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钦峰:论“福楼拜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6 次 更新时间:2019-05-12 00:1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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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钦峰  
在她身后,又是一阵猛敲,又是颤动,没完没了。而这种插入于符号网络和意义世界之间的颤动却毁灭了语言并落入了沉寂。”(18)。据我们的理解,这些被扩展的部分,在叙事结构中没有功能,只起偏离中心结构的破坏作用。在《真实的效果》开篇,巴特提到福楼拜《纯朴的心》中的一个细节描写:全福的女主人奥班太太的房间里,“晴雨表下方的一架老钢琴上,有一个用盒子和纸板堆积而成的金字塔”,又举历史学家米舍莱的一个句子,“一个半小时后,有人轻轻地敲击她身后的小门。”(19)巴特说福楼拜和米舍莱一样,所展示给我们的是一些标记(notations),一种数据记录或琐屑的细节描写。巴特实质上并不赞成用解释巴尔扎克的方式来解释福楼拜,因为巴尔扎克的细节描写具有说明人物性格的功能,但福楼拜的细节就不同了,“尽管将钢琴的细节当作它的主人的资产阶级地位的一个符号,以及将盒子当作混乱和某种程度上地位的倒转或败落的一个符号(它恰如其分地让人想到奥班家庭),这种看法有可能正确,但好像在解释关于睛雨表(它既不是不合理也不是有意义的对象)的描写时,人们却不会抱着此一目的了”。(20)但巴特并非有意贬低福楼拜的那些无用的细节,正相反,他与热奈特一样是把这一点当作福楼拜的革新来看的。关于意义问题,巴特写道:“叙述作品中的独特描写(或‘无用的细节’),它的独立性,给叙事结构分析带来了一个头等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叙述中的一切都是有意义有内涵的吗?如果不是,如果存在一种无意义的部分,那么什么是(估且这么说吧)这种无意义的终极意义呢?”(21)他依据福楼拜的描写认为,并非所有的细节都能经得起功能的分析,有些细节必将落在功能分析之外,“功能分析之后所剩下的冗余细节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所指示的对象都可被称作‘具体的真实’(偶然的瞬间,昙花一现的态度,无意义的对象,多余的词句),对于‘真实’的质朴的‘再现’,对于‘是什么’(或过去是什么)的赤裸裸的陈述,因此看起来就像是对于意义的抗拒,这种抗拒进一步巩固了真实生活与可理解的事物之间那一神话般的巨大对立。它足以让我们想到,就我们时代的意识形态来说,对于‘具体物’的迷恋一直在朝意义挥舞着凶器,好像是存在着一种不容违拗的法律,即真正的活物,不允许意指,反之亦然。”(22)那么,对于一系列无功能的细节的描写必将会破坏意指作用(signification),即破坏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会面、结合,这种破坏,也就是巴特所谓的“无意义的终极意义”了。他后来总结说,“福楼拜的晴雨表,米舍莱的小门,最后可以这样分析,它们不过在说,我们是真实的东西”,这里面当然是不包括所指的,于是也就不包涵意义,而“正是所指的不在场(这对所指物有利),也只有所指的不在场,才能与现实主义的真正能指相称”。由于福楼拜的无意义细节“改变了符号的三重组合(即能指+所指+所指物--引者)的意向”,具备了一种与传统逼真法则相冲突的“真实的效果”(effet de réel),(23)破坏了叙述与结构,倒获取某种终极意义了。尽管这样看问题未必不可,但我们仍然要说,福楼拜的那些无用的细节的意义仍然是成问题的。

   罗朗·巴特对于福楼拜的评论直接影响了美国的结构主义学者乔纳森·卡勒。卡勒在其1974年出版的专著《福楼拜:非确定性的使用》中论述道:

