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慕兰:工业化前夕的政治经济与生态:欧洲、中国及全球性关联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79 次 更新时间:2006-11-06 23:5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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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慕兰  

  这些现象并非微不足道(例如,英国的土地)。第二,他们在适当的时间出现以解释关键性的歧异(一旦我们知道这个分歧点是在19世纪)。第三,他们松缓了限制(即定量的土地),否则的话,在当时的知识基础及制度下,将很难解决问题。第四,中国和日本以及部分欧洲(如丹麦)的核心地区,都发生了一些例子说明如果没有这些优势,社会会变得怎样。不用想也知道,如果没有这个解决之道,欧洲将会陷入马尔萨斯理论的灾难中,或者,中国在它稍微优势的生态条件将自行工业化。(没有一个地方是这样,这是为什么“何以英国不是长江三角洲”?这个问题可以修正它相反的命题。)欧洲的生态危机有可能发生,但我们也想像得到,某些更可能的结果能保存18世纪的生活水准,却不可能导向彻底的工业化,甚至还可能对之所阴碍。[71]

  如果没有矿物燃物及新大陆,欧洲的土地利用会趋于密集化,而其结果则会像东亚一样走上劳力密集的道路。的确,18世纪的欧洲出现许多征兆可能走向这个趋势:1400到1800年食用肉类的数量减少;英国的某些农业及原始工业,及丹麦所有的经济状况都如此。[72] 东西方的这种差异并非本质上的不同,而是历史的偶然性所致。如果把煤及新大陆的“资源冲击”这个变项拿掉的话,我们不难想像到一个劳力更为密集的世界,以及更勤于拾取作物的剩余等。这样的一种进步大概可以维持甚至稍微提高生活水准,但却不会把欧洲引至能源密集及资金密集的世界。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投入愈多人力于土地上会提高产量,因此把人力从农场工作移开会使农作物价格上扬;同时用这样劳力密集的方式来解决土地限制的问题会逐渐减少以别的方式解决问题的报酬率,结果可能会使某些突破(如工业革命及19世纪的农业革命[75] )不可能发生。

    

  结 论

  

  最近关于近代早期欧洲的成长及“西方如何变得富庶”等方面的研究都很重要,但大部分所提到的现象是欧洲与其他地区的相似之处。这些共同的历史过程只会产生像长江三角洲(或是丹麦、荷兰及佛兰德)的结果,而不是英国的情况:这并不是因为前者制度上的“失败”,而是由于在矿物料及综合肥料普遍应用之前,二者基本的生态条件迥异,以及用以替代土地的劳力与资金的限制所致。要解释东西方的差异,我们需要观察在欧洲这些限制是怎么突破的。这就牵涉到技术创新的问题(这个部分在本文并没有讨论)。既然我们不能把它视为理所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如果中国也有类似的资源,它就能自行产生工业革命。然而创新本身也不足以松缓土的限制并在1750至1850年间带来成长。而且,如果没有煤及新大陆以节省土地(亦即劳力并不密集),可以想见发明的焦点会十分不同。因此,要了解“欧洲奇迹”,我们必须要用中国的经验作为一面镜子,重新注意过去的学者所研究的重点:煤、帝国、英国例外情况、以及工业革命的不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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