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政体选择的国情依托:康有为共和政体论解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11 次 更新时间:2019-05-15 00:5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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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剑涛 (进入专栏)  
康有为既然以美国为例说明中国无法选择民主共和制,当然也就无法以英国为例来说明中国应选择虚君共和制,因为三个国家的国情均不相同。

   二是静态的国情与动态的国情相互影响。这是从国情的时间向度上进行的考察。国情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时易世变的。康有为抽取出君主制传统这一国情要素,认定它构成了中国现代政体选择的历史前提。但这一立场常常会引起一系列问题:凸显传统国情,无视当下国情;重视国情的一线延续,忽视国情的变化可能;看重国情中某些固定因素,无视国情中有利于人们多元选择的因子。他对民国初期的政情痛心疾首,动念以君主制补偏救弊。但导致民国实行民主共和制陷入困顿的最重要国情,恰恰是君主制陷入失败后引发的秩序紊乱。以失败的制度拯救这一制度引发的紊乱现实,岂非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三是局部的国情与总体的国情必有的错位。这是从国情的结构向度上进行的分析。康有为力图呈现中国的总体国情,对地理、人口、政制进行了综合描述与分析。但即便如此,他的国情论主要还是集中于君主制与统治绩效的关联方面。他对中国传统政制复杂性的关注是很不够的,也对中国环境条件的变化不够重视。因此,他的国情论实际上是对局部国情的关注结果。这让康有为对国情的描述,在总体上存在显著缺陷:一个国家的政体选择,似乎是国情注定了的事情;政制发展自身的活性力量,完全被遮蔽起来。而政体当下选择的局面,常常正是总体国情长期作用的眼前结果。持国情论立场的康有为,似乎完全无视了这一点。

   四是客观的国情与主观的国情不相一致。这是从国情的认知向度上做出的区分。客观的国情来自于不带价值立场的描述,观念形态的国情描述常常受描述者主观价值观念的支配。康有为是一个倾心认同儒家价值的实践性人物。因此,他的知识言说,不能不受这一价值立场指引。他早年从事的君主立宪改革,便是在儒家今文经学的托古改制理念引导下的行动。其晚期关于虚君共和制的主张,仍然未脱离这一价值立场的引力。因此,凡是属于康有为认定可以用来论证中国选择虚君共和制的国情面相,都被他充分动用来为自己服务;凡是不利于他论证中国选择民主共和的国情,他都以无情抨击的方法加以改写。

   五是理论的国情与实际的国情必有差异。这是从国情的实践向度上进行的区隔。从理论上刻画各个国家的国情,并加以归类分析,常常是支持国情论的方法。但形式上相类的国情,并不能用来印证相类国情条件下政体选择的必然一致。而且这样的论说,极有可能掩盖了两个或多个用来类比的国家的真实国情。譬如,康有为总是以英国的国情,来说明同样具有君主制传统的中国,具有与英国一致的选择虚君共和制的国情基础。殊不知两国的君主制具有完全不同的结构形式和运作机制。就英国君主制的实际国情讲,它是经历了漫长而艰难的权争,才最终在1688年落定于虚君共和制的政治平台上(33)。反观中国,自秦始皇以降,对君主的权力就无从有效制约。国家权力一直处在要么高压统治,要么被彻底推翻的专制统治状态。这哪是可以进入共和状态的君主制结构?这完全是君主独擅权力的君主专制(34)。英国君主制的国情,与中国君主制的国情,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

  

   四、国情、政情与共和政体建构

  

   从政治理论上讲,一个国家的国情,对这个国家的政体选择确实具有重大影响。但相对于政情对政体实际选择的约束作用来讲,国情对政体选择的影响尽管很强,但强不过政情对政体选择的直接作用。原因在于,国情对政体选择的影响,主要是基于政治传统或政治文化。它对当下政体抉择的影响,既不是决定性的,也不是最直接的。一个国家在转型关头的政体选择,一般而言,主要受政治时局,也就是当下政情的制约。那些极其从容地迈进在渐进改良的政体选择进路上的国家,也许会有例外,比如康有为看重的英国就是这样的例外。

