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新生:蚌病成珠: “人”——“生”与《管锥编》中的《史记》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33 次 更新时间:2019-05-13 23:2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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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苦中求乐与撰文明“志”


   “蚌病成珠”由刘勰《文心雕龙·才略》谈东汉冯衍时首先提出:“敬通(冯衍字)雅好辞说,而坎壈盛世;《显志》、《自序》亦蚌病成珠矣。” “蚌病成珠”四字,要在“病”和“珠”上。蚌开壳进食,沙粒嵌入蚌体,蚌受刺激而“病”,这被刘勰体悟为蚌受到伤害,用了生命的汁液一点一滴裹起它的“病”,于是产出璀璨的珠。冯衍“坎壈”而出妙文,正如蚌病而生明珠。刘勰“无意间”揭示了一条文学创作的重要认识论。说刘勰“无意”,因为他“语气不像司马迁(《报任安书》)那样强烈,而且专说一个人,并未扩大化。”[1]即是说,刘勰尝未自觉认识到“蚌病成珠”是一条文学创作和评论的普遍轨则。中国传统文论中当然还有类似刘勰的认识。钱钟书先生曾引南朝的钟嵘、刘昼,唐代韩愈,宋代苏轼,明代陈子龙等人的议论。但人因苦痛的刺激而作“文”,优秀作品往往是穷愁困厄的产儿,明确全面阐述这一理论的是钱钟书。[2]钱引张煌言:“甚矣哉!‘欢愉之词难工,而愁苦之言易好也’!盖诗言志,欢愉则其情散越,散越则思致不能深入;愁苦则其情沉着,沉着则舒籁发声,动与天会。故曰:‘诗以穷而后工。’夫亦其境然也。”又引陈兆仑:“‘欢愉之词难工,而愁苦之言易好。’此语闻之熟矣,而莫识其所由然也。盖乐主散,一发而无余;忧主留,辗转而不尽,意味之浅深别矣。”钱先生解释其中的原因,他先拿了“欢愉”和“愁苦”来作心理学的比较:苦难,因“沉重”所以“沉淀”,不像“快乐”,“乐”者必“快”而非“慢”,“所以法语里的‘喜乐’ (bonheur )一个名词是‘好’和‘钟点’”,“只是个把钟头的玩意儿(Si Iebonheur n'etait qu'une bonne heurel)”[3];钱又说:“‘心花怒放’……等等,都表达了乐的特征是发散、轻扬,而忧的特征是凝聚、滞重。欢乐‘发而无余’,要挽留它也留不住;忧愁‘转而不尽’,要消除它也除不掉。”[4]欢愉的文字“发散、轻扬”,随风而去留不住,此为“乐”而“快”;痛苦有“心结”,忧心之文“沉重”故主“留”,能够打动读者,紧随着作者同忧共悲,“凝聚、滞重”而“留”了下来。例如李长之先生,就根据自己体察太史公不幸受刑与《史记》之不朽,给出了一个精当的评点:“司马迁的受刑,在他个人当然是太大的不幸,然而因此他的文章里仿佛由之而加上浓烈的苦酒。那味道却特别叫人容易沉醉了!又像音乐中由之而加上破折、急骤、悠扬的调子,那节奏便特别酣畅淋漓,而沁人心脾了!”[5]李先生的话,印证了钱先生的结论:

   撰述每出于侘傺,抒情言志尤甚。”“轗轲可激思力,牢骚必吐胸臆;穷士强颜自慰,进而谓己之不遇正缘多才,词好词工乃愁基穷本。[6]

   用了“蚌病成珠”的原理我们回望钱钟书和他的《管锥编》。杨绛说:“《管锥编》是干校回来后动笔的”,“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有人责备作者不用白话而用文言,不用浅易的文言,而用艰深的文言。当时,不同年龄的各式红卫兵,正逞威横行。《管锥编》这类著作,他们容许吗?锺书干脆叫他们看不懂。他不过是争取说话的自由而已。”[7]钱先生自己也承认:“《管锥编》就是一种‘私货’,它采用了典雅的文言,也正是迂回隐晦的‘伊索式语言’。”[8]钱先生开诚布公承认《管锥编》运笔“迂回隐晦”,这话说于文革结束15年,我国政治生态已经大为改善的1993年,颇耐人寻味。恰巧黑格尔也曾经分析《伊索寓言》,认为《寓言》是用“象征”来“表現人类行动和希求的范围中的某一普遍意义,某一伦理的教训,或某一种为人处世的箴言”以“启示人”。《寓言》并非“凭空虚构”,而是依着“忠实观察从情況中得來的”,它“特別着眼到要使人可以从它对人类生活特別是实践生活的关联,也就是对行为方面的智慧与道德的关联中获得一种带有普遍性的教训。”[9]