   福楼拜已经掌握了巴特称之为间接性的文学语言这种东西,它只提供能指,但不填入所指……这种写作模式试图向那种控制着世界的概念系统提出诘问,它假装发挥语言的指涉功能,以抗拒复原(指所指的归位--引者)。它的描写取决于某种客观性的欲望(最好用方位词来表示其客观性:左、右、在……之前,等)。写下一些平淡的句子,它们挣扎着,越过一系列停顿,绕过旁涉的介词短语。这个创造出的世界仿佛是真实的,但是将不会有任何东西与之相关,这些句子在小说中的出现将意味着:它们可以像占有所指物一样,也可以占有或被赋予一种意义,但是这种意义却是空的。既然这类世界和这种文本均不会使人发生兴趣,那么,你就可以时时改变你的策略,以便命名一种意义,来填补空缺了的所指的位置。但是在这样做时,必须把这些新命名的意义与那些对象充分地区分开来,因为它们之间的任意联系是很明显的。可以把这些对象看成一种幻觉的材料,展示那些不幸的人物试图靠它生存的意义之不足。这样做时,就使意义变得成问题了:要么难以发现,要么意义提供得过于自由了,而且又过于无缘无故。换句话说,创造出随意的以及目的不明确的符号所导致的结果是,读者和人物或许都不能感受到有机综合或者“自然”意义的安慰……那些试图给予符号以目的性,以及从文本中获取自然意义的读者将会发现,他们已经被愚弄了,或许,那些更为焦虑的读者将会被符号的空虚以及意义的随意性弄得意气消沉起来--除非他们遇到机会评论它们,才能获得一点安慰。

   (24)卡勒的这段文字更清楚、更集中地描述了“福楼拜问题”的基本情形,卡勒所遇到的和热奈特、巴特所遇到的同样的问题就是:福楼拜作品中的意义的匮乏。由于人们可以随意地命名一种意义,所以,格雷厄姆·福尔考纳又把这个问题表述为“整部作品意义的缺失或暂时缺失”,这意思都是一样的。

  

  

  

   以上我们指出了符号学家在福楼拜研究中普遍遭遇的“福楼拜问题”。我们指出它的目的在于为理解这个问题找到一把钥匙,从而使这个困惑世人的问题以某种方式获得解决。人们可能会问,为何符号学家在福楼拜的作品中会面临这种意义失缺的困惑呢?我以为原因就在于符号学家关闭了自己的眼界,从而导致了对于福楼拜的意义的盲视,或对于“福楼拜问题”的洞察之不足。纯粹的文本研究是不能解决文学作品中的一切问题的,尤其对于福楼拜这样的作家,纯粹的文本研究是行不通的。福楼拜的创作不是语言的自动行为,因为他简直把自己的生命都放进作品中去了。为了能够提供出一个有说服力的答案,我们不妨把作品研究(不是文本研究)与作家研究结合起来,以尝试解决“福楼拜问题”。符号学家一般并不采用我们所谓的两种研究相结合的办法,因为作家研究涉及到阐释学批评甚至传统批评方法问题,而这和符号学家的研究是冲突的。应该指出,他们的文本研究是专断的和排他的。例如,热奈特在《结构主义和文学批评》一文中之所以推崇瓦莱里,原因就在于,“瓦莱里梦想过一种‘不能用作家及其经历的历史或其作品的历史,以及创作文学的心灵的历史来理解的文学史,而这种文学史甚至可以不提某某作家的姓名’”。(25)。如果像这样来看待作品和文学史的话,我想“福楼拜问题”将永远不会得到解决。当然,即使对于我们的研究方法来说,“福楼拜问题”也依然是个难题。它要求我们想方设法、迂回试探、小心求证,而容不得丝毫的侥幸心理。

   我们对于整个“福楼拜问题”的思考和认识,是从推断福楼拜的疾病开始的,从此点出发,我们来考虑福楼拜的病需要什么,最后再回到他的作品上来。

   福楼拜青年时得过一种病,严格地说来,福楼拜始终都没有彻底摆脱这种病,尽管后期发作的次数比早期少。这是一种什么病呢?李健吾先生在《福楼拜评传》中写道:“这神秘而奇怪的病症,直到现在,经过若干学者的推究,依然得不到一个明确的答案,根据杜买尼(Dumesnil)的推论,这是一种近似歇斯底里的脑系病,决非杜冈所指的羊痫,但是属于何种性质的脑系病,因为证据阙如,直到如今,不能断定。”(26)李健吾先生还写道:“正是这样一个荒诞不经的病症,降临在一个二十三岁的青年身上。”(27)这些记述与别的书籍上的某些记载有些出入。1985年版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第4卷载:“1841年福楼拜入巴黎法学院,22岁那年,他被认为患有一种神经疾病,一般认为是癫痫(epilepsy),尽管这种病的基本症状尚未在他身上表现出来。”(28)在得病时间上,李健吾先生认为是23岁,《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记作22岁,而福楼拜本人在1857年3月30日给尚特比女士信中说“二十一岁的时候……我得了一种脑系病……这常郏ā延迟了两年”(29)。总的看来,出入也不算太大,只是病症种类难以定夺,现在一般的书上依从杜冈(Du Camp)的说法,是“羊痫”,亦即癫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得的是同一种病,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病时往往突然昏倒、四肢抽搐、面色苍白、口吐涎沫、声似羊鸣,病情非常严重,而福楼拜则轻得多,杜冈曾目睹福楼拜的发病,他记录道:

