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高士华教授几番来信，让我参加《抗日战争研究》的笔谈。他也知道我个人离这个题目很远，没有做过专门的研究，但他的坚持让我感到这些事情似乎是不可推辞的。对他来说真是“勉为其难”，对我来说，只能是外行来做“瞎议论”。读者一不小心碰到了，姑且当作“随便一说”来看待。
虽说是外行，但我对《抗日战争研究》还是比较关注的。这里面有两个原因，首先是高士华在主持（我在后面另外有话），其次是这个政治性很强的题目现在做成了学术性很强的杂志。
以我个人的经验而言，比较晚近的事情应该在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和国际关系论等领域中进行研究，他们有着比较大的倾向性；历史学会比较麻烦，因为它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中立的原则，避免过度的倾向性。“抗日战争”这个题目，有狭义和广义。从狭义来说，指1931 年至1945 年中国人民对日本侵略的抵抗；从广义来说，可以向前延伸到1894年开始的中日甲午战争，向宽延伸到明治以来日本政府的大陆政策以及同一时期中国政府的外交战略，再扩大到日本各界在华有“特殊目的”的经济活动和社会文化活动以及中国各界的反应……无论是狭义还是广义，从明治以来，日本对中国做过许多很不好的事情（当然也有好的），使中国在国土、财政、经济、社会、个人命运等许多领域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使中国的道路发生了改变，使许多中国人和他的家庭遭遇了不幸。这些都是让中国人民的民族情绪自然扩张的原因。
然而，历史学所追求的，不是义理上的正确，而是事实的真相。揭露和批判是重要的，但这种揭露与批判所依据的事实，是由历史学家来建构的。历史学家要明确自己的责任，从史料基础出发，从史实重建出发，不增不减，不丑化不美化，不从臆测的前提出发，建造出一块块结实有分量的石块。这是我们的学术责任，也是历史的叙述方式。至于这些石块如何垒成坚不可摧的长城，那是政治学家、国际关系学者、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文化学者的事情，历史学家似不必过多地将精力花在此处。长久以来，我们所看到的那些义愤填膺的高论之下，似乎缺乏扎实的根基。数字是笼统的，事实是模糊的，比较少的历史学家愿意做这些最为基础的事情。《抗日战争研究》似乎开始关注这些了，也正在推动这些，这是让我感到欣慰的。虽说学术与政治不可分离，但多一点学术研究的理性，少一点政治宣讲的腔调，似乎也是学术杂志所需要的。
学术发展到今天，所有的研究都不能是单方面的。我们要注重本国的研究，也要注重各国的研究，尤其是政治对手与学术对手的研究。也就是说，历史学家最关心的是史料，除中文史料外，特别要注重日文、英文和其他语种的史料。研究这一领域的学者，要自觉地意识到外国语言的重要性，加强这方面的训练。
以历史的叙述方式而言，中文史料需得与日文及多种语言的史料相验证，方可被认定结论扎实；从学术争论的角度出发，能够批判对方的观点，非为善之善者，能够揭开对方的史料漏洞，方为善之善也。故善说者，能用多种史料，善战者，能去对方史料之基。研究这一领域的学者，要自觉加强自己的史学训练，尤其是史料阅读能力训练。
只会用一国史料，不能成为研究意义上的巨作；虽有史料，没有史料阅读能力，甚至读错史料，只能成为研究意义上的劣作。《抗日战争研究》有责任帮助年轻的学者意识到他们的缺陷，促进和帮助他们的学术修养与学术功力。
还需要说明的是，日本对于中国和亚洲各国所犯下的罪恶，是国家罪恶。从法理上说，从道义上说，都是不存在追诉期的。历史学家对日本国家罪恶的研究，是有着充分的学术正当性的。但是，战争过去了七十年，大多数日本人并没有犯下战争罪。历史的叙述方式不强调那些煽情的因素，而用更多结实可靠研究成果，让今人（中国人和日本人）读后能自然地发生那种史鉴的体会。到了这个意义上，历史学的功效才能达到最大。
以上所说的历史的叙述方式，都是史学家一般的史学精神。道理应是大家都懂的，真是说说也可，不说也可的。
最后，我还要说明，我之所以写这篇文章，是对朋友高士华教授的祝贺与希望。
当今各大学与学术机构的评价体系，主要看发表，尤其要看在哪一等级的刊物和出版机构发表。这是无可奈何的，其中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在这一评价体系下，许多学者，尤其青年学者，将发表当作最终的目的，生产出大量题目上有新意、研究上没有价值的论文与著作。而应对这一恶流进行制约的，是学术刊物、学术出版社的编辑。他们有着正士风的功用。从学术史上来看，编辑的作用十分重要。然而，学界良莠不齐，编辑界也良莠不齐。一些坏编辑利用手中的发表权，从中牟利；也有一些刊物与出版社，在出版补助的名义下，接生甚至催生了大批学术怪胎。以致到了今天，学者们所看到的学术论文和学术著作，好的少，差的多，一肚子的怨言。也算是我命好，直到现在还没有遇到过坏编辑，尽管也经常收到“代写、包发、通过”“核心期刊” 的电子邮件。但我听到的坏编辑的事例，经常让我感到喘不过气来。也因为如此，我见到学界的朋友去当编辑，一定会关注，一定会祝贺。现在的学界真是需要好编辑 ！
由此而祝贺《抗日战争研究》这几年所取得的长足的进步，由此而希望高士华教授与《抗日战争研究》的同仁们都能当个好编辑，多发好稿子，多发年轻人的好稿子，以个人的微薄的力气来抵制巨大的社会恶流。如果更多的编辑和编辑部皆是如此，那么学界的风清日丽是有可能出现的。
后面的这两段话，也请各位读者，尤其是各位作者与编者，姑且不要当作“随便一谈”来看待。
（本文摘自《历史的叙述方式》，茅海建著，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