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枫:何谓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22 次 更新时间:2019-05-20 23:3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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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枫 (进入专栏)  
司马迁的《史记》中称“大夏”。4年后(公元前246年),即秦王嬴政元年,周帝国的分裂局面开始走向尾声。这个时候,罗马共和国才即将结束第一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64—公元前241),凭靠夺取西西里站稳脚跟。

   接下来,以塞琉古帝国的挣扎和倾覆为中心,爆发了世界史上有记载以来的第一场世界大战,历时长达近两个世纪,卷入的地缘政治势力,西至地中海的罗马共和国和托勒密王国,东至中亚的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和南亚的孔雀王国。最终结果是,西方的罗马帝国与中东的帕提亚帝国(Parthian empire,公元前247—公元224)在战争中崛起,经过长达一个世纪的交手,在公元前最后的十余年里达成妥协。

   汉武帝的西征发生在这场世界大战的转折关头,虽然两个战场没有连接在一起,从世界历史来看的确具有重大意义。

   公元前249年,即巴克特里亚脱离塞琉古帝国不久,这个希腊化帝国的帕提亚(Parthia,北至美索不达米亚的幼发拉底河,东抵中亚的阿姆河)行省总督安德拉戈拉斯(Andragoras,原波斯贵族)叛变。10年之后,盘踞在从里海到特詹河(Tedzhen)流域农耕绿洲边缘地带的帕尔尼人(Parni)部落联盟在其酋长安息塞斯一世(Arsaces I,生卒年不详)率领下,入侵帕提亚,杀掉希腊总督,逐步建立起帕提亚帝国,《史记》中称“安息”。

   希腊人的塞琉古帝国并未轻易罢休,公元前230—公元前227年间,塞琉古二世(Seleucus II,公元前246—公元前225在位)发动了收复已分裂出去的帝国东部行省(帕提亚和巴克特里亚)的战争。由于地中海南面的托勒密王国不断进击塞琉古帝国西部(史称“叙利亚战争”),塞琉古二世的清剿行动本来已经取得成效,为了应付西面之敌不得不退出已经平定的东部失地。

   托勒密三世(Ptolemy III,公元前246—公元前222在位)继位后,趁塞琉古帝国内乱继续向东推进。尽管如此,安提俄克三世(Antiochus III,公元前241—公元前187)继位后,塞琉古帝国在收复东部行省失地方面仍然有可观斩获。安提俄克三世没有料到,罗马共和国崛起得实在太快。趁两个希腊化王国陷入地缘冲突,罗马人迅速东进,从小亚细亚入侵塞琉古帝国,并在公元前190年重创安提俄克三世。(25)

   塞琉古帝国并未随即倾覆,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这个希腊化帝国苦苦挣扎,既要对付东部不断崛起的帕提亚帝国,又要对付西部迅速崛起的罗马共和国。公元前131—公元前130年,安提俄克七世(Antiochus VII,公元前138—公元前129在位)凭靠当年亚历山大在中亚地区播下的希腊化城市作内应,数度重创帕提亚帝国势力,并一度深入其腹地。然而,从西面入侵的罗马人在背后插了一刀:公元前129年,英勇的希腊帝王安提俄克七世在与罗马人的战斗中身先士卒,壮烈牺牲。

   西方的古代史家会提醒我们,公元前129年是“希腊化中亚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塞琉古帝国从此不复存在,其疆域收缩为叙利亚地带。由于罗马人接替希腊人与帕提亚帝国交手,而帕提亚帝国自身又屡屡出现分离性动乱,这场世界大战还要持续一个世纪。(26)我们则应该想起,汉武帝恰好是在公元前129年对不断“侵盗暴虐中国”的匈奴发动第一波全面攻势,并在二十多年后远击大宛。(27)

   在此之前的公元前230年或公元前223年时,脱离塞琉古帝国的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在欧绪德摩斯一世(Euthydemus I,公元前260—公元前195)治下向北扩张,夺取了大宛,并按希腊方式在各村镇修建坞堡。他的儿子德墨特留斯一世(Demetrius I,公元前222—公元前180)在位期间(公元前200年起),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又向兴都库什山脉以南和西北印度扩张,俨然有成为帝国的态势。因此,一百多年后,武帝的中华军队兵至大宛,堪称中国与西方印欧民族的首次政治性接触。据说,“宛”很可能转译自梵语的“耶婆那”(Yawana),巴利语写作“Yona”,而这个语词转写自“íōnes”(Ἴωνες=Ionians[伊奥尼亚人]),因为,“耶婆那”泛称随亚历山大东征移居南亚和中亚的希腊人。(28)

