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宇:权利与利益区分视点下数据权益的类型化保护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3 次 更新时间:2019-05-16 00:24:10

进入专题: 权利与利益   权益冲突  

李晓宇  

   【摘要】 在社会转型、经济转轨以及科技迭代发展的大数据背景下,数据相关的新型利益与权利诉求井喷式涌现,不同数据权益主体对数据保护的法律制度提出新的诉求与变革。个人数据、企业数据、公共数据等不同数据类型的法律属性、权利归属、使用规则以及法律适用均存在差异,既有法律规则难以对上述差异性作出有力解释,既有司法解决纠纷机制遭遇明显障碍。不同数据权益类型应作不同路径的类型化区分保护,权利与新型利益二元化保护方式不失为一种合理保护的过度方式。数据相关权益在法律保护位阶上存在强弱之分,数据权利优于数据利益保护,人格性数据利益优于财产性数据保护,公共利益优于私人数据利益保护。

   【中文关键词】 权利与利益;权益冲突;类型化保护;数据权益位阶

  

   一、问题的缘起

  

   信息革命通过计算机、人工智能、区块链以及云计算等科学技术,既在物理空间之外开拓出无限的网络空间(也称虚拟空间或电子空间),又使得海量数据的收集、数据的自动化处理与分析、个性化的数据利用成为可能。数字经济及数据产业随之兴起,人类步入“互联网+”及大数据时代。在此背景之下,中国、德国、英国、韩国以及俄罗斯等国相继出台制定数据经济与智慧国家建设相关的发展战略。[1]庞大数据的背后蕴涵着巨大的商机与经济利益,诚如学者所言,数据资源是数据经济时代的“新石油”。[2]数字产业的发展诞生了数据主体、数据控制者、数据利用者等新的利益相关主体,在新的产业利益的驱动下,不同利益主体必然会对相关权益的保护及法律制度提出新的诉求与变革。算法主导与人工智能参与下的数据产业具有“人机共处”“智慧互动”的新时代特征,既有的法律规范难以有效涵盖和调整新的数据法益;既有规则逻辑也难以解释数据相关的法学理论,比如数据的法律属性、分类、使用规则以及法律保护等都难以在现有民商法理论与规则中获得有力解释。

   学界对数据权益保护相关问题的探讨,大多聚焦于个人数据的法律保护问题,着重研究个人数据的法律属性、个人数据保护的正当性及个人数据规则的构建等问题,[3]也有少数学者从企业数据财产性权利保护的路径选择进行探讨,[4]也有学者从知识产权角度探讨了实验数据的保护与限制,[5]更有甚者,一些学者在未论证区分数据是一种数据利益抑或是数据权利的前提下,直接将数据定性为包含人格权与财产权在内的“数据权”以及“数据主权”。[6]个人数据与企业数据法律保护问题的探讨有助于数据权益法律保护问题的深入研究:一方面,个人数据法律保护问题肇始于对传统个人隐私权(人格权部分)的研究,大数据时代下,人们逐渐意识到个人数据的财产性价值,注重对个人数据财产性价值的挖掘与利用;另一方面,企业数据利用问题是信息技术迭代发展的产物,探讨企业数据保护旨在寻求个人数据保护与企业数据利用二者之间的平衡。但上述学者均未区分个人数据或企业数据是权利还是受法律保护的利益,直接将数据定性为权利的做法并不可取。不同类型数据的法律属性、适用规则及法律保护理念等都存有巨大差异。数据是利益还是权利?学者对此研究较少,杨立新教授以个人信息(个人数据)为视角,认为个人信息权是独立的民事权利;[7]也有学者持反对意见,认为我国《民法总则》111条只是规定了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并未采用个人信息权的表述,意味着立法上还未将个人信息作为一项独立的民事权利。[8]上述讨论限于个人数据,大数据背景下数据的内涵已突破个人数据的范畴,数据是一种权利抑或只是一种利益,关乎数据的法律性质界定、受保护的内容范围以及保护位阶次序等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那么大数据时代下数据相关权益究竟是一种权利抑或是一种利益,两者之间存在什么关联,是否存在将数据区分为权利保护与利益保护的必要?从数据的产权及持有上看,数据的类型可分为个人数据、企业数据、政府数据及公共数据。不同数据类型的法律属性是否存在不同,适用法律上存在哪些区别,既有法律规则是否足以保护数据权益?不同类型数据之间的权利或利益位阶如何排序?本文试图对上述问题进行梳理与检视,不揣浅见,求教大方之家。