   说到底,国情仅仅是一个国家政体选择的政治-文化背景条件,而不是这个国家政体选择的政治-时局条件。前者确实是影响国家政体选择的长期因素,但却是一种软性因素;后者虽然是影响国家政体选择的短期因素,但绝对是难以被前者支配的刚性因素。前者是一种政治文化的、背景性的因素;后者则是现实的、直接作用于当下政治决断的前台性要素。因此,研究一个国家的政体选择,究竟应当主要基于政治的思维,还是基于文化的思路,确实是一个大问题。平衡而论,兼顾两种要素最好。除了那些免于持续不断的政治纷争、甚至残酷战争的国家如英国以外,对身处激烈的政治争夺与战争侵扰的国家而言,政治从来不会给人们从容平衡的宽松时间,更不会给人们太多的非政治考量机遇。政治的当下立断,常常是其动人心魄的实质特征的体现。诚如康有为所论,像法国那样试图以一场革命确立起美国式民主共和制政体,确实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但试图像英国那样奢侈地行进在虚君共和制道路上,更是“一场游戏一场梦”。只有在不断的政治试错中,适合一个国家的政体形式才会凸显出来。康有为尝言,“今吾国人初欲变法,事事师法欧、美,惜乎多无常识,往往得一知半解,而不得其全体,则足以大败也。且欧、美政艺,一切皆经试验实测而来,皆经百千败绩,乃改良而得之,各国各有其历史风俗,易地则败。今吾国人皆慕欧、美人之良法,而无其百试之经验,万一误而磋跌,则五千年文明之古国,岂可为试验场乎?惟我海内同胞,无动于感情,无蔽于近见,慎择熟讲而后力行之,中国幸甚!”(35)但他这一段议论,真是有些反讽的意味:他以民国初年的民主共和制几次试验失败为证据,便匆匆得出了中国不适合实行民主共和制的结论。何以宽容地让欧美各国从容试验现代政体,却要中国一举落定在他自己认定的高品质、低风险的虚君共和政体上呢?

   康有为的政体言说,是以国情论反政情论的产物。康有为并非全盘不谙政情。譬如他深知,民国已生,证明过往君主制之人格载体即实体君主已死。而康有为念兹在兹的古代君主制,已成历史陈迹。更为关键的是,袁世凯的帝制复辟失败,证明恢复帝制不得人心。重视民意的康有为,因为蔽于自己设定的虚君共和制政体优势,因此对倒袁所蕴含的反帝制的民意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反以之作为民主共和必掀动争权夺利乱局的依据来拒斥民主共和政体。这是又一重反讽。康有为对一些政情深有所见,如观察到欧洲一些陷入乱局的民主共和制国家,重新请回倒台的君主,甚至从外国引入君主以保障共和秩序,反倒使国家步入政治安宁状态。他暗示人们,中国人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重树王权、重立君主,由此可望顺利走出民国政治乱局,进入安宁有序的虚君共和制天地。岂不知中国与欧洲一些国家建构共和政体而不稳、重新迎立君主以定局的情形,大为不同。欧洲王室之间,因为通婚的关系,各国迎立的国王,并不会完全被视为外来君主。而中国是家产制国家,姓族统治具有强烈的排外性。汉代就确立了“非刘姓而王者诛”的原则,要想迎立具有婚姻关系而身在别国的君主,去哪里找寻?中国是不是可以复制这样的政情,恐怕是康有为不曾思量的问题。

   如果说上述局限是康有为不了解历史向度的政情所导致的话,那么,他对民国初期政情的观察,则仅限于怒不可遏的指责,而缺乏深入了解,亦缺乏研究这一政情所必备的理论储备。先不说他关于政体观察与政体论说之间在理论与实践上的疏离,即便仅仅着眼于他自信心满满的全球政体观察来看,他的政体描述与分析,也包含很多不准确的地方。前述其对欧洲虚君共和历史的了解,对英国得以虚君且共和的政情观察,对欧洲王室之间跨国成王的叙述,对法国、德国强国之路的勾画,均存在误读误解。而就民国初年中国的政情来看,由于他既反感北京政权的争权夺利,又坚拒南方革命政权重造中国的尝试,因此,他对二者展示的种种政治行动,均不加分析地斥之为民主共和乱象。以尊重康有为论述起见,也以尊重当时既成的政情时局着眼,他对二者的即时断言,可以说准确无误。但民国政情之乱,是不是就完全代表了民主共和的失败?从历史长波来看,并不见得。这可以从远近两个视距来观察:从近处说,为康有为所痛斥的民初政争,正是民主共和制实践的“试验实测”,建构现代政体而全然不经阵痛就顺利成就,史无记载。英国不也经过1640年爆发的国内战争,一波三折之后,才落到1688年光荣革命的虚君共和建国平台上吗?法国、德国的君主制实践,确实在一定阶段展示了令人羡慕的建国成就,但法国最终还是走向了民主共和,并以此保证国家的安宁、富强;而德国君主制在20世纪初期被取代,也经历了不短的剧烈动荡时期,才在二战后实现了民主建国。只需要稍稍拉长视距,就不会像康有为那样以六年短暂的时光,就自负地宣布民主共和制之中国实践彻底失败。

