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枫:何谓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19 次 更新时间:2019-05-20 23:3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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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枫 (进入专栏)  
多伐匈奴,故坏齐民”(《史记·正义》)。换言之,就“刺武帝”而言,司马迁的笔法谈不上有什么“忌讳”,而是明确认为,即便打击匈奴实属必要,也没必要“多伐”,以至于国民生活一塌糊涂——这就与“横征暴敛、穷兵黩武”的后人评价对得上了。

   最后一句将“兴圣统”与“择贤将相”联系起来,令人费解。毕竟,“择贤将相”属于立朝而不是立教事业:立朝不稳,何以立教?“唯在择任将相哉”这个感叹句重复了一次,可见司马迁痛心疾首,堪称切当世之言。回头再看《匈奴列传》,的确有让人感到蹊跷之处。

   司马迁写道,景帝坚持不懈地采取和亲政策取得了成效,至景帝终,匈奴仅仅“时小入盗边,无大寇”(《史记·匈奴列传》)。

   今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史记·匈奴列传》)

   言下之意,若武帝坚持和亲政策(用儒术),匈奴未必不会与新生的中华帝国和睦相处下去。可是,武帝随后就设计了一项剪灭匈奴主力的战役方案(用法术):设30万伏兵于马邑城(今山西朔县),用欺骗手段让单于以为能轻易取得马邑,趁单于“以十万骑”前来时一举灭之。单于上钩,但“未至马邑百余里,见畜布野而无人牧者”(《史记·匈奴列传》),起了疑心,加上被俘的雁门尉史告密,武帝的谋略未能得逞。司马迁紧接着就说:

   自是之后,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入盗于汉边,不可胜数。(《史记·匈奴列传》)

   这是不是说,武帝用“谋”反倒断送了景帝的和亲政策所打造的与匈奴的和睦关系呢?或者,这是否就是司马迁所谓“兴圣统”却“建功不深”的意思呢?如果司马迁是所谓敦厚之儒,那么,这种情形并非没有可能。但值得我们注意的,司马迁颇为详细地记叙了冒顿(公元前209—公元前174)的崛起:他“尽诛其后母与弟及大臣不听从者”“自立为单于”,而“是时汉兵与项羽相距,中国罢(通“疲”)于兵革,以故冒顿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余万”。(《史记·匈奴列传》)换言之,趁中国改朝换代之机,冒顿企图扩大汗国疆域,吞并中国。

   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中国为敌国。(《史记·匈奴列传》)

   既然如此,这时的汉朝中央若有人一再主张和亲,就会让今天的我们想起汪精卫之流。无论如何,我们很难设想,司马迁会迂腐到不懂得实际政治是怎么回事。

   “汉初定中国”时的60年间,国内政局尚未完全安定,匪患和叛乱时有发生,而国际处境则相当险恶:冒顿的汗国正在积极扩张,试图建立区域霸权。笔者不禁想起自己的亲身经历。1969年秋,笔者刚上初中,学校马上进入一级战备,第一周的课程是原子弹防护知识、步兵打坦克法和战地救护伤员。随后野营拉练整整两个月,虽然每天累得脸色惨白,但笔者如今绝没有理由说,这会带来“坏齐民”的结果。可以说,一边着手以新法术抓立教事业,倒可能会有如此结果。但话说回来,以这种方式抓立教事业,似乎又恰恰是因国际处境险恶所迫。

   1978年秋,笔者走进大学校门,一个学期即将结束之际,与校为邻的13军某野战师驻地突然一夜之间人去楼空,再也听不见每日已经熟悉的作息军号声。3个月后,一场西南边境自卫反击战就打响了。随后,苏联的10万大军进入中亚腹地阿富汗,扶植起一个附庸政权,从地缘战略地图上看,似乎在策应越南凭靠武力建立“印度支那联邦”。如今的我们很少有人愿意记得,新中国直到1989年才实际解除战争状态。当代的史家心里都清楚,戈尔巴乔夫得以访华的前提条件有两条:第一,不再支持越南建立“印度支那联邦”的企图;第二,苏军撤离中亚腹地阿富汗。

   在《天官书》中,司马迁如此描述武帝鼎定国疆时的天象:

