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毅:荣耀与挫折:一战后日本外交转型问题的几点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1 次 更新时间:2019-05-18 19:1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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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毅  

  

   内容摘要:一战后的日本在巴黎和会上实现了明治维新以来与欧美列强比肩的最高国家外交诉求,日本的国际地位与声望达到了巅峰。随着国际社会对日本迅速崛起采取了一定的限制措施,此前日本对西方各国采取追随的、低姿态、以亲英美为主基调的“协调外交”政策逐渐让位给军部主导的“强硬外交”政策,日本外交逐渐走向摆脱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与美英完全对立的道路。日本国内政党政治的不成熟使军部势力进一步坐大,亦最终使日本成为亚洲的战争策源地。

  

   关键词:日本外交;外交转型;一战后;华盛顿会议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正是日本以明治维新为发端全面西化追赶欧美列强的第50个年头,恰好也是中国清王朝内部改良派的百日维新夭折20年的时间点。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是发生在欧洲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霸权争夺战争,但与欧洲战场相距遥远的亚洲国家中国和日本都选择了站在英法俄美为主的协约国一方,参加了对德、奥匈、奥斯曼等同盟国的战争。当战争结束后巴黎和会召开过程中,同为战胜国阵营的中日两国却收获了截然不同的“战胜国礼物”,日本终于在巴黎和会上实现了明治维新以来的最高国家外交诉求:与欧美列强比肩。日本成为五大战胜国之一,帝国日本的国际地位与声望达到了巅峰。盛极而衰,随后日本因应对适应战后新型世界秩序过程中战略固执、政策僵化、立场强硬,过度追求所谓自身的安全保障且偏执于谋求独占和控制中国的权益,抛弃了对英美的协调外交路线,过分迷信武力,对战后国际形势产生了严重误判。在外交转型过程中累积的诸多矛盾,导致日本从内政到外交选择了全面与美英对抗的国家战略,从而遭致在明治维新77年后战败投降,用美国前驻日大使赖肖尔的话说就是:“日本用它的一切赌注去冒险,结果失去了一切。80年来的巨大努力和非凡成就化为乌有。在日本土地上,有史以来第一次响起外国征服者的脚步声。”

  

   从事历史学研究的人大多对重要的时间节点颇为敏感。2018年是日本明治维新150周年,中国戊戌变法运动120周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00周年。每个民族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也确实存在着某个或数个时间节点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一战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世界规模的大范围战争,其对世界格局的影响无疑是最值得历史学研究者关注的永恒的话题。一战后的很多参战国无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都出现了社会发展转型的趋势,战败国中的德国出现了国家发展的转型现象,反凡尔赛和约的民族复仇主义思潮左右了德国走向国家社会主义,演变成为欧洲的战争策源地;战胜国中的日本同样也出现了国家的转型发展,因独占中国、控制西太平洋的战略过于狂妄,与英美产生直接对抗,国内政治法西斯化演变成为亚洲的战争策源地。虽然一战的战场主要在欧洲,但就犹如蝴蝶效应(Butterfly Effects),一战的后遗症在遥远的东亚世界所产生的影响并不逊色于其在欧洲产生的剧烈荡动。

  

一、一战的负遗产与东亚的反应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如此多的国家卷入战争,战争的破坏性和人员伤亡程度、战争规模均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为了防止再次出现这样的战争,巴黎和会用了漫长的时间去研究如何惩处战败国,研究用何种方式和条约来防止战争的再现,凡尔赛体系就是为了维护战后欧洲和平而构建的一个条约体系,华盛顿会议及其条约体系则是旨在维护亚太地区的力量均衡。但事与愿违,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和国际联盟作为一战的“遗产”,只是给世界争取了20年的和平时间。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的战后处理决定在解决了原有矛盾的同时,又制造出了诸多新的战争隐患和矛盾。

  