  

   二、数据权利与数据利益的区分与澄清

  

   (一)利益与权利关系的再厘定

   大数据处于社会变革转型与科技飞速发展的历史时期,各类新的利益诉求呈指数型增长。新的利益诉求井喷式增长的缘由有三:一是“权利本位论”下权利话语权的争取与权利意识的觉醒具有历史必然性。[9]“权利本位论”挣脱了中国传统法律“义务本位观”的藩篱,近四十年内成为中国法学界的主流理论,权利作为现代法哲学的基石由此确立。在此背景下,权利的观念与权利的主张日益被人们所重视,诸多公民权利也被立法者以立法的形式进行确认。二是社会转型、经济转轨以及科技迭代发展的背景下,新的利益类型诉求以新型权利的形式不断涌现。诸如跨国隔代探望权、男性生育权、性决定权、祭奠权、眺望权、“动物权利”和“数据权”等,这些新型权利的诉求预示着“权利爆炸”时代的到来。人们愈加希望将自己所面临的新案件、新问题背后所涉及的利益提升为法律权利,以期获得法律的强制力保护。利益诉求权利化的期待,使得一些法定权利之外的正当利益未经法定程序,却扩张为受法律保护的法益,导致新的权利条款与权利类型呈井喷式增长,产生“权利泛化”的现象。数据权利的提出,也是数据主体在网络空间中寻求权益保护的一种呼吁。三是,从深层次上看,除社会转型与科技发展的客观因素之外,利益、欲望与需求的多元化、层级化和差异化是新利益诉求产生的根本原因。不同阶层背景的群体对利益的需求往往不同甚至是冲突的。恰如网络空间领域,网络用户(个人)、网络平台(企业)和社会公众等不同主体基于自身利益对数据权益提出不同的主张,而这些利益主张之间常常存在冲突,具体表现为网络用户对自身数据的人格权保护与网络平台利用数据之间的冲突,网络用户对数据的自决权诉求与信息自由流动之间的冲突。

   那么新的利益与法定的权利之间的关系又如何?从传统民法视点上看,利益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未受法律保护的一般利益,比如竞争中纯粹的经济利益,在竞争者并未故意破坏公平的竞争秩序,又没有故意以悖于善良风俗的方法侵害他人利益的情形下,纯粹的经济损失并不受法律保护。[10]第二类是受法律保护的利益(也有学者称为“新型权利”或“无名权利”),从法社会学角度而言,新型权利在实在法上并没有规定,但法院在司法实践中通过司法裁判认可的权利,比如晚近当事人向法院提出的土地发展权[11]、信用权[12]以及环境权[13]等。更有甚者,有学者认为权利源于习惯,未经立法规定及法院司法裁判认可、却被社会普遍接受和默认的权利也属于新型权利,比如祭奠权。[14]基于权利的利益论,“新型权利”的生成并非是哗众取宠、乱造名词的荒谬做法,它们是科技发展、文化观点变迁及社会转型的必然产物。不过,并非任何的利益都可以成为受法律保护的新型权利,对新型权利的甄别和认知标准,应在中国特定的社会语境之中综合考量。[15]判断具体利益是否构成新型权利的标准受制于利益的相对重要性,即受法律保护的利益只有比受限制的利益更重要时,才能构成新型权利。[16]由此可见,权利实质上也是一种利益,但并不必然得出所有的利益都是受法律保护的权利。一项利益能否成为法律救济的权利,还应对其背后的价值位阶进行考量。第三类是法定化的权利,法定化的权利是受制定法的命名且经历了历史的检验。[17]将未受法律保护的一般利益排除在法律规制的视野之外,免除与该类利益相关的正当行为受法律非难的危险性,既可消弭对他人行为自由的过度妨碍,又有助于节省司法资源。总而言之,权利本质上是一种利益,广义上的利益可分为未受法律保护的一般利益、受法律保护却未法定化的利益(新型权利)以及被法律明文规定的法定化权利。