   巴克特里亚(大夏)地处西亚与中亚接壤地带,往南可通印度北部的孔雀王朝,往东可通中华帝国,往北可通中亚和西伯利亚,堪称地缘政治学上所谓的通道地带(gateway zone)。无论在当时还是19世纪中叶世界历史进入帝国主义时代抑或今天,这一地带又算得上地缘政治学上所谓的破碎地带(shatter zone)。(29)

   大夏虽然脱离了塞琉古帝国,毕竟是亚历山大东征时所开辟的属地,而且长期承认塞琉古帝国为宗主国,自然成了希腊化王国抵御“好斗的”游牧集团的东部屏障。一百多年后武帝西征,中华帝国就与希腊化王国对游牧集团形成夹击态势,或者说形成了地缘政治学上所谓的挤压地带(compression zone)。重要的是,今天的我们应该看到,这个时候,世界历史上波澜壮阔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没有结束。

  

   三、司马迁笔下的远伐大宛

  

   亚历山大的抱负和汉武帝的骨气在世界历史上相遇,共同开辟了名垂青史的丝绸之路,尽管此路实际开通时,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已经是罗马帝国—帕提亚帝国—中华帝国的三分天下。从这一意义上讲,武帝时代的确堪称世界历史上的第一个中国时刻。毕竟,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控制着兴都库什山以北的全部阿富汗,还有中亚的一片条状地区”,“他们的袭击延伸到了中国汉朝的边界”,“这是中国与其他文明世界之间最初的正式接触”。(30)

   亚历山大灭掉波斯帝国后继续东征,据说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求知欲:走到天下的东极。与此不同,武帝持续西征则是为了华夏共同体的生存安危。

   事实上,和平相处在经济和政治上都需付出巨大的代价。不断地进贡不仅是经济上的负担,也显出政治上的软弱。所以,汉帝国决定一劳永逸地解决匈奴的纠缠。首先夺取河西走廊,控制农业富庶的西域地区,接着经过近十年的多次征战(结束于公元前119年),将游牧部落赶回他们原来的地方。河西走廊通向西部的帕米尔高原,高原以西就是一个崭新的世界。中国为一条横跨大陆的交流通道打开了大门——“丝绸之路”就此诞生。(31)

   应该说,没有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亚历山大充满权力欲的东征,单凭骨气硬朗的武帝西征,没可能开辟出这条政治性的丝绸之路,尽管在此之前可能已经有了私人性的丝绸之路。毕竟,武帝西征时,大夏已经存在了一个多世纪,而这个希腊化的政治单位实际控制着美索不达米亚与中亚和南亚(印度)的交通枢纽,尽管希腊化的塞琉古帝国当时正在不断碎片化。

   我们不能忘记,亚历山大东征的最初动因同样是一劳永逸地解除泛希腊政治体面临的来自东部陆地没完没了的威胁,与武帝西征的原初动因并无不同。(32) 亚历山大死得太年轻,否则,他的帝国未必会陷入内战状态乃至分崩离析,让罗马人趁机得利。罗马人崛起之后,收拾希腊化的内战状态,并致力于接替希腊人控制美索不达米亚这个火药桶地带,从而与正在崛起的中华帝国相遇。

   欧亚大陆边缘地带东西两端两个新生帝国在世界历史上的这场相遇足以表明,20世纪初,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1861—1947)对世界历史地缘政治大势的描画看似没错,其实不然。世界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显然并非欧亚内陆心脏地带游牧集团与边缘地带文明政体的地缘政治冲突,而是边缘地带各文明政治单位之间的冲突。麦金德提出所谓心脏地带与新月形地带的二元对立这一政治地缘的历史模式,不过旨在为陆上强权与海上强权的对立提供政治史学证明,以守护大英帝国的殖民扩张所得,这种思维明显只有在航海大发现之后才有可能。20世纪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荷兰裔的美国地缘政治学家斯皮克曼(1893—1943)以所谓“边缘地带”威胁论取代麦金德的“心脏地带”威胁论,不外乎把大英帝国的政治地缘视角置换成了当时正在崛起的美帝国的政治地缘视角。(33)

