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雪松:观念、话语、修辞:政治科学中建构制度主义的三重取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5 次 更新时间:2019-05-19 23:4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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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雪松  

   内容提要: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近期的发展受到社会学、语言学较多影响,在处理结构和能动性关系问题与制度变迁的内生解释问题时更倾向以建构性而非结构性或因果性的动态视角思考相关理论命题和动力机制。建构制度主义以此为契机成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新兴流派,但其内部包含各异的研究取向。通过借鉴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分析、话语分析、修辞分析的有益成果,汲取社会学、语言学特别是组织理论的洞见,建构制度主义能够将观念、话语、修辞进一步内化为其理论演进的关键取向。

   关 键 词:建构制度主义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  观念  话语  修辞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自20世纪80年代正式兴起以来,在其演进历程中持续拓展了制度分析的理论前沿,并就来自社会科学不同学科和研究领域的争鸣商榷及质疑批判进行系统而深入的反思,由此逐渐成为当代西方政治科学研究的主导范式。综合审视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发展趋势,可以发现各流派特别是其中活跃的研究者相较早期阶段而言,呈现出愈发高涨的身份自觉意识、兼容并包的理论建构取向以及不断累积的现实解释能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政治科学中的建构制度主义从各流派分庭抗礼的格局中脱颖而出,并在推进新制度主义研究领域扩展和内容深化方面取得可观成就。本文避免将建构制度主义简单理解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新近产生的第四个流派,而是从当前新制度主义各流派演进发展的结构及问题出发,考察建构制度主义得以确立的原因和机理。在此基础上,本文意在论证通过借鉴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分析、话语分析、修辞分析的有益成果,汲取社会学、语言学特别是组织理论的洞见,建构制度主义能够将观念、话语、修辞进一步内化为其理论演进的关键取向。

  

   一、建构制度主义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中的确立

  

   近几十年来,当代社会科学整体上经历了语言学及社会学研究转向的洗礼,政治科学的各个分支也不同程度受到建构主义研究路径的浸染。通过反思理性行动和因果关联等问题,政治学者围绕社会历史中的文化现实和意义关联进行探索,揭示了观念认知、价值规范、利益偏好、身份认同的社会建构性质,主张建构性(constructive)相较因果性(causality)而言所具有的重要地位。有学者从这个意义上指出,“建构主义在政治科学中的地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牢固”。[1](p82)

   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来说,建构制度主义(constructivist institutionalism)这一术语被正式提出,可以追溯到2002年政治学者关于建构主义同国际制度研究对话前景的探讨。瑞塞认为建构主义同时关注适宜逻辑和论述逻辑,前者重视规则对行为的引导以及文化脚本的作用,后者重视协商和沟通的功能。[2](p597)海伊在2001年提出观念制度主义,[3](p193)随后又将之改称为建构制度主义。[4](p57)其他政治学者对建构制度主义也做出积极响应,例如彼得斯在2011年为《政治科学中的制度理论》的修订版增加了“建构制度主义与话语制度主义”一章内容,指出两者都关注观念对制度和行为的塑造。[5](p112)历史制度主义倾向于把建构制度主义连同观念制度主义、话语制度主义一概指为建构制度主义,[6]众多观念制度主义者与话语制度主义者也坦言自身制度分析路径可以归入建构主义研究传统。

   建构制度主义的研究取向及理论主张与观念分析、话语分析联系密切,观念制度主义、话语制度主义在当前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背景下的产生和发展,亦可视为分享建构制度主义研究旨趣和部分内容的特定形式。然而,对建构制度主义的理解不应局限于海伊所界定的范围,而是应当广泛借鉴社会科学有关观念、话语、修辞的制度研究成果,综合把握建构制度主义的丰富意蕴。基于这样的思路,本部分尝试从理论渊源和内在逻辑的角度审视政治科学中建构制度主义得以确立的过程,这也构成了不同思想资源和分析取向在建构制度主义研究框架下交织贯通的前提和基础。

