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俏:中国市值最大的10家公司和美国前十有什么区别?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70 次 更新时间:2019-05-15 00:0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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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俏  

   每一年美国的《财富》杂志都会有一个全球五百强的排行榜,我们既然有120家所谓的五百强企业,为什么还讲中国需要伟大企业?那么,“大“跟“伟大”之间到底什么样的区别?

  

   一、什么是伟大的企业?

  

   一般来讲的话,规模上的大,跟我们讲到的能够创造价值的伟大企业,它们之间是有很大差异的。

   大家经常会问,你怎么定义伟大企业?如果从财务、经济学角度讲,我们把那些能够创造价值的企业,能够持续地、长时间地创造价值,给它的股东、给重要的投资方、消费者、员工提供合理回报的这些企业,我们把它称之为伟大企业。

   大量的研究显示,一个企业如果能够长时期地保持比较高的投资资本收益率,具备了创造价值的强大能力,那么这种企业就符合我们讲到的伟大企业的范畴。

   回顾整个企业史过去的一、两百年,什么样的企业真正做到了能够保持比较高的投资资本收益,能够成为大家公认的伟大企业?我想这里面有两个例子是比较典型的:一个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通用电气,就是GE。过去130年时间里面,什么样的技术、什么样的产品对人类的生活质量改变最大?是电,电对人类生活改变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么,通用电气是一个以围绕着电来做业务的企业,它最早的创始人就是爱迪生,大家比较熟悉,他的一个理念就是,凡是电所到的地方都是我们的业务可以扩展的方向,我们通过电来给人类提供更美好的生活。

   通用电气在上个世纪90年代之前,在一百年的时间里,它其实一直保持将近20%以上的投资资本收益率,就是每一块钱的资本投入进去,能产生两毛钱的税后利润。那么在工业企业,特别是大体量的工业企业,业务品类这么多的工业企业里面,这是非常难得的。而且它的这种盈利和整个估值,一直保持比较持续的稳定增长,我想这是它成功的一个原因。

   背后的秘籍在什么地方?原因很简单,它就围绕着它的主线,一定是跟电相关的,一定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比较好的价值创造的能力。

   现在GE本身也有很大的争议性。去年的6月份,因为它的表现不太好,最终从道琼斯工业指数排行榜里面把它剔出来了。咱们国内很多的媒体,或者说是一些企业家认为,GE失败了。但事实上,这个企业在过去130多年的历史里面,它类似的调整有很多次,而且它始终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以良好的业绩表现、以对这种价值创造作为主要诉求的这样一种企业文化。

   另外一个例子,其实我想就是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是一个大家公认的在高科技技术领域里面比较好的企业,但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的时候,它有一些我们叫“颠覆式创新”的产品出现,就是个人的电脑出现。个人电脑在性价比方面,在当时的运用能力方面,已经开始起到了能够替代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的传统产品,这些小型机、中型机甚至大型机的一种程度。

   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大概从1990年到1993年连续亏损,基本上没有任何人认为这个企业还能够复苏,还能够活过来。这个时候他们派了一个CEO,大家可能都听过,他后面写了一本书,咱们中国人给他起个名字叫郭士纳,这本书的名字叫《谁说大象不能跳舞?》,就讲他接手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业务之后,所发生的一系列的变革。这变革就一个主旋律,就是怎么去提升它的价值创造能力,提升它的投资资本收益率。最后把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的PC部门出售给中国的联想,果断地把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从一个制造商向一个服务商转型。

   它做这种咨询服务,做软件,这些行业的资本占用金额是非常低的,但毛利非常高。进行这样一种业务重组调整之后,整个企业的投资资本收益率一下就上去了,一下就恢复了,现金流变成正的。通过这种方式,这个企业重新恢复了强大的价值创造能力,市值又回到了2000亿美金的水平上来。他最后卸任的时候,回顾这段历史写了本书,就是刚刚提到的《谁说大象不能跳舞?》。

   像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这样一个业务品线非常多,多元化程度非常厉害的这样一些企业,在面临困境的时候,它其实可以重新回归到我们讲到的最基本的价值创造这条主线上来,围绕着投资资本收益率来重组它的业务,最终通过“瘦身“,通过重新转型,跳出优美的舞步。谁说大象不能跳舞?有很多小而美的企业、小而伟大的企业,能够比较长时期保持比较高的价值创造能力,它都算是伟大企业,所以它跟这个规模之间其实没有必然的联系。

   企业,作为最基础的经济单元之一,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企业飞速成长,书写了众多传奇的财富故事。1984年,联想从20万元起步,2018年营业收入超过三千亿元人民币;2018年初,贵州茅台流通市值首次突破万亿元,成为制造业的一杆旗帜;2018年,中国的三家能源公司继续保持《财富》杂志世界500强前五名的地位毫不动摇,而利润榜排名前10位的四家中国公司,依然是国有商业银行的身影。这些企业能否能被称为伟大企业?它们与伟大企业之间还有怎样的距离?

  

   二、我们的企业离伟大有多远?

