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昌东:中国金融刑法法益之理论辨正与定位革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9 次 更新时间:2019-05-10 11:5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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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昌东  
Thishasledthefinancialcriminallawtotheedgeofbeingjustatooloffinancialthresholdandordermaintainingduetoitsexaggerationonthefunctionofcriminallaw.Thelegislationdetachedfromthetransforminggoalignoredthetransactionandcreditinterestswhichhadbecomethecoreoffinanciallegislationandcausedsignificantdefectionintheorientationoflegalinterests.Thelegislationsystemcouldonlybeimprovedbytransformingtotheconceptoforderorientedinterestswhichrecognizethecorevalueoffinancialtransactionandreplacethefinancialorderwithfinancialcredit.  

   KeyWords:FinancialCriminalLaw;LegalInterestsChoice;  

   FinancialOrderInterestsConcept;FinancialCreditInterests  

   本文是上海社会科学院人才引进项目、上海社会科学院“刑事法学创新学科”阶段性研究成果。  

   魏昌东,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1]参见张小宁:《规制缓和与自治型金融刑法的构建》,载《法学评论》2015年第4期。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92页。  

   [3]参见丁骋骋:《中国金融改革的内在逻辑与外部绩效:1979—2009》,载《经济学家»2010年第9期。  

   [4]大中型国有企业在改革开放初期普遍存在亏损严重,赢利能力较低的问题。存在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它们普遍承担着政策性负担,并由此带来了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和“自生能力”问题。参见林毅夫、李志賓:《中国的国有企业与金融体制改革》载《经济学(季刊)»2005年第4期。  

   [5]参见卢文鹏:《金融抑制、路径依赖与中国渐进性改革中的制度性公共风险》,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  

   [6]同上注。  

   [7]同前注3,丁骋骋文。  

   [8]参见张建伟:《法与金融学:路径依赖与金融法变革》,载《学术月刊》,2005年第10期。  

   [9]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课题组:《金融基本法之间的协调性研究》,载《济南金融»,2003年第1期。  

   [10]间接金融是资金供需双方必须通过银行等金融中介进行,以银行等金融机构作为信用中介进行融资。  

   [11]直接融资是资金供给者和资金需求者直接面对,无需经过金融中介的参与,实现资金融通的金融行为。  

   [12]参见魏昌东:《英国经济刑法:_个不应被忽视的历史存在》,载《法治社会»2016年第6期。  

   [13]参见魏昌东:《中国经济刑法法益追问与立法选择》,载《政法论坛》2016年第6期。  

   [14]参见刘远:《我国治理金融犯罪的政策抉择与模式转换》,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0年第7期。  

   [15]在经济体制转型中,因政策与法律界限模糊,甚至长期存在未能通过法律与政策划定界限的区域,导致社会经济行为中长期存在合法、非法以及介于二者的灰色经济行为。灰色经济行为多发生于经济转型的新兴领域,对深化市场经济自由、促进制度创新,具有一定的正向价值。参见何荣功:《经济自由与刑法理性:经济刑法的范围界定》,载《法律科学》2014年第3期。  

   [16]魏东主编:《现代刑法的犯罪化根基》,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13页。  

   [17]所谓金融生态环境,通常可以理解为金融组织赖以生存、竞争和发展的各种外部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文化环境因素在相互联系和动态演化中形成的有机整体。  

   [18]参见陈小云《〈金融法制建设是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重中之重》,载《金融信息参考》2005年第10期。  

   [19]参见周小川:《全面深化金融业改革开放加快完善金融市场体系》,载《中国金融家》2014年第1期。  

   [20]同前注13,魏昌东文。  

   [21]参见张忠军:论金融法的安全观》,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4期。  

   [22]参见钱小平:《中国金融刑法立法的应然转向:从“秩序法益观”到“利益法益观”》,载《政治与法律»2017年第5期。  

   [23]何荣功教授提出,“经济秩序作为市场干预和调节主体政府意志的反映,往往带有浓厚的行政管理色彩,经济秩序实质为经济行政秩序。”而且,经济秩序并不必然代表市场经济主体利益、社会和国家公共利益。”参见前注15,何荣功文。  

   [24]参见何荣功《〈社会治理“过度刑法化”的法哲学批判》,载《中外法学》2015年第2期。  

   [25]同前注12,魏昌东文。  

   [26]参见冯果、袁康《〈社会变迁与金融法的时代品格》,载《当代法学》2014年第2期。  

   [27]冯果《金融法的“三足定理”及中国金融法制的变革》,载《法学》2011年第9期。  

   [28]同上注。  

   [29]参见郭洪俊、张昕:《英国〈000年金融服务与市场法〉评介(二)》,载《金融法苑》2001年第3期。  

   [30]参见[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一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9页。  

   [31]同前注13,魏昌东文。  

   [32][日]神山敏雄、齐藤丰治等著:《新经济刑法入门》,成文堂2008年版,第7页。  

   [33]参见魏昌东:《经济风险控制与中国经济刑法立法原则转型》,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34]王楚明:《金融信用发展演变研究》,载《金融发展研究》2009年第6期。  

   [35]MasamichiKono,OpeningMarketsinFinancialServiceandtheRoleoftheGATS,WTOSpecialStudies,1997.  

   [36]王一兵:《信用资本问题研究》,湖南大学2007届博士论文,摘要第1页。  

   [37]参见吴晶妹《〈三维信用论》,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年版,第13页。  

   [38]参见吴晶妹:金融危机中对信用与信用管理的八点新认识》,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39]参见[日]大塚仁:刑法概说》(各论),冯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50页。  

   [40]同前注34,王楚明文。  

   [41]参见王兆星:《金融监管的再定位》,载《中国金融》2014年第13期。  

   [42]张小宁:《刑法谦抑主义与规制缓和——以日本金融犯罪的规制为鉴》,载《山东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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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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