   一战后东亚世界因巴黎和会的战后处理问题而产生了强烈的反应。有学者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中国现代化进程,“1914年的中国,距离甲午战争20年,戊戌变法16年,义和团运动14年,而距离武昌起义不过3年,北洋政府的建立不过2年左右的时间。北洋政府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从‘中立国’到‘协约国’的转变,并成为‘战胜国’,绝非易事。”第二等战胜国中国在巴黎和会上提出了取消列强在华的各项特权,取消日本与袁世凯签订的“二十一条”等不平等条约,收回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里夺走的山东各项权益等合理要求,在大战获利者日本的强硬反对之下,英美法等三个战胜国的对日绥靖与操纵之下,中国的这些合理要求不但被拒绝,且在对德和约中明文规定把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同为对德战胜国的日本,中国作为战胜国非但未能从战败国德国手中夺回应有的利权,反而从战胜国沦为受害国,应收回的利权被转让给了日本。从而激起中国民众的强烈反对,引发了著名的五四爱国主义运动。日本“武断统治”下的殖民地朝鲜半岛同样在1919年初,受到战后欧洲兴起的民族自决理论[注]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以前大韩帝国皇帝李熙的暴亡为导火索爆发了三·一反日独立运动。

  

   一战结束时的原敬内阁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的政党内阁。原内阁在国内力主实行“善政主义”,对外政策以确保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日本的既得利益为重点,试图借助战争结束之机实现日本的外交体制由军方主导的战时强硬外交向内阁主导的协调外交转变。按照原敬首相的外交调整要点是,“恢复对美协调,以取代过去的对英协调,改革对华外交”[注]强调把对美协调作为日本战后外交的核心。但他同政府内军方政治人物一样,不想放弃战时趁乱攫取的在华权益,这样一来,日本是既不想放弃独占对华权益,又幻想改变美国的对日制衡政策,显然是一个鱼与熊掌兼得的、而根本无法实现的外交目标。

  

   日本作为一等战胜国参加了巴黎和会,由西园寺公望为首席代表,牧野伸显等四人作为全权代表,外交官吉田茂、近卫文麿等昭和后半期日本外交界的领袖人物几乎都作为代表团随员参加了会议。从和会的最终和约内容上看,日本基本实现了其既定的外交目标,即夺取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租借地和太平洋上的重要岛屿,确立了日本在东亚地区空前的优势地位。

  

   在一战后的巴黎和会上,日本是与英、法、美、意四国并列的五大强国之一,是第一等“享有整体利益的交战国”,可以有权出席任何会议。有日本全权代表和外务大臣参加的“十人会议”是巴黎和会讨论和决定一切重要事宜的最高会议。这可以说是日本帝国外交荣耀、高光的时刻,是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模仿、追赶西方所获得成功的一种象征性的标志。

  

   但从会议过程和日本外交官的参会感受而言,巴黎和会对日本外交而言在表面的荣耀中暗含了诸多未曾预料到的深感耻辱的挫折感,这种挫折感随着华盛顿会议的召开而进一步被放大了。从巴黎和会到华盛顿会议可以视为一战后日本外交从战时外交向战后外交转型的关键时期,是日本外交的荣耀感消退而挫折感渐增,因挫折感而产生对抗情绪和动能的时期,协调外交路线逐渐让位于强硬外交路线,日本的外交由此开始了转变。

  

   日本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经历有一个从荣耀的顶峰向挫折失落的转化过程。一是作为五大战胜国之一的日本,在巴黎和会上逐渐被欧美列强即英美法意排斥出和会的权力核心圈。从1919年3月底,“为了保密,只由美、英、法、意四国首脑举行四巨头会议。被排除在外的日本,于4月1日提出备忘录:与日本有关的事项自不待言,即使是一般问题,不与日本全权代表进行商议,希勿作出决议。”日本代表团深感失落,对英美等国渐生疏离感和怨恨情绪。作为西园寺公望全权代表随员的近卫文麿就曾在日本杂志上撰写了“排斥以英美为中心的和平主义”一文,反映出当时日本国内精英阶层对英美明显有一种抗拒的情绪。

  