   汉之兴,五星聚于东井。平城之围,月晕参、毕七重。诸吕作乱,日蚀,昼晦。吴楚七国叛逆,彗星数丈,天狗过梁野;及兵起,遂伏尸流血其下。

   元光、元狩,蚩尤之旗再见,长则半天。其后京师师四出,诛夷狄者数十年,而伐胡尤甚。越之亡,荧惑守斗;朝鲜之拔,星茀于河戍;兵征大宛,星茀招摇:此其荦荦大者。若至委曲小变,不可胜道。由是观之,未有不先形见而应随之者也。(《史记·天官书》)

   武帝平定四夷时的天象未必都是吉象,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司马迁是在借天象表达微词吗?的确,司马迁在这里说“兵征大宛,星茀招摇”,但在《匈奴列传》中他则说:

   汉既诛大宛,威震外国。天子意欲遂困胡,乃下诏曰:“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史记·匈奴列传》)

   武帝把成功远逐匈奴视为实现“春秋大义”,而司马迁在这里引用了武帝的原话,我们能认为他怀疑武帝崇儒是假?看来,司马迁的政治意识精细绵密,很难像今天那样划分左右。儒家讲“厚德”不等于不分敌我,更不等于不在乎家仇国耻。

   武帝“诛大宛”之前两百多年时,亚历山大进兵至波斯本土,破波斯城后一把火烧掉,为一个半世纪前(公元前480年)波斯王薛西斯一世焚毁雅典卫城报仇雪耻。在西方的史家看来,亚历山大虽然出生在泛希腊城邦共同体边缘的马其顿,却具有自觉承继希腊文明的政治意识。兰克(1795—1886)有现代西方史学之父的美誉,他用这样的文字描述亚历山大的复仇:

   趁着狄奥尼索斯的庆典,马其顿人一把火点燃了波斯城——这是希腊诸神的复仇。这座位于皇陵旁的波斯寝宫由雪松木为主体,瞬间化为绚烂的火海。雅典的苔伊丝——狄奥尼索斯庆典上会有歌姬的表演——手持火把与亚历山大并肩而立,波斯人终于要为曾对雅典卫城犯下的罪行付出代价了。(18)

   对司马迁笔下的平城之战,当代日本学界研究东亚古代史的名家杉山正明有妙笔生花般的重述,并称此役“在世界史中也具划时代象征意义”,据说它标志着“所谓的‘游牧民时代’正式揭幕”。这位史学名家称匈奴为“弱者”,似乎高祖败走平城算得上世界历史上“弱者”反抗强者的胜利。(19) 杉山正明是日本人,他这样说并不奇怪,奇怪的是,他声称自己的说法乃依据司马迁。我们则可看到,按司马迁的记叙,匈奴“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苟利所在,不知礼义”;冒顿“以鸣镝自射其爱妻”,并令“左右”随之,否则斩之,以此方式训练匈奴军人的服从和勇敢。冒顿当王后,随即“大破灭东胡王,而虏其民人及畜产”。(《史记·匈奴列传》)

   既归,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肤施,遂侵燕、代。(《史记·匈奴列传》)

   在《大宛列传》中我们还看到,冒顿击走月氏族时,甚至“以其(王)头为饮器”——世界历史上有这样的“弱者”?

   司马迁说,“汉既诛大宛,威震外国”,指公元前104年至公元前101年间,武帝号令中华军队越过帕米尔高原,远征位于高原西麓费尔干纳盆地的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东部费尔干纳[Farghana]地区)。我们值得注意,大宛是古中华帝国与古地中海“天下”的帝国势力直接发生接触的地方。既然西方的古史学家把亚历山大东征视为世界历史上的伟大事功,我们也应该把武帝西征视为世界历史上的伟大事功,尽管要说清这一点就不得不多费些笔墨。

   公元前330年,亚历山大破波斯帝国皇城后继续东进,兵至中亚腹地,夺取阿列亚(今阿富汗境内)后,迅速向东北方向推进,越过兴都库什山脉,进入波斯帝国东北部的巴克特里亚(Bactria,兴都库什山与阿姆河之间地带)行省。

