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农村发展组”:八十年代的改革互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57 次 更新时间:2019-05-18 18: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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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 (进入专栏)  
精神状态,是决定改革与发展的方向与质量的。“发展组”这“一群人”,真正把研究农村问题“当成自己毕生的使命”,真正能“把苦难转化为精神资源”,他们在时代使命的召唤下,聚集在“发展组”里,既充分发挥每一个人的创造性,又相互合作、补充,相互吸取、制约,又凝结为一种合力,从而爆发出了巨大的集体创造力:这是“发展组”的真正魅力所在,也是他们成功的秘密所在,更是一个极其宝贵的经验。

  

三、中国改革的经验教训


   “发展组”是一个目光远大的改革群体,他们以农村改革为支点,其目的是要“撬动”整个中国的全面改革。因此,在1985年陈一咨和王小强受命创办中国体制改革研究所,“发展组”一部分成员随之转移到体改所,以后有的又进入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所,一定程度上由农村改革走向整个国民经济的改革,以致政治体制改革;同时,一些“发展组”的骨干,依然坚守农村改革,推动其向纵深方向发展(作为发展组的主要支持者的杜润生也在一直深化他对农村改革的思考)。1986年以后又都转移到新成立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与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直属的农村发展研究所:“发展组”成员这样的不同走向,“发展组”自身的转型与消散,都是一个自然的发展过程。

  

   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改革也按照自身的发展逻辑,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80年代初,以农村改革为支点的经济改革,到了80年代中期,就积累了许多新的问题和矛盾,需要有新的推动,寻找新的改革支点。1986年邓小平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或许这就是决策层所要抓住的新的改革支点。应该说,这也是有民意基础的。

  

   如前所说,80年代初中期的农村改革,所遇到的阻力和所付出的社会成本,都相对比较小;但80年代后期的政治体制改革,就遇到了远为复杂的情况,主要有四个问题。其一,改革深入到政治领域,特别触及体制问题,就会和执政者的既得利益发生冲突,遇到前所未有的阻力。其二,政治体制改革的主体、主要动力,来自知识分子和民营企业家、工人和市民。他们在毛泽东时代都是不被信任,甚至被视为革命对象的;在这样的极“左”思潮、路线积习影响之下,党内许多干部很容易将他们的民主、自由的诉求看作是“反对党的领导”,视动力为阻力。这是和我们前面所说的,和农民有着血肉联系的中共干部比较容易接受农民的诉求,是大不一样的。其三,政治体制改革所涉及的问题远比农村体制改革复杂,但在1986年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时,对相关问题的调查、研究,无论是理论研究、战略研究,还是应用研究的准备都是相当不足的,这都会增加改革的难度。其四,最重要的是,决策层事实上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内涵并没有形成真正的共识。但1986年却不同于1980年,经历了1980~1986年间的经济改革所积累的矛盾,此时政治体制改革的提出,不仅在民间社会,而且在党内也是有深厚基础的。

  

   这样,在如何对待民众的政治诉求问题上,在党的干部之间,以致党的决策层,就必然出现分歧。有意思的是,“发展组”的两位党内高层最有力的支持者邓力群和杜润生在这个问题上也发生不同意见而分道扬镳。这正是说明了这一分歧的严重性与深刻性。“发展组”的一段辉煌历史也终告结束。

  

   在某种意义上,今天的中国又面临一个新的历史转折时期。在“发展组”起草的《论战略研究》一文里,曾经谈到:当时(1981年)的中国,还“处于一个战略上的准备阶段”,“我们整个民族需要休养生息、积聚和组织力量,调整各种失衡的结构”,所做的一切,都是为未来中国“转入战略上的起飞阶段——经济、社会的大发展时期”奠定“良好的思想理论基础”。经过此后几十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现代民族国家的三大历史任务:今天的中国,达到了空前的统一和独立,并基本解决了13亿人口的温饱问题,经济获得了高速的发展。历史正在转入“发展组”当年预期的“战略上的起飞阶段——经济和社会大发展时期”。在这样的时刻,“中国向何处去”和“怎样走”的问题再一次提到国人面前,并为举世所瞩目。而中国的老百姓也以自己的实践作出了回应,提出了自己的诉求。这就是当下中国的三大民间运动:维权运动,网络民主运动和非政府、非营利的民间“自组织”运动。这三大民间运动表达了今天的中国民意。

  

   今天所培养出来的人才,包括所谓的高材生,越来越技术化与知识化,人文关怀、底层关怀、社会责任感的缺失,想象力、创造性的不足,成为今天中国人才的致命弱点,甚至出现了许多高智商的利己主义者。今天的中国,也在呼吁“发展组”曾经有过的人才:志向高远,和中国这块土地、土地上的文化与人民有着血肉联系,富有献身精神,同时具有战略眼光,多学科综合研究的知识结构、兴趣和能力。

  

   战略研究的问题,人才培养的问题,这都关乎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全局。因此,我们今天回顾“发展组”的历史,绝不是为了怀旧;“发展组”的经验是指向中国的现实与未来的,它应该在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实践中经受新的考验,得到新的发展。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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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炎黄春秋》2012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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