   总体而言,社会理论、分析哲学和国际关系研究为建构制度主义的演进发展持续提供了灵感和素材。其中,伯格与卢克曼借鉴文化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内容,论述社会实在兼有主观意义和客观真实的特性,知识在个体身份建构以及个体同社会结构互动方面起着重要作用。[7](p186)布尔迪厄和吉登斯关注意义体系与人类行动的关联,运用惯习概念和结构化理论揭示人类行动如何被建构起来。[8](p133-146)温特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中提出能动者与结构相互建构的观点,实际上受到结构化理论的启发。[9]分析哲学家塞尔的社会实在建构论认为能动者运用语词和行动创造出制度性事实,后者在同人们的互动中产生出构成性规则的结构,该结构“能够被人们感知并成为能动者自身背景能力的内容”。[10]克拉斯纳与卡岑斯坦等政治学者长期从事国际制度和国际观念的新制度主义研究,他们作为国际关系建构主义理论的领军人物把观念、规范、价值因素当作各自研究的关键变量,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新制度主义研究的建构主义转向。[11](p269-271)

   建构制度主义反映了社会科学建构主义思潮的影响和国际关系建构主义理论的输出,但新制度主义内部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关切才是政治学者运用观念、话语、修辞分析工具推进建构制度主义发展的契机。

   一方面,历史制度主义由于缺乏明确的本体性基础,同时在处理结构和能动性关系问题上存在明显缺陷,导致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特别是历史制度主义愈益关注社会本体性问题,从而为主动认可、接纳建构制度主义理论和方法做好了必要准备。具体而言,希伦与斯坦莫在历史制度主义的奠基之作中提出制度分析应重视结构约束和能动功能的关系问题,认为行动者既是受到历史进程影响的客体也是发挥能动作用的主体,历史制度主义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侧重不同的前提假设并代表不同的研究路径。[12](p7-10)霍尔与泰勒探讨了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各流派对话及融合的潜在能力,认为历史制度主义不同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由于其在制度如何影响个体行动这个核心议题上兼具理性计算和文化诠释的分析立场,因而能够发挥“推进各流派融会贯通的纽带作用”。[13]海伊与文科特却对此提出质疑,指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各自坚持的算计路径与文化路径基于两种相异的社会本体性(social ontology),其间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这意味着历史制度主义若继续在算计和文化的立场上游移不定,将无法克服自身隐含的结构主义倾向,甚至会因接受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个体主义方法论而失去作为新制度主义流派的资格。他们强调历史制度主义的社会本体性存在于结构和能动性的关联之中,制度分析不应把这种关联视为二元对立,而要“从交互的视角阐释制度的缔造者、其他主体和环境之间的复杂联系”。[14]海伊在2006年出版的《牛津政治制度手册》中以建构制度主义为题撰写了专章论文,指出历史制度主义虽然运用算计途径的理性行动因素来抵消文化途径的结构主义倾向,但是把微观基础纳入制度分析的做法造成了结构和能动性之间的罅隙继续扩大,这实际上从反面支持了建构制度主义路径的合理性。[4](p63)