   即便仅仅限于民初六年的中国政情来看问题,康有为的结论也显得有些草率。在一个国家的政体转变过程中,岂有完全不争权夺利的德性氛围?英国立宪初期,贵族与国王的各自算计,付诸战争的残酷手段,争利各方的多端诡计,早已记录在案。至于美国开国时期的政情,也不像康有为描述的那么感人心扉,似乎建国者都一无例外地公心相待,共赴国难。康有为所推崇的美国国父一代,在制定美国宪法之际,就不断争执,以至于不得不同时在三套制宪会议记录上签字画押,才让制宪者放心投入制宪进程。其后开国者们投入国家大位争夺,对峙也非常激烈,一点显示不出政治谦让的高尚品行(36)。可以说,政治上的争权夺利,并不是建立现代政体的危害因素,只要想方设法将之引导到规则性的争夺轨道上,这种争端并不见得就必然堵塞民主共和的道路。民初的政争,既需要有长远眼光加以审视,也需要确立政争规则以引导其走向健康轨道。惧争的康有为,因此难以从政争中获得诱导政体良性发展的思想资源,而只能付诸想象或愿望政治,虚构而不是实导中国政体方案。

   仅从康有为政体论说的两个重要文本来看,他满足于兼综古今中西优秀政治成分的、中国人的完美政治想象。这种愿望政治,与实际政治严重疏离。康有为的虚君共和制设想,其实是反政治的想象。这从他拟议的儒家素王华丽转身而为虚君共和制中的君主,就可以得到印象深刻的佐证。由于他深知清朝废君无以重登大宝,因此,“夫欲立此木偶之虚君,举国四万万之人,谁其宜者,谁其服者,苟一不慎,必将争乱,以召外国干涉瓜分矣。投骨于地,众犬唁唁而争之,若有定分,争者即止。天虚君无事无权,不须才也,惟须有超绝四万万人之资格地位,无一人可与比者,然后有定分而不争焉,则举国之中,只有二人,以仍旧贯言之,至顺而无事,一和而即安,则听旧朝旧君之仍拥虚位也。以超绝四万万人之地位,而民族同服者言之,则只有先圣之后,孔氏之世袭衍圣公也。”(37)康有为此论,有着维护清朝五族共和、基于儒家三世历史哲学、立于中国主体民族认同等等综合考量,就其自身逻辑而言,也算是相当周全的。但如果跳出康有为的思维逻辑,纯粹按照政治逻辑考虑问题,便知衍圣公之立为虚君,其可行性几乎等于零。原因很简单,在政治场域中,政治实权的博弈是任何人、任何一方取得政权位置、哪怕是虚位的直接前提。试想,一个既无君主实位的历史记忆,也无君主认同的社会基础的衍圣公,怎么能够被推上虚君之位,在乱世发挥其政治整合作用?而且,除了曾经组织孔教会的康有为及其门生乐意推举衍圣公为虚君,还有谁,尤其是政治实权人物出来拥戴衍圣公为虚君呢?而孔教活跃时期伴随的帝制复辟,会不会引起人们对立衍圣公为虚君的不良想象呢?

完全依托于国情构建的虚君共和制,实际上依靠的是中国儒家传统的观念国情,倚重的是君主制曾经发挥过的整合中国社会的历史记忆,依赖的是康有为个人政治实践所积累的有限政治资源,借助的则是康有为周游世界观察到的共和政体情状。他对世界范围内共和政体的考察,被其崇尚虚君共和制的先入之见所诱导,结论早就包含在论述之先。如果说先见乃是任何人述说其政治见解不可避免的事情,那么,对于康有为推崇虚君共和制,贬抑民主共和制的观点,就需要将其放置到民国初年的政情中加以衡量。这一特定视角,需要以如下两个判断为前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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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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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政治学研究》 2017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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