“霸权稳定”的思想,解释着“美国治下的和平”,用中国传统观念,“以力服人者霸”,“霸”乃是基于“力”而来。

一、美国“战略中心主义”的重现

2017年美国军方提出了“整体政府”(whole government)的概念,主要的意义便是重返冷战的“战略中心主义”的运作,也就是各部门的政策应满足“国家战略”目标需求,进行力量的整合与协调。

奥巴马政策,主要源自于经济中心为视野,复苏国内经济为要务,对外关系上,则以“多边经济”协定(TPP),联盟关系重塑,安全议题升级构作运行,军事战略介入并不明确。这样的观点仍是一种“融入主义”,以经济政策为优先的主张,如今被特朗普政府视为是失败的政策。

战略中心主义,更多的是倾向于安全战略的设想,2017年起,俄罗斯、中国被视为“战略竞争对手”,三个重大的的行动,被提上日程,一是常规战争取代反恐战争的指导,2019年军费高达7160亿美元,同时主导“印太战略”联盟体系的塑造;二是对中国大陆发动关税,科技、汇率、经济主权的较量;三是台湾作为抵销中国大陆的地位被强化。军事的、经济的、联盟的、外交的力量要素共同施作,构成对“中国崛起”的“整体政府”行动。

这样的发展趋势,正如“修昔底德陷阱”论者艾利森(Graham Allison)所说,“中美战略基础的确已经受到瓦解”的评断。

二、中国成为主要假想敌人

中国大陆的体量与发展,具有挑战美国地位的潜力,战略中心主义主要是以“能力”作为竞争思考的基础。2000年中国大陆GDP进入1万亿美元总量,当年小布什政府便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说的通俗一点,便是视中国具有“威胁能力”的假想敌。

但受到911恐怖攻击事件影响,美国将战略目标转向“全球反恐”,在“全球反恐战略”需要下转化了对中国的“战略竞争”态度,却也无法掩饰美国对中国的“疑虑与企图”,让中国大陆警觉,启动了加大军事战略发展的投入。

2010年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崛起的事实已经摆在眼前。奥巴马政府一方面要处理国内金融危机所产生的经济困局,同时针对中国崛起,喊出“亚洲战略再平衡”的施作,2016年南海国际仲裁的宣布达到高潮,却因少了军事权力的支撑,反而弱化了美国在亚洲同盟眼中的“承诺”。

美国亚洲“战略再平衡”的乏力,引起美国战略学派者的不满,2018年年初美国学界、政界、业界兴起对中国政策的大辩论,认为未来五年内是抑制“中国崛起”的关键时期。2019年3月27日蓬佩澳(Pompeo)在“国会”的听证会上表明“确保中国和俄罗斯不能获得战略优势”,中国的排名显然超越俄罗斯,成为“头号”的假想敌。

三、美中冲突的效果评估

中美之间的战略冲突,来自于四个命题,“2010年美国在亚洲战略再平衡的推动;2013年大陆推行“一带一路”经济全球化战略; 2018年中美的经济战的对垒;2017年后两造的军备竞赛。”

西太平洋权力再平衡的命题,如今已经转变为印太战略,此域的冲突由东海、台海、南海,进入了南太平洋的链接,权力冲突已由第一岛链,向东扩大到第二、三岛链领域延展,介入了美澳传统战略控制区。

一带一路经济战略,如今已由发展中国家参与,吸引了七大工业国家中的意大利,卢森堡也相继加入,打破了7G的联盟态度,此战略向东拓展,进入南太平洋岛国,引起了美、澳警惕,同时让美国忧虑南太对关岛、夏威夷的军事影响。由于一带一路共赢信念与多边主义的倡议,让中国的国际形象提升了许多。