   忽然之间……居斯塔夫举起头,变得极其苍白;他感到癫痫的症兆(aura)出现了,一种神秘的嘘息,仿佛神灵的飞扬,扫过面孔,他的目光充满了焦急;带着一种碎心的失望的情态,他举起肩膀,说道:“我左眼里冒火,”随即,几分钟之后,“我右眼里冒火;我觉得全成了金色。”这种奇怪的情景有时延长好几分钟……随即他的脸更惨白起来,具有一种绝望的表情;他赶快走动,跑到床边,躺在上面,阴郁郁的,恶兆似的,好像他活活地躺在一具棺木里;随即他喊:“我有了指南;这儿是货车,我听见铃铛。啊!我看见店里的灯光。”于是他发出一种呻吟,那像要撕碎人的音调,如今还在我耳朵里面颤着,同时他抽搐起来。在这全生命震撼的瘫痪之后,接着总是一阵疲倦和熟睡,一来就要好几天。(30)

   如果杜冈的这段记录属实的话,那么将这种症状归之于癫痫似无不确,这种症状比癫痫病的剧烈发作时的临床症状,如“神志丧失”、“全身抽动”、“面带青紫、口吐白沫”、“舌唇咬破”等情形要轻,但又比有的癫痫病人的轻度发作,如突然神志丧失数秒钟而身体并不抽搐的症状略重。在持续时间方面,较重的癫痫每次发作历时数分钟,发作后要昏睡数十分钟,而福楼拜的发作通常也是几分钟,但昏睡的时间却长达好几天。其实这种病是非常难以诊断的。若根据器质性疾病的症状判定,这种病应属癫痫,但如果根据他出现的幻觉(幻听和幻视)、呓语来判定,它又有可能不属于癫痫的范围,更像是一种功能性的精神障碍。器质性疾病方面表现出的这些症状属于神经病的领域,而功能性方面的障碍和幻觉的出现则属于精神病的范围。在这里,笔者倾向于认为福楼拜所患的是一种“综合症”,若采用精神分析学的术语,它是一种“精神神经病”,它认定在神经症的背后有一种精神方面的因素充当原因。如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福楼拜这样的人患有某种器质性病变,比如说纯粹神经方面的障碍,好像不是非常合理的,我们认为在其癫痫病的背后,存在着某种精神的(包括意识方面)的原因。福楼拜称自己的所谓“脑系病”为“小规模的中风”(31),可能因为当时医学科学尚未产生与他的病症相符合的医学术语,还可能因为他有时也不想把自己的病说得那么严重,所以往往使人们忽略了其病症后面的精神原因。

精神方面引发的疾病在福楼拜所处的时代要想得到治疗几乎是不可能和不可思议的。福楼拜的父亲克莱奥法司(AchiLLe Cléophas)是法国北部地区最有名的外科医生,但对福楼拜奇怪的病症竟一筹莫展,无计可施。福楼拜得病于40年代,那时法国关于精神疾病方面的治疗与研究还没有起步,直到七八十年代,精神病学在法国才获得相当的进展,出现了为弗洛伊德所推崇的夏科(Jean-Martin Charcot)和法国南锡学派的领头人利埃博(A.A.Liébault)、伯恩海姆(H.Bernheim)等精神病学大师,但此时福楼拜已步入晚年了。在福楼拜得病的年代,癔病(歇斯底里,希腊语中意为子宫)一般只被认为是妇女的性疾病,还没有人能想到福楼拜竟也患此种病(直到80年代,夏科与弗洛伊德才确认“男性身上也常常会产生癔病”)。福楼拜没有处在精神病学繁荣的时期,在这种情况下,他就面临两种选择:一是根据当时的医学条件,作一临时性的治疗,另一种办法就是自救。所谓自救,即在于自己主动认识自己得病的原理(“认识”这一点是极重要的,许多病人之所以不能得到解脱,即因为他们害怕自我认识,正如弗洛伊德所指出的那样),然后再为自身寻求一种办法。其实,这种“自救”才是福楼拜人生智慧的最高顶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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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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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外国文学评论》199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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