   (二)数据新型权利诉求的合理性

   对数据等新兴事物主张新型权利(受法律保护的利益,还未被制定在法律条款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理由在于:一方面,弥补了立法滞后性问题。立法是立法者根据当前社会的情势以及对未来的合理预估判断而制定的,是依靠人的智慧制定的。不可否认,人的智慧及对未来的预估都是有限的,从而导致立法上的权利规定都是当下的,即立法者难以穷尽囊括所有的权利类型,但是新型权利却会随着科技发展与社会转型不断涌现,打破法律既有的权利框架,弥补立法滞后的问题。恰如隐私权最初被提出之际就遭遇诸多的责难与非议,然而科技发展使得大众媒体的触角不断延伸,人们意识到保护自身生活安宁、私有领域不受外界干扰的重要性,以维护人格尊严为目的的隐私权逐渐被人们所认同与接纳。今天看来隐私权受法律保护已达成共识,我国2009年侵权责任法也首次将隐私权纳入侵权法保护范畴。[18]由隐私权衍生出的个人信息权(个人数据权)也被我国主流的传统民法学者所认可。[19]在2016年欧盟委员会制定的《数字化单一市场中的版权指令(草案)》中,欧盟立法者意图通过引入“数据新型权利”来重构既有的利益分配。[20]

   另一方面,数据相关权益等新型权利的创制与确认,有利于保护权利主体的某种法律资格不受他人非法侵害,彰显法律防范性和救济性的功能。从“牺牲者中心进路”的道义论理论来看,我们每个人都是潜在的牺牲者,存在被他人侵害的可能性。[21]个人对个人数据权利的主张,体现个人在法律层面对自身数据人格权益与财产性权益不受非法侵害的诉求;企业则强调数据利用的自由,以及企业自身收集、整理后的数据非未经其同意,他人不得随意使用。具体而言,在网络信息领域,数据相关的新型权利扩张主要表现为:网络用户除主张立法承认的隐私权之外,还主张个人数据自决权、个人数据可携带权、个人数据被遗忘权、个人数据转移权和个人数据专有访问权等;企业则主张对其收集、整理的数据拥有财产权。由此可见,数据权益已不再只是单纯的一种权利,而是不同权利集合而成的权利束。

   (三)未区分数据利益与数据权利保护的弊端

数据的利益相关方对数据有大量新的利益诉求,且热衷于将新的利益诉求定性为新型权利,甚者呼吁以立法的方式明确保护其诉求。这种未加区分利益与权利,将所有与数据相关的利益都赋予法律权利的资格的权利泛化做法,是否存在缺陷?本文认为,数据权利泛化的消极作用与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其一,将与数据有关的利益都定性为数据权利将增加司法成本与司法操作难度。一方面,从司法成本上看,对权利而言,无救济则无权利,现实纠纷中权利的实现与救济还需依赖于有经费保障的法院的强制执行。不加区分将数据利益作为数据权利救济,会造成数据纠纷滥诉之嫌,将对公共财力提出更高的要求,增加司法运行的成本。另一方面,从司法操作的难度上看,将利益与权利区分保护的德国模式表明,区分利益与权利的做法在司法实务上具备更明确的可操作性。正因此,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在实践中更加推崇和认可德国模式。[22]德国对权利与利益的区分在实定法上体现为三个小一般条款,旨在为法官裁判案件提供明确可观的标准。[23]在我国,也有区分权利与利益进行判决的实践,例如著名的重庆电缆案[24],二审法院认为电缆毁损致电力中断属于纯粹的经济损失,加害人并未以有悖于善良风俗的方法导致用户受损,对民族医院就停电期间营业损失提出的赔偿诉求不予支持。在数据相关纠纷案件中,法院也有区分权利与利益的判决,比如淘宝公司诉美景公司大数据产品案中[25],法院一方面承认了淘宝对原始数据经过收集、脱敏化处理、提炼整合的衍生数据享有竞争性财产权益(利益),否认淘宝公司对原始数据及衍生数据享有财产权,但企业衍生数据的竞争性财产权益到底是什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权利与利益   权益冲突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法学 >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6313.html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9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