中美的贸易战,经过一年的交锋,如今已经明朗化,美国经济竞争的议题,远远超过关税与贸易逆差,还包括了技术移转、智慧财产权保护、金融汇率与经济结构调整等,2019年4月3日刘鹤至美展开第九轮磋商,进一步讨论“协议文本”,没有意外的话,今年下半年应有一个结果。

军备竞赛部分。从中美经费投入观察,美军2019年7160亿、2020年规划7500亿国防投资,相较于奥巴马时期,高出千亿的预算,约占GDP4%。从中国方面来看,2019年为1776亿,相较去年增长7.5%,约占GDP1.5%。从军费投入来看,显示美军的焦虑,对此,却难以评断中国是否加入了军备竞赛行列,从造舰速度来看,一年下水船舰约为中等国家舰艇数量,确实也是快速的。

以上四个命题分析,贸易战已经逐渐接近尾声,而“一带一路”发展,也突破了工业国家的抵制;另外两个命题皆属地缘战略的议题,美国仍必须依赖联盟进行战略缔造。然军事投资的扩充力度,若从美国军费占比4%与中国军费的1.5%相较,显然是中国大陆的余地优势高于美国,因此,战略平衡的权力向谁倾斜,如今言之过早,地缘战略的摩擦,将持续且加剧进行。

整体而言,中国大陆因快速发展,形成大国间的恐惧,大国动用各项资源与工具进行阻滞其崛起速度,中国大陆在国际社会中的政经活动,短期间难免受到压制,由于中国大陆在国际间的“姿态与主张”,相对于美国温和与诚信,且和平年代经济发展是主流势,欲以安全视野的“混和战略”手段介入经济发展,实为不易。美国为首的情报单位与华为5G的交锋显见乏力,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更何况撼动中国大陆庞大的经济体,长期而言效果是有限的。

四、美国积极打出台湾牌

中美之间最敏感的地缘杠杆,莫过于“作为战略资源与工具的台湾牌”。奥巴马卸任前签署了201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首度将“台美军事交流”列入法条,启动了“台湾牌”的操作,之后的2018法案强调“军舰相互停泊对方港口与防御合作”、2019法案更是直接提出“协助台湾发展不对称作战能力,维持台湾充分的防卫能力”。在外交事务部门,通过国会运作完成了“台湾旅行法”、“亚洲再保证倡议法”。

美国为了能掌握“一中政策”的诠释权,不但“立法明志”,同时化为行动以示信诺。例如在军事上售台F16V战机、神盾系统战舰、M1A2战车、协助潜艇制造、完善C4ISR系统等等,以提升台湾防卫能力;其次,派出伯克级战舰、B52轰炸机,自由航行与飞航台湾海峡、南海水域等行动。在外交上,成立美台印太战略谘询会议、将台湾纳入印太战略体系、维系南太平洋岛国邦交、促使南太平洋岛国论坛“平等承认大陆与台湾地位”等。

除此之外,2019年开始,美国政府更是直接介入两岸关系,如蓬佩澳指出,“美国正利用各种工具来阻止外交孤立台湾”,史迪威(David Stilwell)“反对北京以胁迫方式推动两岸统一”,印太司令戴维森(Philip Davidson)“习近平的一国两制方案,不能反映双方的意愿”。这些动作已经贴近了“主权”的底线,必然会引起中国大陆的反制动作。

五、台湾面临战火的冲击

在未分析台湾困境时,首先必须理解“战略”隐含着“暴力与诈欺”要素的美化,“战略”成为一个国家对外关系的中心位置时,“战略语意”狡黠性质必须关注。殷鉴不远,中东国家的悲剧,都是验证“战略中心主义”最佳的例子。战略是具有弹性的,力量有变,战略途径也随之改变,台湾没有乐观的本钱。

