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卫球:民法“合同编”的编纂进展与重大发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5 次 更新时间:2019-05-14 23:3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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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法“合同编”作为我国正在编纂的民法典重要组成部分,已经顺利完成一审、二审,总体上较为成熟,形成了一个科学化、系统化程度较高的草案体系。在加强市场交易法律制度目标下,不仅对既有合同法和实践成果进行了科学化、系统化整理,而且为适应新时期市场交易发展特点,对于1999年《合同法》做出明显的修改完善,有明显改进或创新。其中,体系上,按照去债总的功能要求形成了一个具有债法功能包容性的合同法体系;观念上,强化了诚信、公平、公序良俗、生态环境保护等价值原则的共同作用;内容上看,大量转化成熟司法经验、学理成果和比较法,极大完备了合同法规则体系,特别是合同订立、履行、合同保全、违约责任等重点制度,都有明显改进和提升;同时顺应社会经济基础的重大变化,进行必要制度创制,也注意回应了社会关注。但是仍然具有完善的必要,包括完善合同法体系功能,加强多重体系布局;完善合同相关制度规范,重点细化容易引起争议的条款;以及增补一些重要、急需的典型合同。

  

民法“合同编”目前编纂的进展情况


   民法“合同编”目前在民法各分编起草中走在了前面,已经顺利地完成了两次审议。中国法学会于2016年6月7日召开民法典编纂工作会议,根据中国法学会的统一安排,即日起全面开启民法典编纂的下一阶段研究工作,并决定就民法典分则编纂对应成立五个课题组(物权法、合同法、侵权责任法、婚姻法、继承法)。2017年3月《民法总则》出台之际,“合同编” 就与其他民法各分编一起形成了中国法学会建议稿,正式提交法工委参考。2017年8月8日,法工委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合同编(草案)》“民法室室内稿”,2018年3月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合同编(草案)》“法工委征求意见稿”。在上述基础上,2018年8月27日,正式形成《中国人民共和国民法合同编(草案)》一审稿,与其他各分编一起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第一次审议,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民法各分编一审稿排列顺序依次为:物权编、合同编、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侵权责任编)。此后,民法各分编进入各自审议的阶段。2018年12月23日,民法典合同编草案、侵权责任编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进行二次审议,并向社会发布公开征求意见。

  

   民法“合同编”质量较高,可以说算的上是目前民法各分编起草中“最为成熟的一编”。民法“合同编”通过一审和二审,形成了一个科学化、系统化程度较高的草案体系,在加强市场交易法律制度目标下,不仅对既有合同法和实践成果进行了科学化、系统化整理,而且基于适应新时期市场交易的发展需要,在体系、价值和制度内容上都有明显改进或创新,还及时回应了不少当下社会关注。总体上而言,体现出体系特色突出、价值多元融合、制度内容完备、具有较大改进创新、本土化与国际化统一等特点。

  

   “合同编”之所以进展顺利且颇有质量,至少有五个方面原因:

  

   其一,我国现行合同法及其实践较为成熟,提供了坚实的立法基础和合同实践素材。1999年《合同法》本身相对比较发达、完备;四十年持续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为合同法实践创造了条件,相关合同交易极为丰富。

  

   其二,司法实践形成了大量成熟的司法解释和司法经验,可以将其纳入到民法典之中。1999年《合同法》颁布之后,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为了回应审判实践的需要,出台了较多的司法解释,涉及总则、买卖合同、建设工程合同、技术合同、融资租赁合同等,可以直接成为立法素材。另外,通过大量指导性案例和典型案例形成的丰富司法经验,也可供立法参考。例如,二审稿第545条就跳单所作的规定,就是在指导性案例的基础上所作的规定。

  

   其三,我国学术界在合同法领域研究积累颇丰,提供了较为充足的智力支持。特别是为了此次合同编的起草,中国法学会专门成立了合同编的专家组,做了精心的预研工作,形成了高质量的系统建议稿,为合同编的起草提供了重要借鉴。

  

   其四,其他国家在债法和合同法的现代化改革方面取得了丰富成果,可供借鉴。欧美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近年都进行了债法现代化改革,特别是在合同法现代化方面取得长足进步。特别是最新出现的2016年法国债法改革、2017年日本债法修改,以及《欧洲民法典共同参考框架》(DCFR)等,相关成果都是很新的,特别值得借鉴。例如我们的“合同编”草案中关于格式之战的规定,便借鉴了《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的条文,关于情势变更制度的规定,也借鉴了德国新债法的成果,而其中磋商义务的规定又同时借鉴了法国债法改革。

  

   其五,合同法体现的主要是市场交易技术面的法律要求,与基本经济体制、文化传统、意识形态关系并不密切,因此敏感议题和争议较少,比较容易形成共识。相比较而言,在民法各分编中同样十分重要的、构成市场法律制度核心的“物权编”,反映的是市场经济结构基础面的法律要求,相关重大议题,像土地物权、国企物权等,都极为敏感,需要考虑很多因素,不容易形成共识。

  

