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普生:西方交易民主反思:民主异化与当代危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6 次 更新时间:2019-05-19 23:55:56

进入专题: 交易民主     选举民主     票决民主     民主异化     自治式民主  

吕普生  

   内容提要:当代西方交易民主的深刻危机主要体现在四个维度上:一是民主的运行前提因为经济社会的高度不平等而遭到严重破坏。二是民主的实现形式受到代议制和票决制民主的极大限制,其中代议制民主通过剔除直接民主和协商民主而限制了民主的实践形式,而简单票决制限制了多种选任机制的丰富组合模式。三是民主的人民自治本质被金钱民主和权贵政治所异化。经济社会不平等(两极分化)与票决选举(精英赋权)相互叠加的政治结果是将民主政治异化为权贵政治,这种异化本质上是通过经济主宰与政治交易完成的。四是民主的治理质量因政体失灵和政府低效而受到深度侵蚀,其中政府低效是指民选政府在治理能力、运行效率和治理效果等方面表现欠佳。西方交易民主的深刻危机集中体现为民主异化,其异化逻辑就是:从人民做主简化为代议制民主;从代议制民主被化约为选举民主,进而异化为票决民主;从选举民主和票决民主最终异化为金钱民主。金钱民主的本质就是权贵阶级控制下的交易民主。

   关 键 词:交易民主  选举民主  票决民主  民主异化  自治式民主

  

   迄今为止,西方民主已经有2500多年历史,总体上经历了三大发展阶段,即古希腊时期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并且以小规模社会全体自由民直接参与城邦治理为特征的古典民主,17、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以代议制和有限选举权为特征的近代民主,以及20世纪中叶以来延续了代议制特点且兼备全民普选特征的当代民主。20世纪70年代前后,当代西方民主曾因石油危机和左翼运动一度陷入困境,使得西方民主政府普遍面临着外部政治经济环境的挑战、文化价值变迁对于削弱民主社会基础所构成的挑战以及民主过程自身固有的运行方式所带来的内部挑战[1],但这次民主危机并未动摇西方世界关于民主就是自由竞争性选举民主的信念。[2]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紧随其后的欧债危机,折射出的不仅仅是西方经济失序问题,更重要的是西方国家的政治危机,尤其是交易民主或选举民主再度面临严峻挑战。那么,西方民主究竟面临着什么样的危机和挑战,它是如何从人民民主异化为交易民主,从人民做主异化为金钱民主的?这是本文试图探讨的主要问题。围绕这些问题,本文将分别从民主前提、民主形式、民主实质(内容)以及民主效果(质量)四个维度反思当代西方民主的主要弊端和深刻危机。

  

   一、经济与社会不平等破坏了民主前提

  

   西方代议制民主运行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所有公民拥有平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这些平等权利在代议制民主中的真正实现有赖于公民行使各种权利的可行能力,而影响这种可行能力的,恰恰是公民在经济能力和社会处境方面的平等状况,因为经济能力和社会处境从根本上决定了公民在政治讨论和权利行使过程中的控制力与影响力。在此我们需要就欧美国家正在扩大的经济和社会不平等程度提供经验性证据,并分析这种不平等对代议制民主政治造成的冲击和挑战。

   (一)平等的权利与可行能力是代议制民主的重要前提

   什么样的共同体条件有利于民主政治的良好运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一方面取决于人们对不同性质的民主政治的界定,另一方面则取决于人们对民主政治运行前提的分析与判断。就当代西方多党竞争性选举民主而言,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发育成熟的市民社会和良好的公民素质是选举民主运转良好的前提基础。另一种观点主张,建立民主政治体制有赖于较为丰富的物质基础,只有先发展经济,才能建立民主政治体制。[3]除此之外,人们还从其他角度为西方民主政治的良好运行设定了多种多样的前提条件。且不论民主前提的多样性和既有论述是否合理,在笔者看来,无论何种性质的民主政治,其根本前提是人人平等,包括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平等和行使各种权利的可行能力的平等。实际上,西方国家也正是在平等和自由大旗下推动资产阶级革命、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和建立选举民主政治体制的,他们一直视平等为民主运转的核心前提。