  

   1978年我们几乎没有现在意义上的企业,我们有的只是计划经济下的完成指令计划的行政部门。短短40年时间,我们把这些完成指令计划的行政部门变成充满活力的、能够在全球市场上竞争的这样一种经济单元,这样的一些企业。

   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不可否认,就是民营经济的崛起。在过去40年,我们看到四次比较大的创业浪潮,从1980年温州的章华妹领到第一张个体工商户的营业执照开始,整个八十年代看到的是乡镇企业的崛起,出现了很多企业家和伟大的企业,像大家比较熟悉的华为任正非、张瑞敏、鲁冠球这样一些企业家。

   第二波浪潮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我们看到大量的学者还有政府的一些官员下海形成新的市场派,出现了像大家比较熟悉的陈东升、郭广昌这样的一些人物。

   第三次创业高峰出现在90年代末期,互联网浪潮高峰时期,像大家现在耳熟能详的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再加上京东,基本上是这个时期产物,我们有了像马化腾、马云、李彦宏这样的一些代表性的人物出现。

   那么第四次讲创业高峰期,应该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双创时期”,这个阶段还在延续之中。这里面什么样的企业能变成伟大企业,或者是未来的引领世界的企业,我想可能我们还需要时间去观察、去判断。

   用一句话来总结,中国经济在过去四十年,我们在微观基础方面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我们中国大企业的崛起。1996年我们有两家企业第一次进入全球五百强的排行榜,其中一家企业是大家熟悉的中国银行,另外一个是中粮集团。

   到2018年,包含台湾地区,中国进入五百强企业的数量是120家,几乎每一年是以五到六家的速度在增加,而美国基本上从最高峰期的近两百家一直在减少,按这样一种动态的趋势,在未来的两年我们可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拥有财富五百强最多上榜企业的这样一个国家。

   但这里面我想跟大家强调一点,五百强企业是按照销售收入来划分的,这是2018年我们进入五百强的120个企业的前四十名,这里我把大陆企业列出来,大家看到非常有趣的两个观察:第一个大部分是央企或者地方国企,第二点它们绝大部分集中在提供资金、能源和原材料这样一些生产要素的行业。

   如果我们看上市公司,这个特征就更明显了。按照2018年年底的市值选出排名前十名的企业,A股市场十家最大的上市公司里面,有六家是金融机构,它提供资金;有两家是能源企业,它提供石油或者天然气这样一些能源;还有一家是茅台酒,茅台酒在我的理解中,其实也是提供重要的生产要素。

   我想这个特点跟美国排名前十名的上市公司相比,有很大的差异性。它前十名公司行业的结构会更加多元化一些,而且有将近五家企业是所谓的高科技企业,它有消费品公司,也有金融机构,也有能源企业,会更多元一些。

   我们在过去四十年经济增长高歌猛进,我们作大量的投资,那么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大量的生产要素,需要资金,需要能源,需要原材料,那就使得我们这些领域的企业能够迅速地崛起,形成大的这样一些企业,这也是我们值得骄傲的一个伟大成就。但回到第二个问题,这些企业它是不是就是伟大企业?“大”就一定是“伟大”吗?规模大的企业是不是一定能够创造价值?

   这是从1998年到2017年,中国A股市场上市公司平均的投资资本收益率的一个衡量情况,这20年平均只有3%。大家可以思考这个问题,3%意味着什么?也就是我们给这些上市公司一块钱的资金去做它的主营业务,提供产品或者服务,一年之后它所带来的税后利润其实只有三分钱。

   美国在完成工业革命这个时期,就是1870年到1970年这段时间,上市公司平均的投资资本收益率应该是10%以上,我们是3%。再回到刚才我提到的五百强企业,我们120家平均的资产收益率只有1.65%,而美国是4.79%,是我们的2.9倍。从这个角度讲,其实也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的企业它规模很大,但是在创造价值方面并没有展现出足够好的表现出来?为什么我们高速增长并没有催生出这些伟大企业出来?

  

   三、培育伟大的企业需要怎样的土壤?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在企业经营管理方面,不管是我们的外部环境,还是企业家的认知方面,其实是有一些局限性的,使得我们的企业往往把规模放在价值创造的前面。这里面的原因主要有五点:

   第一点,我们存在一个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我们强调要素投入,不管是地方政府,还是用GDP(国民生产总值)作为一个主要的发展指标,对企业而言,它把规模做大之后,基本上有条件、有前提可以得到更多的资源。资源占有导向型这样一种经营思路,就必然使得企业在经营管理过程中,把规模放在投资资本收益的前面,但这后果本身也比较严重,企业如果投资资本收益率不高的话,必然的结果就是企业的债务率会越来越高,也就是杠杆率会越来越高。

   中国整个宏观杠杆,到2018年的3月份,就按照国际清算银行的这个数字,整个债务包括企业债务、家庭债务、政府债务,全部合在一起之后是我们GDP(国民生产总值)的2.6倍,但其中这种非银行的企业债务是我们GDP(国民生产总值)的1.64倍。那么大家思考这样一个问题,1.64倍意味着什么?假如说我们企业的平均资金成本,一年所需要支付的利息如果是6%的话,也就意味着我们这些企业一年时间里面,它需要用来偿还利息的资金相当于我们GDP(国民生产总值) 的10%,就是我们整个国民生产总值的10%是用来还这个利息的,因为背后是大量债务来支撑的这样一种企业运营的格局。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金融机构在资源配置方面其实是缺乏效率的。过去将近20年时间,我们的两个板块:一个国有板块,一个民营板块,除了1999年、2000年之外,剩下绝大部分时间,民营企业的投资资本收益率相对而言会比国企高一些,但这里面有很多原因,就是国企可能有很多社会责任,民营企业不需要去承担一些负担。但不管怎么讲,从客观事实上看,民营企业的投资资本收益率会更高一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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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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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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