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枫:何谓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17 次 更新时间:2019-05-20 23:3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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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枫 (进入专栏)  
尼采敬佩布克哈特的高贵精神品质,但对他试图以一种史学教育来对抗另一种史学教育的做法是否有效则深表怀疑。在著名的《史学对于生活的利与弊》一文中,尼采很不客气地说:

   我把这个时代有理由为之骄傲的某种东西,即它的史学教育,试图理解为这个时代的弊端、缺陷和残疾,因为我甚至认为,我们所有人都患上了一种折磨人的史学热病,而且至少应当认识到我们还有这种病。(63)

   说到“史学热病”,我们会想到前些年出现的所谓推翻“西方伪史”热。据网上传闻,甚至有社会流氓混入了史学界,自称以扶正中华文明为使命要“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这类传闻倒不必当真,但是,所谓“原始的欧洲”因我们中国才进入“天下文明”,西方人的文字、航海、科技、经济、制度、民主、哲学和史学统统凭靠复制中国历史才制造出来——这样的谵语出自史学科班出身的“史学家”,的确算得上“史学热病”的证明。(64)

   好在这种热病一眼就能看出,与此相反,凭靠“欧美最文明国”的民主制度理念把据说被颠倒的中国古代历史再颠倒过来的当代中国史学“热病”,就让人不容易看出来了。

   希腊化时期有位希腊语作家名叫欧赫墨儒斯(Euhemerus),写作年代大约在公元前311年至公元前298年间。他的《圣纪铭文》(Hiera anagraphē/Sacred Inscription,仅存残段)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印度洋上有座小岛名叫“至尊”(Panchaia),人们在岛上发现了有关古希腊诸神事迹的铭文。(65) 这些铭文说,乌拉诺斯、克洛诺斯和宙斯无不是伟大的古老氏族的国王,被感恩的民人尊奉为天神。

   这篇纪事相当于如今所谓小说,岛名“至尊”(Panchaia)明显是语词编造:希腊文的介词“pan”(全)加形容词“chaios”(高贵的、美好的)。纪事的背景在印度洋而非地中海,成文年代又恰好在亚历山大打造希腊化帝国之后,因此沃格林说,这个文本显然“旨在塑造为人民普遍向往的社会秩序”。用我们的作者的说法,这篇古希腊纪事在从事“立教事业”,或者如今所谓构建帝国所需要的意识形态。由于“古希腊人既没有编年史记录,也没有足够连贯的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并且首先是因为他们没有年代学”,欧赫墨儒斯就需要编造宙斯神族的历史起源叙事。(66)

   欧赫墨儒斯的意图也许是,通过出土铭文来证明数百年前的古希腊史诗和抒情诗作品中记叙的诸神事迹都是史实,从而是可信的。他没想到,结果也许恰好相反:这些出土铭文证明,古希腊人所信奉的传统诸神并非真的是天神,他们不过是历史上的各色绿林好汉而已。因此,近代欧洲新派史学兴起后,欧赫墨儒斯的这篇小说变成了一种实证史学的代名词,即所谓“欧赫墨儒斯式说法”(Euhemerism),被用来比喻一种双刃式的史学证明:用于证明古代神话可信的史料,同样可被用于解构古代神话信仰本身。(67)

   17世纪末,有位教士出身的梵蒂冈史学家名叫比安奇尼(1662—1729),他依循《圣经》中的叙事编写了一部《普遍历史》(1697年)。(68)当时,刚刚兴起的实证科学正迅猛颠覆基督教欧洲的共同信仰基础——《圣经》中的圣史叙事。为了替基督教的“普遍历史”辩护,比安奇尼刻意不用《旧约圣经》的材料,而是大量采用人文主义者的各种文史考据成果,甚至利用他主管梵蒂冈文史部门的职位之便,采用独家所有的异教文献,用史料来维护已经受到挑战的基督教“普遍历史”。

   比安奇尼本来试图以此证明,俗世的史料不仅不会否证反倒会证实《圣经》中的记载,没想到这种方法让人引出的结论是:古代的神话故事不外乎是历史的扭曲反映。(69)于是,比安奇尼的实证式圣史论证成了“欧赫墨儒斯式说法”的典型。当时正值古今之争吵得火爆的历史时刻,崇今派健将、长命百岁的丰特奈尔(1657—1757)大为称赞比安奇尼的考据史学风格,比安奇尼去世那年还写了一篇《颂文》(éloge)悼念他。(70)

   沃格林曾提道,“柏拉图无须担忧尤斯赫尔主教提出的创世日期”,黑格尔则必须“小心谨慎地安排他的古代历史时间表”。(71)因为,尤斯赫尔(James Ussher,1581—1656)这位爱尔兰大主教在其《旧约编年史》(Annals veteris testamenti,1648)中推算出,上帝创世的时刻在基督诞生之前4,004年的10月22日傍晚至23日清晨之间。(72)这让笔者想到,司马迁无须担忧如今的实证史家们的刀笔,但我们的作者是否如此就难说了。