民法“合同编”编纂的地位和基本目标


   民法各分编起草编纂中,合同编居于十分特殊的重要的位置。民法“合同编”,顾名思义是民法中关于合同的那一部分民事法律制度,俗称合同法。我国正在编纂的民法典,结构上包含总则和分则。总则即民法的一般性规定,分则即民法的具体制度规定。民法分则由民法各分编组成,从2018年8月27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进行的初次审议来看,民法各分编依次包括物权编、合同编、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侵权责任编。民法典编纂按照预定“两步走”思路,已在2017年3月通过了总则,接下来便是争取2020年一并通过包括合同编在内的民法各分编从而形成统一民法典。

  

   合同是市场自由交易的基本形式,“合同编”实际就是民法中反映市场经济交易的基本法律制度。著名法学家范斯沃思关于合同的意义,指出交换(自由交易)是“依赖自由企业的经济体制的主要动力”,而“这种体制很大程度上通过根据私人之间基于讨价还价而达成的相互直接交换来配置资源。” 可见,“合同编”的编纂情况,直接关系市场经济交易法律制度情况,在决定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实际水平,特别是我国市场交易法律制度实际水平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合同编和物权编,一起被看成是民法中最直接反映市场经济要求的法律制度,因此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两个部分。合同法解决的市场交易形式,为我们民事主体可以进行市场交易进行赋权规范,比如买卖合同、租赁合同等;物权法解决的则是市场交易内容,为我们民事主体可以交易什么进行赋权规范,比如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等等。两者相得益彰,共同反映和决定了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状况和水平。

  

   民法“合同编”此次编纂,是我国合同法进入新时期之后的一次重要发展,旨在以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为背景,加强我国市场交易法律制度建设。当前民法典编纂的整体目标,是要“加强市场法律制度建设”,具体到合同法领域,就是要加强市场交易法律制度建设。2014年10月,中共中央第十八届四中全会决议提出编纂中国民法典的要求,相关表述为“加强市场法律制度建设,编纂民法典”。可见,将民法典编纂直接与加强市场法律制度建设联系在一起,可见具有很强的现实目标和使命感。这里的“加强”,理解上具有特殊的语境,鉴于十八届三中全会主题是全面深化改革,十八届四中全会的主题是全面依法治国,所以应该结合这些背景加以理解。按照四中全会决议的理解,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且必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必须以保护产权、维护契约、统一市场、平等交换、公平竞争、有效监管为基本导向,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落实到合同法领域,具体体现为要在民法典编纂的总体框架下,按照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的要求,以系统化方式,全面完善和提升我国合同法,通过修改1999年《合同法》,以适应当下和今后时期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交易制度的根本需求。

  

   民法“合同编”此次编纂,从代际意义上说,也是我国合同法的一次再现代化。1999年《合同法》被认为是我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合同法第一次现代化,但是限于其置身的社会经济基础发展的阶段性,并没有全面实现现代化目标。20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建设更加深入,特别是到了今天开始启动全面深化改革,1999年《合同法》无论在观念、原则还是具体制度上,都明显出现了不适应性和滞后性,难以满足新时期社会主义市场交易的新发展要求。所以,需要通过“合同编”编纂,对1999年《合同法》做出重要修改和发展,要在它没有完成的现代化的基础上进行改革再出发。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先后颁布了《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和《技术合同法》三部具体合同法,但由于当时改革尚在探索之中,市场经济和合同交易空间尚为有限,保留了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合同自由很大程度受到行政干预。例如,这一时期,就买卖交易而言而已,保留了国家指令性色彩极强的购销合同形式,在许多领域排除以当事人自由为基础的买卖合同。1994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我国市场经济开始出现加速度发展,于是提出了修改合同法的需求,以适应不断扩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同时,对外出现了中国加入WTO的需求,中国需要立即改进合同法和相关市场经济法律,以为争取加入WTO扫除法律障碍,助力中国企业参与全球化经济。在这种背景下,1999年《合同法》应运而生。1999年《合同法》摒弃计划经济合同理念,在废除既有三个合同法基础上,以合同自由原则为基础,建立全新市场交易法律制度。一方面,该法坚持合同自由,极大消除行政对于合同的干预;另一方面,积极融合当时两大法系的先进合同法理念和规则,重点参考了《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公约》和《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等先进规则。总体上,满足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向更加深化阶段的内在需求,同时也为我国经济开始走向全球贸易化奠定了制度基础,是本土化和国际化的一次融合,在当时具有很大的进步性。

  

但今天来看,1999年《合同法》还是受到很大的改革发展局限,具有明显的阶段性,虽然处于世界范围债法改革和合同法现代化的风潮之际,却并没有完成合同现代化任务,留下了遗憾。《合同法》出台之际,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处在一个需要继续深化的阶段,这一时期的合同法改革观念,主要是理解和接受刚刚确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合同法》从当时制定的时机上,与世界范围内的债法改革和合同法现代化浪潮几乎同时起步。世界范围内的债法改革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兴起,一直持续至今。德国在2000年进行了债法更新;法国到2016年才完成新债法;日本也在2017年完成债法改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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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内蒙古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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