   普选制和一人一票制就是政治平等的制度体现,也被视作现代代议制民主的前提基础。作为组成“国际人权宪章”的三大文书之一①,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5条(政治权利)规定,每个公民都应享有直接或通过其自由选择的代表参与公共事务的平等权利和机会;在真正的、定期的选举中,每个公民都应享有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和机会,这种选举应是普遍的和平等的并且以无记名的方式进行;每个公民都享有在一般的平等的条件下参加本国公务的权利和机会。这一条款既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也确定了民主政治的平等前提。[4]截至2015年10月2日,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缔约国(批准国)已增至168个,《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缔约国有164个。②绝大多数实行选举民主的西方国家都批准了“人权两公约”,从制度层面为本国公民规定了平等的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

   (二)欧美国家经济社会不平等的经验证据

   然而,当前西方国家正在遭受侵蚀的,并非制度形式上的平等权利,而是公民行使这些权利的可行能力,这种可行能力的削弱直接体现为经济社会的不平等以及与此相关的绝大多数公民经济社会状况的恶化。衡量经济不平等和社会分化的指标有很多,在此我们选取最为直观和最具代表性的三个方面。

   一是不平等的收入分配,包括不同群体在某个时点上收入分配的横断面差距和在某个时段上收入增长的历时性差距。家庭收入通常由工资收入和资本(财产)收入两大块构成,因此家庭收入差异与工资差异和资本收入差异紧密相关。据美国学者统计,1979年,美国社会最顶层0.1%群体的平均家庭收入“只是”社会底层90%群体的平均家庭收入的50多倍,但到了2007年,也就是美国次贷危机那年,最顶层0.1%家庭所拥有的平均收入是社会底层90%家庭平均收入的220倍,2010年仍高达164倍。如果将上层群体范围稍微扩大,那么,上层1%群体的平均家庭收入与底层90%群体的平均家庭收入之比从1979年的14∶1急剧扩大到2010年的42∶1。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尽管上层群体的很多投资是亏损的,但上层1%群体获取的总收入超过了国民收入的1/5,接近国民收入的1/4。跟总体家庭收入的不平等显著扩大一样,美国民众在工资方面的不平等也相当突出。1979到2006年间,美国低工资人群(底层90%群体)的工资仅仅涨了15%,而上层1%群体的工资却涨了将近150%,最顶层0.1%群体的工资涨幅却超过300%。另一组数据显示,1979-2007年间,上层1%群体从美国的经济扩张中攫取了大约60%的国民总收入(含工资收入和资本收入);2002-2007年间,上层1%群体所攫取的国民总收入超过65%。③这一方面意味着,美国工资收入和资本收入的增长,绝大部分都为上层1%群体所攫取;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当上层1%群体坐拥巨额收入时,绝大多数美国人的实际境遇变得更糟了,收入分配方面的不平等急剧扩大了。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美国中产阶级的收入变化和实际境况。在1980到2010年的30年时间里,美国中产阶级的家庭收入几乎没有变化,处于中位数的家庭收入基本上是停滞不前的,年增长率只有0.36%。同样地,一个典型全职男工的收入在过去1/3个世纪里的收入也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在上层群体收入快速增长的情况下,中产阶级的收入却停滞不前,这不仅意味着中产阶级的实际境况恶化了,也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滑落到或更接近于社会底层,中层和底层群体与上层群体的实际差距正在扩大。这也能解释为何中层阶级逐步被掏空,而且中产阶级的不满和怨气越来越大。