   其实,《管锥编》采用“文笔隐晦的‘伊索式语言’”,与钱钟书写作的特殊时代以及他的人生际遇息息相关。“隐晦”是“话中有话”,言外有“意”;“伊索式语言”则涵着隐喻、暗讽的成分。[10]钱先生因遭际而作《管锥编》,亦如黑格尔所说,那是钱先生“在内心里意识到自己”,意识到了自己“心中有什么在活动,有什么在动荡和起作用”,借助“言古”而“节今”(钱先生评钱谦益语),用《管锥编》“刻下”钱先生“内心生活的烙印。”[11]

   新中国成立前,钱钟书夫妇原可以留在国外,他们却留在了大陆迎接解放。后来杨绛忆及往事:“解放前夕,许多人惶惶然往国外跑,我们俩为什么有好几条路都不肯走呢?思想进步吗?觉悟高吗?默存常引柳永的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我们只是舍不得祖国,撇不下‘伊’。”[12]解放后所有的政治运动钱先生都经历了。早在“三反”运动中夫妇二人已体会到这是“触及灵魂的”对“旧知识分子第一次受到的改造运动”。他们又“惊愕地发现,‘发动起来的群众’,就像通了电的机器人,都随着按钮统一行动,都不是个人了。人都变了。”[13]夫妇二人目睹“人不像人”的现实,感受到了政治的威力,所以谨慎小心低调行事。一九五七年五月,中共中央号召知识界“大鸣大放”,钱钟书到中南海亲耳聆听了毛主席的讲话,一开始“觉得是真心诚意的号召鸣放”,并未想到这是“引蛇出洞”[14]。但“一经号召,我们就警惕了”。虽然“四面八方不断地引诱催促”,钱、杨夫妇却“不鸣也不放,说的话都正确”。[15]“多年后看到各种记载,听到各种论说,方知是经过长期精心策划的事,使我们对‘政治’悚然畏惧。”[16]

   钱先生因畏惧政治而躲避政治,政治却缠住钱先生不放。一九五八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钱的《宋诗选注》,钱先生选注宋诗,书中原没有“爽朗地显露我个人在诗歌里的衷心嗜好”,钱先生说得不错:“这个晦昧朦胧的状态本身正是某种处境的清楚不过的表现。”因体悟出了“某种处境”的特殊意味,所以《宋诗选注》才将“个人在诗歌里的衷心嗜好”隐蔽起来。但此书不久“正碰上国内批判‘白专道路’”,它“被选中为样品,作为‘资产阶级文学研究’的代表作”[17]受到公开批判,理由是“它没有鲜明地反映当时学术界的‘正确指导思想’。” [18]文革中钱钟书更是吃尽苦头。他被殴打,受侮辱,剃过 “十”字形“阴阳头”,挂着“牛鬼蛇神”招牌被批斗游街示众,杨绛也一样。[19]1949年后钱先生经历的所有苦难,都是他的“痛”和“病”。难能可贵的是,倚靠深厚的美学学养,钱先生能够跳出一己躯壳之“外”,带一种“鉴赏”心态谛审他所遭遇的困厄。而这种习惯夫妇二人早早已经养成。如杨绛回忆抗战:“我们沦陷上海期间,饱经忧患,也见到世态炎凉。我们夫妇常把日常的感受,当作美酒般浅斟低酌,细细品尝。这种滋味值得品尝。因为忧患孕育智慧。”[20]

   钱先生知道,人的“不寻常”就在于人“发现了快乐由精神来决定”这个道理,认为这是“人类文化又进一步”;“发现这个道理,和发现是非善恶取决于公理而不取决于暴力,一样重要。公理发现以后,从此世界上没有可被武力完全屈服的人。发现了精神是一切快乐的根据,从此痛苦失掉它们的可怕,肉体减少了专制。精神的炼金术能使肉体痛苦都变成快乐的资料。于是,烧了房子,有庆贺的人;一箪食,一瓢饮,有不改其乐的人;千灾百毒,有谈笑自若的人。人生虽不快乐,而仍能乐观。”[21]钱先生的认识在中国传统文化“养气”说中也可以找到思想根源。《孟子·公孙丑上》:“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配义与道,至 大至刚。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因有正义之“气”作根砥,便可以坦然面对生活中的种种磨难。这种将躯壳与心灵两分对待的人生观,很像康德所说的“苦涩的愉快”和“甜蜜的痛苦”:

