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钢:中国现代化发展之路(1949-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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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经成为粮食净出口国,到60年代以后才变成净进口国,这和“大跃进”失败是有关系的。70年代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粮食净出口占国内粮食生产的比重是趋于下降的,这恰恰体现了中国改革开放从农村起步使得最穷的人优先受益,使得最大规模的农村力量极大发挥出来。目前,中国主要农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位的有12种,居第二位的有2种,第三位的有4种。[4]

  

  

   表1和图1,告诉我们中国和世界谷物产量、耕地面积和单产的变动趋势。中国从1949年的起点发展至今,经历了其他大国没有经历的一个过程,就是依靠自给自足来养活自己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粮食单产持续提高,在1961年低于世界水平,而后一路上升,大大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客观地说,中国很多土地的质量并不算很好,有大量超过25度斜坡甚至更陡的土地变成耕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养活自己也没有对世界其他国家去掠夺,是靠自己的努力来一步步提高粮食单产。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农业产出提高的过程中有几个重要变量,耕地面积在1949-1957年是持续扩大的,在1957年达到高峰,而后就开始下降。在30年前我们的国情报告《生存与发展》就指出,中国从两条腿走路即扩大耕地面积、提高单产,变成了一条腿走路,在1957年之后只有靠提高单产才能养活自己,这也显示了这条道路是怎样解决世界最大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吃饭问题。

  

   我们再来看中国谷物产量和谷物耕地面积的比重(见图2),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全世界的谷物耕地面积占比在10%到20%,但是我们的谷物产出大体都在20%以上[5],这也反应了中国有效地利用稀缺资源即谷物耕地资源来解决了自己的吃饭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有1949年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预言,还有1994年的美国学者布朗预言,他质疑的是到2030年中国能否养活自己。我当时也写了文章批驳他,告诉他他缺少历史知识,他所预测的2030年中国粮食产量相当于中国1973年的产量。在中国农业发展的过程中,不仅有过艾奇逊预言的破产,也有我亲眼见证的布朗预言的破产。

  

  

   我们从农业增加值的角度来比较中国、美国和OECD三个经济体(见图3、表2),当然美国也属于OECD。大家可以看到,黄线是美国占世界总量的比重,蓝线是中国占世界总量的比重,橙线是OECD各国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从1997年超过30%到和中国比重不断趋同。中国从1997年农业增加值占世界的20%,到2015年达到24%。OECD国家从世界将近三分之一的31.9%下降至大体和我们差不多,但是OECD耕地面积包括平原比例远超过中国,我们是在不利的农业资源条件下取得的农业发展,我们也大大超过美国。[6]

  

  

   我们来看四类国家人均谷物的产量(见图4、表3),可以看到OECD国家是很高的水平,不仅耕地面积大,而且单产和农业现代化程度也比较高,因此始终保持比较高的人均谷物产量,而中国基本是处于世界平均水平。通过具体数据可以看出,中国的人均谷物产量远高于比我们农业资源更发达的南方国家。实际上很多比我们农业资源条件好得多的国家的单产是很低的,我去年去了南非,了解到这些国家的谷物单产非常之低。在中国解决好吃饭问题可以说是一个巨大挑战,我们通过70年的过程基本解决了这个问题。当然,从农业角度来看我们还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通过农业科技等方面的发展来继续推进农业现代化。

  

▌(三)从世界工业落伍国到世界第一工业生产大国


   第三个方面是中国从世界工业落伍国到世界第一工业生产大国。对此王绍光老师在上一讲已经就中国工业化和国有企业做了非常详细的论述,这里我再简单补充一些重要信息。

  

   首先发动工业化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必须有一定的资本。从1861年洋务运动到1949年的88年间,中国工业积累的全部固定资产只有100多亿元(1952年价格),当时我们有超过5.4亿人口。因此中国的基本国情不仅是人口多、耕地少,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底子薄。什么是底子薄呢?我们计算看到人均固定资产只有20多元,工业净产值只有45亿元,人均工业净产值只有8元,占国民收入比重的12.6%,这就是旧中国给新中国留下的极其稀缺的工业资本。新中国搞工业化必须要解决原始积累从哪里来的问题,中国并没有像所有西方国家通过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向其他国家转嫁危机,这是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或者说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做的特定选择,我们靠自己来进行工业化的原始积累。1949年毛泽东提了一个“一九开”的说法,把工业的现代化部门、交通运输的现代部门、金融的现代部门、服务业的现代部门加在一起,他在七届二中全会讲到“中国已经有大约10%左右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这是进步的。”“中国还有大约90%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这是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7],这就是当时的基本国情,即“一九开”。

  

   但是,中国不仅在“一九开”的起点下发动工业化,而且迅速地建立了世界上最完备的独立的工业体系。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报告上提出中国工业化的构想: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与轻工业,使中国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和金融等事业。[8]到1956年党的八大,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都提出这样一个构想:为了把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我们必须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内,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9]后来我们实现了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的工业体系。[10]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提供的资料,按照国际标准工业分类,目前在22个大类中我国制造业占世界的比重在7个大类中名列第一位,在15个大类中名列前三位,2017年中国有172类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11]到2018年我们仅举一组最新数据,我国手机产量达到了18亿部,占世界总量的90%,计算机生产量达到3亿台,占世界总量的90%。这是两个90%,包括美国人用的计算机、手机很大程度上也是中国人生产的。彩电生产量达到2亿台,占世界生产总量的70%。类似的例子太多了,我就不再举了。

  

   正如毛泽东所说,1949年的基本国情是“一穷二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12]。但是70年后的今天,中国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占世界总量比重和在世界上的位次都不断提高(见表4)。2015年中国铁矿石产量占世界比重为41.6%,煤炭产量占世界比重为47.7%,粗钢产量占世界比重为49.5,只有原油因为我们的资源禀赋非常差,占世界比重为4.9%。从本世纪以后中国的工业化就开始由“黑猫”向“绿猫”转型,越来越绿色化,清洁能源占能源消费比重持续提高,从2000年9.5%上升至2018年的22.1%,可再生能源(不包括水力发电)占世界总量比重从2000年的1.46%上升至2015年的17.26%,居世界首位。中国需要的不只是工业化,更需要绿色工业化,这不仅对我们来说是巨大挑战,在人类历史上也是巨大挑战,更是巨大机遇。

  

  

   按照2010年美元价格计算工业增加值,1997年中国还是世界第四大工业生产国,到2011年已经跃居世界第一大工业生产国,2017年中国占世界工业产出的比重为20.8%,2016年相当于美国的1.27倍(见图5、图6)。[13]

  

  

   制造业增加值、工业增加值占世界总量比重,可以看出我们在2000年之前工业增加值只有5%到6%,到2017年已经分别占世界总量的24.5%和20.8%(见图6),[14]还没有达到美国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最高点,但是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占比已经超过了美国当年的比重。

  

  

中国在2000年到2013年期间制造业增加值保持了16.7%的增速,美国只有2.0%的增速,相当于美国的8倍,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相当于美国的赶超系数从25.0%上升至143.2%(见表5)。因此,制造业的快速增长使得中国成为世界当之无愧的工业化大国,进而成为新型工业化大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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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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