   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并不局限于美国。托马斯·皮凯蒂通过研究1910-2010年间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工资收入(或劳动收入)不平等的变化情况发现,“1980年以来,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前1%人群的[工资]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比重显著提高……所有这些国家国民收入前1%人群的比重增长,至少2/3源自顶层收入的急剧增长④,其余1/3源自资本收入的强劲增长。所有英语国家近几十年来[工资]收入不平等的首要原因是金融部门和非金融部门超级经理人的兴起”。[5]当然,这种“同族相似性”并不能掩盖各国劳动收入不平等的严重程度的差异。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美、英、加、澳四国上层1%群体劳动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的比重相差不大,均在6%-8%,但30年后,美国的比重达到近20%,收入不平等的恶化速度最快,英国和加拿大约为14%-15%,而澳大利亚相比其他国家较低,为9%-10%,但依然呈现出较为严重的收入不平等。欧洲大陆和日本的情况既有不同之处也有相似特征。所谓不同之处,是指1980年以来,这些国家上层1%群体的收入占国民总收入比重的增长比盎格鲁—撒克逊英语国家慢得多,在过去30年间平均“只”增长了2-3个百分点。⑤所谓相似特征,是指欧洲大陆和日本上层1%群体的收入占国民总收入比重都处于增长状态,即便是2-3个百分点的增长也意味着收入不平等的显著扩大。在1990-2010年间,欧洲大陆和日本的平均收入出现停滞状态(或增速相比过去显著放缓),然而上层1%群体的收入水平却显著增长,而且收入层级越高的群体,收入增速越快。[6]

   二是不平等的财富占有。这里所指的财富占有涉及到对所有物质资料的占有,包括国民财产和自然资源两大部分,它与家庭收入(工资收入加资本收入)尤其是工资收入(劳动收入)是有所不同的统计指标。在财富占有方面处于上层1%的群体与在家庭收入以及工资收入方面处于上层1%的群体并不完全重合。相比于收入分配,美国社会在财富占有方面的不平等问题显得更为严峻。2007年,美国最富有的1%群体控制着大约35%的国家财富。考虑到中层和底层群体的财富主要是房屋财产,如果房屋价值不算在内的话,上层1%群体控制着全美国40%的“非房屋财富”。[7]皮凯蒂也论证了欧美国家财富占有的高度集中问题,认为财富分配以及相应的资本收入的分配,总是要比劳动收入的分配更为集中。当前随着资本/收入比的提高以及经济增速的放缓,财富占有方面的差距可能不断拉大,在某些方面,上层群体与底层群体因资本所有权带来的财富占有的不平等比超级经理人与普通工薪阶层不断扩大的工资收入差距更加令人担忧。[8]

   三是持续高涨的失业率与不平等的就业机会。与上层1%群体攫取巨额工资收入和控制大部分国家财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和南欧国家的大量底层群体连就业机会都没有,长期处于失业状态。以2012年为例,西班牙和希腊失业率高达25%左右,其中西班牙有576.9万人找不到工作,希腊作为一个人口小国也多达120.4万人失业;美国、英国、法国失业率分别为8.1%、7.9%和10.3%,远远高于就业良好的北欧国家挪威(3.2%),美英法三国2012年失业人口分别为1250.6万人、251.1万人和301.5万人。⑥在2012年的总失业人口中,欧债五国⑦有高达40%-60%的失业群体属于长期失业人口,法国的长期失业人口也超过40%,美国和英国分别为29.3%和34.8%。⑧据此我们可以推算,仅美国就有大约419万人长期处于失业状态。

实际上,有关失业率的官方统计数据往往会低估一个国家真实的失业状况和就业机会的不平等程度,因为官方失业率难以反映无全职工作的兼职工作人群和间歇性、流动性工作人群。有些人曾经积极寻找工作而未如愿,处于待业状态,有些人因找不到全职工作而从事兼职工作,也有些人常年处于间歇、零散和流动就业状态,还有一些人因求职受挫而最终退出劳动力队伍。就美国而言,截至2012年1月,大约有2500万想找到全职工作的人不能如愿以偿[9],(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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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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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研究》2017年 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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