   “对象可能是令人愉快的。但对于它的享受却可能是令人不满意的。因此就有苦涩的愉快这种表达方式。”“对象可能是令人不愉快的。但它所引起的痛苦却可能是令人愉快的。因此而有甜蜜的痛苦这样的表达方式。”[22]

   我们看杨绛谈夫妇俩文革中做游街用的“招牌”,就像夫妇倆在做游戏。他们“草草吃过晚饭,就像小学生做手工那样,认真制作自己的牌子。外文所规定牌子圆形,白底黑字。文学所规定牌子长方形,黑底白字。我给默存找出一块长方的小木片,自己用大碗扣在硬纸上画了个圆圈剪下,两人各按规定,精工巧制;做好了牌子,工楷写上自己一款款罪名,然后穿上绳子,各自挂在胸前,互相鉴赏。”[23]面对困苦,钱先生夫妇豁达对待,人生态度中蕴含着深切的幽默感。杨绛又说:“打我骂我欺侮我都不足以辱我”,“我自岿然不动”,‘侮辱’实在微不足道。至于天天吃窝窝头咸菜,又何足以折磨我呢?”[24]主体自觉置“身”于“度”外,这样的洒脱,正是黑格尔所说的“有限领域与有限意图中的一切困苦、忿怒和旨趣都不是什么严肃的事”。康德也指出:“当一个主体在自身中感觉到感性的障碍,同时却能通过克服这障碍而把自己对这障碍的优越性感觉为自身状态的变相”时“便产生了‘美’,而且这样的美是美的最高境界‘崇高’”。[25]

   人生“境界”实为艺术创作之根砥。黑格尔就认为:

   事实上理性的艺术都不排斥严肃。但是就在这种严肃里,和悦还是基本的性格。这种情形不只是在无斗争的满足里可以看见,就连在主体本身有深刻的分裂,好象它的整个存在都遭受到挫折的时候也是如此。

   所以黑氏将“和悦的静穆和福气”以及“那种对自己的自足自乐情况的自欣赏”作为“理性的基本特征”,认为它应当“摆在”美学的“最高峰”。[26]在这一问题的认识上,钱先生与黑格尔灵犀相通。钱先生很明白美学有一条原理:“抒情通乎造艺,而非徒以宣泄为快有如西人所嘲‘灵魂之便溺’(seelisch auf die Toilette gehen)。”[27]这其实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就连在精神振奋中的热情也应受到节制,精神的产品必须从艺术的宁静气氛中生展出来,在心灵的神智清醒中塑造成形。”[28]所以钱先生表达心灵感受,下笔造文恰如其分,淡定从容,“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其“志于文也,则有申写郁滞,故宜从容率情,优柔适会。”(《文心雕龙·养气》语)[29]《管锥编》有论《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专谈“忏悔”的难能可贵。据《史通·序传》,相如有《自叙》,“乃记其客游临邛,窃妻卓氏,以《春秋》所讳,持为美谈。虽事或非虚,而理无可取,载之于传,不其愧乎?”是刘知幾视相如记“窃妻”为大瑕疵。钱先生却不这样认为,指出:“相如于已之‘窃妻’,纵未津律描画,而肯夫子自道,不讳不怍,则不特创域中自传之例,抑足为天下《忏悔录》之开山焉。” 人愿意且主动忏悔并不容易。先生指出:“人生百为,有行之坦然悍然,而言之则色赧赧然而口呐呐然者。既有名位,则于未达時之无藉无赖,更隐饰多端;中冓之事,古代尤以为不可言之丑。相如却奋笔大书。”[30]以此我们来读先生谈文革中的所见所闻及先生自己的“忏悔”。杨绛写完《干校六记》给钱先生看,钱先生用调侃的语气平和地说:“我觉得她漏写了一篇,篇名不妨暂定为《运动记愧》。在这次运动里,如同在历次运动里,少不了有三类人。假如要写回亿的话,当时在运动里受冤枉、挨批斗的同志们也许会来一篇《记屈》或《记愤》。至于一般群众呢,回忆时大约都得写《记愧》;或者惭愧自己是糊涂虫,没看清‘假案’、‘错案’,一味随着大伙儿去糟蹋一些好人;也有一种人,他们明知道这是一团乱蓬蓬的葛藤帐,但依然充当旗手、鼓手、打手,去大判‘葫芦案’”,最吃紧的,钱先生没有忘记补上一段他的自我反省:

“或者(就像我本人)惭愧自己是懦怯鬼,觉得这里面有冤屈,却没有胆气出头抗议,至多只敢对运动不很积极参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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