   另一方面,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对于从内生角度解释制度变迁往往力不从心,制度分析呈现出较强的结构约束性和历史决定论色彩,无法充分说明制度在其形成以后所发生的调适和演变。这促使一部分制度研究者重新思考观念因素和那些对意义加以阐释的行动,建构制度主义正是在此过程中凝聚了理论命题并积累了研究方法。新制度主义在分析制度变迁问题时,各流派对政治现象的秩序和稳定、普遍性和一致性、模范和样式的侧重并不相同,但现有制度理论“多从系统外部寻找变迁的源头”。[15]具体来看,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把能动性置于制度环境的限制作用之下,它们所界定的制度在不同程度上具有黏性的特点,导致各流派难以有效解释制度变迁的发生机理。历史制度主义在这方面尤为明显,它把制度看作具有规则属性的常规化实践,注重制度对人类行动和相关结果的塑造方式,尽管也尝试采取过程追踪方法和其他复杂概念描述渐进变迁,但由于“过多关注路径依赖中的关键节点和意外后果而染上历史决定论的色彩”。[16]因此在承认历史制度主义长于说明制度如何形成的同时,还要充分认识到它在制度形成以后的变迁情况和动力机制问题上无法令人满意。在这个意义上,海伊、布利斯、施密特等建构制度主义的骨干力量转而关注制度中的能动者如何运用观念和话语对意义进行阐释,并以此为制度变迁提供合理的替代性解释。[6]建构制度主义认为行动者头脑中关于自身处境的看法,同背景结构向行动者策略施加的影响相比,在重要程度上难分伯仲。行动者的动机、偏好、欲求在根本上具有观念性和规范性特征,因而它们并非只是简单地反映物质环境和社会背景。这表明政治行动者不会仅仅聚焦于纯粹物质利益,他们还看重针对利益所进行的识别及加工从而把自身看法转化成可供实施的行动方案,在此过程中还会不断权衡手段和动机的关系。总之,由于行动者的偏好集合和行为逻辑无法从制度环境中推导出来,所以利益可以视为是由社会建构的,制度也因此建立在观念基础上,观念在制度形成以后仍会对制度持续施加影响并产生路径依赖的作用。[4](p63-64)

   从中可以看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部分研究者在处理结构和能动性关系问题上从社会本体性层面理解二者之间的张力,而且以结构和能动性相互建构的动态视角来思考相关理论命题和动力机制,这成为了建构制度主义被确立为新制度主义第四个流派的契机。建构制度主义在政治科学中得以确定,无疑反映了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领域和研究内容上的丰富扩展。然而,把建构制度主义定位为新制度主义新兴流派的同时,还应该认识到它实际上包含各异的研究取向,很难说建构制度主义旗帜下的制度研究者的共识大于分歧,但他们确实有意就共同关注的理论和现实议题开展对话。因此,如果把建构制度主义看作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内部对制度拥有相近本体性观点、在一定认同基础上共享某些可识别的特征、依据不同传统积极对话的制度研究路径,这一认识或许更易被建构制度主义者接受。本文接下来将对建构制度主义阵营里自称为观念制度主义、话语制度主义、修辞制度主义的制度研究路径进行概要介绍,分析这些研究取向是如何内化于建构制度主义当中的。

  

   二、观念制度主义:利益建构、危机时刻与内生变迁

  

政治科学中的观念制度主义(ideational institutionalism)是把观念与制度予以结合的研究途径,但其含义及侧重在公共政策分析、历史制度主义、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三个层次中有所差异。就公共政策分析而言,华裔政治学者余兆伟指出行为主义的意义研究与制度主义的观念研究均无法确切说明政治观念向政策施加的因果效应。通过从语言学、社会学、分析哲学寻求理论资源和分析工具,他提出考察观念本身的因果效应必须运用语言的词汇和规则分析,理解象征语言和意义阐释,探讨意义在主体间产生的准因果效应,而且特别要关注意义实践及话语实践的主体间建构。[17]就历史制度主义而言,海伊从历史制度主义角度提出了观念制度主义的研究大纲,试图综合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历史分析和话语分析,从而追踪观念在调节复杂制度变迁方面的作用。[3](p193)就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而言,艾德考克为缓解历史制度主义内部结构性倾向和观念性倾向的紧张关系,从比较政治学、政治发展研究、国际关系理论汲取资源而提出观念制度主义研究路径,认为它不仅契合政治科学的观念研究传统,且有助于在建构主义和观念研究转向趋势下同实用主义、言语行为理论和社会建构理论保持亲密联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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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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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湖北社会科学》 2017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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