   二是在事涉中国问题上日本外交代表蛮横无理的诡辩与中国代表顾维钧等人有理有节的雄辩相交锋中窘态百出。关于山东问题是中日两国交锋的核心议题,1919年1月27日在“十人会议”上中日两国外交代表就山东问题进行了交涉。牧野伸显代表日本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声称日本尊重日中之间的成约,并说,山东问题应在日、中两国之间,以双方所商定之条约、协议为基础来解决,他还陈述了日本在战争期间为协约国事业而作的贡献。”次日,顾维钧代表中国政府对日本代表的说辞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驳,顾维钧回忆自己的发言是没用讲稿,谈了半个多小时。“虽说这不过是一次即席发言,但因我一直在研究这一问题并一直在制订处理这一问题的方法,我思想上是早有准备的。我刚一讲完,中国代表团就鼓起掌来,威尔逊总统走过来向我表示祝贺。随后,劳合·乔治、贝尔福、蓝辛也都跑来向我祝贺。威尔逊总统和劳合·乔治都说,这一发言是对中国观点的卓越论述。坐在前排主席对面的代表中,也有很多人跑来跟我和王正廷博士握手。整个气氛与前一天日本代表讲话之后出现的冷场对比鲜明。”中国参加巴黎和会的代表团里有顾维钧和王正廷等年轻有为的人才,“他们大多是在美国的留学生中以雄辩闻名的辩论家”,顾维钧出任中国代表团的全权代表时才30岁,“在日本全权代表团中,40岁的吉田茂只不过是随员中的骨干。如与69岁的西园寺首席全权代表,57岁的牧野全权代表等相比,中国的全权代表显得多么年轻,而日本全权代表好像有点老了。”[注]“日本在山东半岛的问题上被Young China弄得狼狈不堪。巴黎和会结束后,日本外务省内部便刮起了‘革新’运动的风暴。”理屈词穷、颜面扫地的日本代表团最后无理地将山东问题与国联问题联系在一起胁迫美国,1919年4月22日牧野代表日本表态:“如果山东问题得不到满意的解决,日本就不能在国联盟约上签字”。

  

   三是日本代表在和会上坚持提出“种族平等提案”以抗衡美国国内的排日运动。这一议案是日本全权代表牧野伸显所提出的,他建议在国联规约中载明“人种平等”这一原则。据参会者吉田茂回忆,“这个议案是经牧野全权代表的倡议而提出的……(牧野)在担任外务大臣时代,曾对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为中心的排斥日本小学生和禁止日侨持有土地等排日运动大感棘手,所以这才作为一种间接对抗这些排日运动的策略,为了促使这个国际会议阐明人种平等的原则,才主张提出这个议案。这个议案尽管得到了英、美、法等主要国家代表的赞成,但是却受到提倡‘白澳主义’而排斥有色人种的澳大利亚的强烈反对,同时这个反对的浪潮竟波及美国舆论,只是美国代表也改变了态度,一时造成了险恶的空气。”事后吉田茂认为,“这个人种平等议案,正像上面所说的那样,是从日本国民当时的痛苦经验中产生出来的理想,他可能是趁着日本的国际地位突然提高的机会而提出的。”但议案被否决,使日本社会产生了很强烈的挫折感,加之此前发生的美国排日移民法问题,使日本社会开始反省和怀疑西方所标榜的平等价值观。

  

另一方面,日本在殖民地朝鲜半岛残酷镇压朝鲜民众要求民族独立的“三一运动”。反映日本在朝鲜半岛血腥镇压韩国民众的真相的材料被送到和会代表手中,三一运动的纲领《朝鲜独立宣言》甚至送到了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手里和和会会场。日本为了镇压朝鲜的独立运动而动用了警察、宪兵甚至军队,“据说,被杀害的朝鲜人有6821人,受伤的人数达45160余人。”“极其遗憾的是,牧野全权代表等在巴黎倡导所谓种族平等这一正义原则时,日本的殖民地——朝鲜却爆发了民族独立运动……日本一方面宣扬解放从属的各民族是大东亚战争的目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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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外国问题研究》 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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