   古希腊和古罗马都没有史官,所谓史书起初都属于散文纪事作品,好些史书作家本来是政治家或带兵打仗的将军,他们的写作方式与我们的史书非常不同。纪事书的作用首先是政治教育,让人们知道何为“政治的卓越品质”(political excellence)。笔者相信,这本“读书报告”的时代意义在于,它向我国阵容庞大的史学界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样的史学样式或史学精神才切合我们今天的“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

   (1)作者简介:刘小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董成龙:《武帝文教与史家笔法:〈史记〉中高祖立朝至武帝立教的大事因缘》,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90页。以下引用随文注篇名及页码。

   (2)  参见沃格林:《天下时代》,叶颖译,译林出版社,2018年,第372页。

   (3)  参见董成龙:《武帝文教与史家笔法:〈史记〉中高祖立朝至武帝立教的大事因缘》,第18-19、26-27、44-46、54、137-138页。

   (4)  参见董成龙:《武帝文教与史家笔法:〈史记〉中高祖立朝至武帝立教的大事因缘》,第21、102页。作者在那里提到20世纪中国的两件重大政治实事。

   (5)  参见吕思勉:《中国的历史》(1920年),新世界出版社,2016年,第72-74页。

   (6)  司马光:《资治通鉴》(第二十二卷),中华书局,1976年,第747页。

   (7)  辛德勇:《制造汉武帝:由汉武帝晚年政治形象的塑造看〈资治通鉴〉的历史建构》,三联书店,2015年,第1页。以下随文注篇名及页码。

   (8)  参见蔡美彪:《中华史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58页。

   (9)  费正清、赖肖尔:《中国:传统与变革》,陈仲丹、潘兴明、庞朝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71页;另参见第72-73页。

   (10)  内藤湖南:《中国史通论》,夏应元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70页。参见蔡美彪:《中华史纲》,第50页;伊佩霞:《剑桥插图中国史》,赵世瑜、赵世玲、张宏艳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第44页。

   (11)  谭嗣同:《仁学》,载谭嗣同:《仁学——谭嗣同集》,加润国选注,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70页。

   (12)  参见朱维铮:《走出中世纪》,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该书增订版有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和2009年版以及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朱维铮:《走出中世纪二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

   (13)  参见曼斯菲尔德:《新的方式与制度:马基雅维利的〈论李维〉研究》,贺志刚译,华夏出版社,2009年。

   (14)  诸如此类的汇通贯穿全书:在说到“颠覆某个政权”时,用括弧为“颠覆”一词加了英文“upside down”(第79页);提到“统治秘术”时,用括弧附上了拉丁语“arcana imperii”(第117页);在引用“迂远而阔于事情”时,用括弧为“事情”一词加了英文“condition”(第157页);在说到司马迁批评秦朝“议卑而易行”时,用括弧附上英文“low but solid ground”(第160页)。

   (15)  参见布克哈特:《君士坦丁大帝的时代》,宋立宏、熊莹、卢彦名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三卷本《古希腊文化史》在布克哈特生前并未刊印,由布克哈特的侄子编辑出版:权威考订本Jacob Burckhardt,Griechischer Kulturgeschichte,3 Vol.,Rudolf Marx ed.,Stuttgart,1952;中译本依据英文节译本移译:布克哈特:《希腊人和希腊文明》,王大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16)  参见Ernst Zeigler ed.,Jacob Burckhardts Vorlesung über die Geschichte des Revolutionszeitalters,Basel,Stuttgart,1974。法国大革命之后,西方思想界对革命成因的反思,直到20世纪也还没有达成共识。参见Alfred Cobban,Historians and Cause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revised edition,London,1958。

   (17)  参见许盘清编:《史记地图集》,地震出版社,2017年,第339-340页。

   (18)  利奥波德·冯·兰克:《世界史》,陈笑天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7年,第294页。

   (19)  杉山正明:《游牧民的世界史》,黄美蓉译,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4年,第80-83页。

   (20)  参见麦高文:《中亚古国史》,章巽译,中华书局,2004年,第76-77页;王治来:《中亚史纲》,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57-58页;扎林库伯:《波斯帝国史》,张鸿年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86-199页;哈尔马塔主编:《中亚文明史》(卷二),徐文堪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15年,第44-46页。

   (21)  参见伯里:《希腊史》(卷三),陈思伟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6年,第971-983页;哈蒙德:《古希腊史》(1959年),朱龙华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000-1008页。

   (22)  参见W.W.Tarn,The Greeks in Bactria and Indi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38(1951),pp.1-33。

   (23)  兰克:《世界史》,第315页。

   (24)  兰克:《世界史》,第315页。

   (25)  参见麦高文:《中亚古国史》,第78-82页;王治来:《中亚史纲》,第72-84页;塞克斯:《阿富汗史》(第一卷,上册),张家麟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116-144、145-169页;扎林库伯:《波斯帝国史》,第213-238页;小谷仲男:《大月氏:寻找中亚谜一样的民族》,王仲涛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21-49页;哈尔马塔主编:《中亚文明史》(卷二),第67-70页;Tarn,The Greeks in Bactria and India,pp.71-128。

   (26)  参见哈尔马塔主编:《中亚文明史》(卷二),第94-97页。

   (27)  参见许盘清编:《史记地图集》,第3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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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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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治思想史 》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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