确实,这三年台湾战略地位是升高了,但却是在美国“战略需求托举”下形成。台湾已经进入美国战略谋划圈,既不是搭便车,也不是相互依赖,而是完全战略依赖。

美国这三年对台政策也确实在活化,但美国仍有底线的思考。例如军售F16V全新战机,是实实在在“三代半”空优机,但若比较中国大陆空优机性能与J10C相当,技术水平并无超越中国大陆;美国与台湾成立“印太战略”的谘询会议,并无逾矩一中范畴;蓬佩澳所称维护“台湾国际地位”乃是指南太平洋岛国与台湾现存的“建交国”;“一国两制”问题,是基于“维持两岸现状”的评断。美国确实介入台海关系,但底线仍是存在,台湾必须认清细微处的政治意义。

2019年3月31日晚“国防部”发布新闻稿,“共军两架歼11型战机,于上午11时许越过“海峡中线”,进入海峡西南空域。”这是一个警讯。大陆智库学者刘国琛表示,“所谓“‘海峡中线’是个伪命题。”“美国军舰今年已经三次通过台湾海峡,大陆方面做出应有的反应,一点儿也不奇怪。”台湾与美国战略同步,欲乘势急于谋求台湾“独立”地位,却将“冲突战火”悬在自家门上。

台湾战略依赖,失去了战略耐心与定力,也失去了理性判断。中美冲突,美国目的乃在“抑制中国大陆发展速度维系美国霸权”,台湾急于“独立”心态,美国也乐于视台湾为杠杆,祸及台海。一来可以减轻中国大陆在南太平洋岛国经营,突破美国第二、三岛链的战略防御设想的压力;其次,若冲突升高引发战火,迫使大陆由经济发展战略转向台海战争遂行,放弃了和平发展的背景,两岸陷于军事冲突。

台湾的盲动,直接替美国完成了战略目的,而台湾却成了杀戮战场,并未能获取任何利益,所以,台湾必须拾回战略自主,转变“脱中入美”的依赖战略,“战略自主”方能掌握台湾实质利益的导向,去除“依赖战略”,避免战火摊牌。

六、台湾可选择的道路

台湾在道路的选择上,首先,要重视两岸“和平发展”的大背景,事实上,“维持两岸现状”,所指的便是目前“台海和平”的状态。陆委会主委陈明通,明示“修改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不把中国认为是‘外国’,如今‘“国安法”’要修法为敌方。”实陷于两岸目前状态是属于内战时期,一方面享受着“和平发展的红利”,同时又要否定“两岸和平发展的相互关系”,相当矛盾。

在和平发展的大背景下,台湾仍有两个方案可以选择,“和平协议制度竞争”、“平衡性的对外关系”等两组概念。

“和平协议制度竞争”,“和平协议”是将两岸和平发展关系以协议方式确立,同时在和平协议之中表述“制度竞争”的概念。这条道路趋近于“一国两制、一中各表的精神”,是建立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下构建。勿论称呼彼此关系为“一国两府、一国两治或是一国两体”,只在没有“敌人”的概念下,无障碍地、无歧视地进行两岸交流及良性的制度性竞争。这条道路,既符合台湾宣称的民主制度价值,也符合大陆制度自信的态度,同时也可以去除“台独”“藉华之壳行独之实”,区隔“华统与华独”的差异。

“平衡性的对外关系”,这样主张或许被联想为马英九的和平主义,主张和中(陆)、友日、亲美的平衡性外交关系,目的是避免台湾成为“弃子或棋子”的下场与地位。平衡性外交最困难的问题仍是安全议题,由于“国军”长期以来,不论在“装备、技术、思想”上,皆以美军体系接轨,如何在这项议题维系“中美台”的平衡性,台湾应该想办法令美军放心,保证不涉及美军军事机密范畴下,让美国不再阻挡两岸“军事互信机制”的建立,以达到两岸“去安全化”,避免战争,防杜“战争代理人”陷阱的出现,让台湾安全与经济发展得以兼筹并顾,在真正和平发展的大背景下,展开两岸的良性竞争。


张明睿,中华郑和学会秘书长

来源:《中国评论》月刊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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