   波斯是多民族帝国,巴克特里亚总督贝苏士(Bessus)试图趁大流士兵败之机自立,讨好亚历山大,指望希腊联军就此止步。亚历山大不吃这一套,迅疾夺取其首邑[今阿富汗中北部古城巴尔赫(Balkh)附近]。贝苏士也非等闲之辈,他避敌锋芒,退走北面的索格底亚那(Sogdiana,今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接壤的泽拉夫尚河流域,我国古书称“粟特”)。亚历山大紧追不舍,率希腊联军兵锋直指索格底亚那,迅速夺取其首邑马拉坎达(Maracanda,今乌兹别克斯坦第二大城市撒马尔罕)。

   至此,亚历山大已经抵达波斯帝国的东部边界,但他仍不满足,继续向北,接管波斯帝国的边境要塞,在锡尔河一带与塞克游牧集团反复交手。巴克特里亚和索格底亚那不断出现骚乱,亚历山大才无力继续向北推进,只得在锡尔河畔的赫拉特(Herat,今塔吉克斯坦北部列宁纳巴德州首府,我国古书称“苦盏”或“忽禅”)建了一座堡垒城,史称“极地亚历山大城”(Alexandria Eschate),作为抵御锡尔河以北塞克游牧集团的据点。

   为了平定巴克特里亚和索格底亚那(西南一部),亚历山大足足耗费了差不多两年时间。在这里,亚历山大不仅负过伤(胫骨受伤),还娶了当地公主罗克珊娜(Roxane)为妻,他仅有的一个合法儿子即由此女所出。亚历山大还让其部将塞琉古(Seleucus Nicator,公元前358—公元前281)也娶了一位当地酋长之女阿帕玛(Apama),可见,亚历山大打算对原波斯帝国疆域照单全收,并通过“和亲”推行希腊化。(20)

   公元前327年夏天,亚历山大在巴克特里亚留下一批希腊移民和相当数量的驻军(大约3万步兵和数千骑兵),才南下进击印度北部。希腊联军在印度发生兵变,亚历山大不得已返回美索不达米亚,在古老的巴比伦城建立了西方的第一个“天下帝国”(the ecumenic empire)。就当时的疆域版图而言,这个帝国包括中亚西部地带。

   今人关于古希腊的通史书,即便部头很大也多注重亚历山大进兵印度,对亚历山大兵至中亚地带并有所经营,往往几笔带过。(21)毕竟,古书中留下的记载太少,而系统的考古发掘据说在20世纪中期才开始。

   在今天看来,亚历山大进兵至中亚地带所具有的世界史意义更为重大。因为,亚历山大驾崩后,希腊化的“天下”虽然随即上演三国志,亚历山大部将塞琉古及其后继者控制这一中亚地带长达近两百年,整个巴克特里亚、中亚河中地区和费尔干纳盆地都曾经属于其辖地。塞琉古之子安提俄克一世(Antiochus I Soter,公元前324—公元前261)在“极地亚历山大城”旧址重建安提俄克城(Antioch of Scythia,《新唐书·西域传》称“俱战提”),还修建了长达235公里的围墙(今土库曼的拜拉姆·阿里城附近可见其废墟),堪称希腊人的东部长城。(22)兰克绝非实证史家,而是政治史学大家,其眼力目光如炬,迄今令人赞叹,他说:

   在世界剧场的舞台上,塞琉古即便不是不朽的帝王,也是闪耀的巨星。他的故事颇具传奇性——类似于居鲁士和罗慕路斯,足见同时代人对其推崇的程度。他主导了这一时期的主要战争,一开始与吕希马库斯平分小亚细亚,随后又将其整个收入囊中,形成从达达尼尔海峡到印度河的大帝国。他是真正巩固了马其顿—希腊的世界霸权的关键人物。(23)

   不过,在兰克看来,塞琉古帝国“既非亚历山大之继续,亦非波斯帝国之更新”,可以说它“更像是巴比伦—亚述帝国之复兴”(24),则应该算看走了眼。毕竟,塞琉古及其后继者是希腊人,塞琉古帝国的分裂最初也源于帝国行省的希腊人总督。

公元前256年,塞琉古的孙子安提俄克二世(Antiochus II Theos,公元前286—公元前246)在位期间,趁托勒密二世从西面攻击塞琉古帝国之际,巴克特里亚的希腊人总督狄奥多图斯一世(Diodotus I,公元前285—公元前239,塞琉古二世的妹夫)脱离塞琉古帝国,自立为王,史称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Greco-Bactrian Kingdom),(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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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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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治思想史 》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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