   历史的经验应该让我们记取,从地缘政治学视角看世界历史,必须注意地缘政治变动的历史阶段状况。由此可以理解,从世界历史的视野来看中华帝国在周—秦—汉时期经历的古今之变,难免不易把握要津。对比观察世界古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十分诱人,却处处充满陷阱。日本学界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名家宫崎市定(1901—1995)的文笔让人一看就知道他脑子忒灵,但他的如下说法显然离谱:

   (中国)战国(时期)的领土国家并立,就西洋来说则类似于统一了意大利半岛的罗马与迦太基、叙利亚、埃及等对峙的状况。一度在西洋长期独立活动的都市国家,此时都被吸收到领土国家中,只是作为领土国家的一个单位才被允许存在。(34)

   战国时期七国争雄,毕竟是在周天子的“天下”内打斗,秦代周属于改朝换代,而罗马共和体把亚历山大征服的地域纳入囊中之前,地中海地区从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治单位,两者岂可同日而语!

   宫崎市定还说:“人类最古老的文明产生于西亚的叙利亚一带,向西传播后成为欧洲文明,向东传播成为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35)这一说法来自西方的世界史学界的一般看法,却并未得到实证研究的证实。(36) 今人能够明确看到,自公元前一千年以来至罗马帝国形成的第一个世界历史的普世时段,地缘政治冲突的基本动源确乎来自如今仍然处于战争状态的美索不达米亚及其周边地区(叙利亚、伊朗、伊拉克一带)。但这一以帝国更替为基本特征的地缘政治冲突的走势,明显是向西移动,而不是同时也向东推移。苜蓿或葡萄之类植物种子的东移,与地缘政治冲突的东移显然是性质不同的两码子事。

   施米特年轻时就已经注意到,地中海即古希腊—罗马文化“成了一条龙”,它盘踞在“位于人类向北迁徙的道路上”:

   不过,它也有自己的对应物。东方,还卧着另一条龙。在印度,蜂巢地的这对孪生子的道路发生了分岔,高止山脉的前印度山系为两路迁徙者指明方向。其中第一条朝西北方向走,而第二条则朝东北走,想届时留在中国,“苟且偷生”。直到另一条龙战胜地中海、人类抵达北方,那个向它伸手的兄弟,也要把它拽到北方。(37)

   这段文字极为精炼地概括了两千年来世界地缘政治嬗变的历史大轮廓:起初,这个世界上出现了两条“龙”,一条在地中海的西方,一条在高止山脉(Gatsberg)以东,即“东方的黄龙”。两条龙因高止山脉的岔路而失之交臂,后来出现了第三条“龙”,人们应该称之为“日耳曼龙”,它“战胜地中海”并取代了古希腊—罗马文化这条“龙”。

   “日耳曼龙”会继续“朝东北走,想届时留在中国”,因此,“东方的黄龙”最终会成为“抗衡地中海龙的力量”。施米特待年齿渐长后才看清楚,“日耳曼龙”又摇身为“北美龙”,它越过太平洋“朝西北方向走”,不会再遇到高止山脉的岔路。因此,“东方的黄龙”将要面对的搏杀对手不再是“地中海龙”,而是来自太平洋彼岸的“日耳曼变色龙”。(38)

   由此看来,沃格林的说法更为符合史事:在人类第一个世界历史的普世时刻,出现了两个不同的“天下”,即从美索不达米亚到西地中海的荷马式“天下”和远东的中国式“天下”。(39)由于昆仑山脉和喜马拉雅山脉的阻隔,这两个“天下”的地缘政治冲突并没有交织在一起,以至于我们不能说,人类第一个世界历史的普世时刻是同一个“天下”时刻。

如果要说这两个不同的“天下”时刻有什么共同点,那么也许可以说,大型帝国的形成往往是来自帝国边缘甚至边界之外的部落文化移民入侵(migratory invasions from tribal cultures beyond the imperial borders)的结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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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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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治思想史 》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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