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年:读经与读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6 次 更新时间:2019-05-15 06:4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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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岱年  

  

   中国古代经学,由来已久。《庄子·天下篇》述“古之道术”云:

   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

   《荀子·劝学篇》云:

   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

   这些都是关于战国时期儒家经学的论述。

   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于是经学成为学术的正统。《汉书·儒林传》说:

   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

   经师讲学,听众常有千百人,所讲亦常常流于烦琐。

   汉代以后,经学经过多次演变,迄于清末,才逐渐丧失其正统的地位。“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儒学独尊的局面结束了。但是仍有少数人鼓吹“尊孔读经”。事实上,以经学为学术正统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诗》、《书》(《尚书》)、《易》(《周易古经》)、《礼》(《仪礼》)、《春秋》五经,是中国最古的文化典籍,“六经皆史也”,确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但是,到了今天,它们与我们的距离太远了。经书的一个特点是文辞古奥,不易理解。其中《尚书》的文字更是佶屈聱牙,晦涩难读。时至今日,五经只能作为专门之学,由专家学者来研究,不能是一般知识分子的必读书了。

   “五四”时期,曾有人反对读古书,甚至有人反对读中国书。这事实上是偏激之谈,是难以推行的。

   不读中国书,专读外国书吗?外国书是应该读的,但是中国书也不可不读。作为一个中国人,尤其是作为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的传统的精神文明应有所了解。只有对中国精神文明的基本内容有所了解,才能燃起热爱祖国的激情。

   世界上各先进国家莫不尊重自己的民族传统(当然也重视别的国家的文化成就)。而近年一些鼓吹“全盘西化”的人们却偏偏唾弃自己的文化传统,实际上这是可悲而又可笑的!

   对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还是应该批判继承,弃其糟粕,弘扬其中的精华。

   我们要想理解中国文化的精粹思想,读经不如读子。先秦诸子实为中国文化精华之所在。我认为,有十部子书,乃是中国知识分子所必读。这十部书是:《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墨子》《荀子》《管子》《韩非子》《孙子兵法》,以及汉代王充的《论衡》。

   这十部书中,《论语》《老子》字数不多,可以全读;其余《孟》《庄》等书,都宜选读。

   例如《孟子》的哲学思想主要集中于《告子》《尽心》两篇,但是关于“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的言论,见于《滕文公》篇,也是必读的。

   《庄子》可选读《逍遥游》《齐物论》,以及《马蹄》《秋水》等篇。

   《荀子》的《劝学》《王制》《天论》《正名》等篇,《墨子》的《兼爱》、《非命》以及《经上》、《经下》等篇,都能益人神智。

   《管子》书中提出全面的治国安邦的政治学说,其中《牧民》《形势》《权修》《枢言》等篇,兼重法制与道德教化,确实具有深切意蕴。韩非专讲“法、术、势”,排斥道德教育,未免陷于偏谬,但是他的议论往往“切于事情”,如《显学》《五蠹》等篇,犀利透辟,仍然值得阅读。

   《孙子兵法》系千古名作,不仅适用于军事。王充《论衡》文词冗赘,但其《自然》《物势》《论死》《订鬼》等篇乃是宣扬无神论、破除迷信的光辉文献,至今仍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以上仅举各家的代表作,阅读当不限于这些篇,这里不必详列)。

   《汉书·艺文志》中《论语》在“六艺略”,《孟子》在“诸子略”,后来都列入“十三经”,在本质上属于子书。五经中的《周易》又分经传,其中《周易大传》(“十翼”)传说是孔子所著,事实上应是孔子再传弟子所著,本质上亦属于子书,其中精粹之语很多,是每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所应理解的。《礼记》本是孔门七十子后学所著,许多篇章取自儒家子籍,亦应选读。

   自16、17世纪以来,西方学术突飞猛进,但是西方学者并未诋毁西方的古代传统,许多学者仍赞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近代西方学术确已推陈出新、超越了传统,但是并不标榜“反传统”。超越传统是必要的,但是超越传统,必须先理解传统。

   正如列宁所说:

   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完成这项任务。

   中国传统文化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作为一个中国人,能忘记自己的民族传统、甘心自卑自贱、自暴自弃吗?

   近年有些人写文章论述哲学问题,从古希腊讲起,一直讲到西方近代,却只字不提中国本土的思想,好像中国是一片荒漠。这种“数典忘祖”的作风,能促进文化的发展吗?

   一个有良知的中国学者应不会忘记先秦诸子的精湛思想。

   当然,先秦诸子距离我们也已两千年了,我们应超越他们的局限,达到新的高度。

   摘自《群言》199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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