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昌东:中国金融刑法法益之理论辨正与定位革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9 次 更新时间:2019-05-10 11:5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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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昌东  
(2)在微观法益的立法选择上,将金融机构的利益简单等同于“超个人法益”,表现为,或者是通过设定金融准入秩序法益,单方面维护金融机构的垄断利益。或者是在金融交易利益法益的设定中,通过选择性筛选的方式,否定金融法律关系相对人的权益保护必要性。  

   三、中国金融刑法法益的重新定位  

   中国金融改革正步入深化发展的全面转型时代,转型的核心在于,要在全面推进金融“经济一社会”二元功能的前提下,确立金融安全、金融效率与金融公平“三足鼎立”的价值目标,金融发展的“第三次浪潮”促使金融法制的定位与导向正在发生悄然的变化,金融刑法如何在坚守“惰性”的同时做出必要的回应,法益定位的适当性当为其基础与关键。修正“秩序法益观”的传统内涵,确立新的法益定位,进而确立“秩序导向下的利益法益观”,并将之作为立法修正之基本立场,当为改革之重点方向。在笔者看来,金融刑法法益定位的调整方案,涉及:(1)维持金融工具安全的法益定位,守住金融刑法的安全“底线”。(2)限缩金融管制秩序的法益定位,促进金融平等的实现。(3)扩大金融交易秩序法益的涵摄范围,将之确立为金融刑法的核心法益。(4)增设金融信用秩序法益,有效引导金融刑法的发展方向。  

   (―)信用资本的独立化  

   金融以信用为基础,信用一词追溯自罗马法,其含义为信任、信义、诚实,伴随着人类借贷活动的产生与发展,信用被表述为“资金融通过程中金融活动当事人对契约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即资金的需求者按借贷合约偿还资金或履行义务的意愿和能力”。[34]对应于借贷市场与借贷关系,早期的信用是借贷双方进行交易的判断标准,即,个人或组织的成交能力与履约能力的判断标准。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金融已经成为了“现代经济的脊梁——任何不严重依赖于(无论是直接或不直接)金融部门所提供的服务的经济活动,都是很难想象的”[35]决定了“对人的信任的信用逐渐转化为可以为人获取更多经济利益的经济资源,并最终被市场接受为信用主体所拥有的一种信用资本。[36]在现代信用经济中,信用已经成为一种生产要素,在一定程度上持续提高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37]信用资本是以实体资本为基础的虚拟资本,但在发挥社会资源配置方面,有着自己独立的运行规律,可以独立于实体资本,如,信用资本涉及人类文明与进步、社会制度与管理水平、信用交易规模与规则等,均与信用主体的心理、行为、水平有关,任何实体资本的运行规律都不能描述微观信用主体的特征与宏观信用环境与秩序的影响因素。[38]  

   (二)金融信用的“二元”利益形式  

   信用资本的独立化,促使金融刑法产生了“二元化”的利益模式。(1)基于交易安全的公共信用。在资本社会中,社会秩序的重要一环由以交易的安全为基础内容的经济秩序所支撑着,为确保交易安全,首先必须确保用于经济交易的技术性手段的信用性。[39]刑法为了通过保护公众信用来保证交易安全,规定了各种侵害交易手段的真实性的犯罪,最为典型的即是货币类犯罪,随着社会经济活动的发展,直接金融方式与领域的创设,使股票、证券、债券等有价证券成为了重要的金融交易手段,具有了类似于货币的性质,同样也涉及了公共信用的问题,因而,往往与货币并列加以规定,如,德国刑法典第八章为“伪造货币和有价证券的犯罪”。基于交易安全的公共信用本质是国民对国家的信任,属于国家法益范畴,相关的金融犯罪类型也因系国家存在之基础而具有了自然犯化之趋势,被普遍规定在各国刑法典之中。(2)基于交易公平的资本利益。在金融市场中,信用不仅是维系市场主体、金融工具和交易行为三者关系之基础,信用本身也是一种资本。作为资本的信用,被当作一种“信息商品”,具有经济价值。如,金融信用证券化即是将原资金供求双方固定化的信用契约关系经过金融中介的创新而转化为可流通金融产品,由此也改变了银行传统的“资金出借者”角色,使银行同时具有了“资产出售者”的职能。[40]当信用资本化时,金融信用就演化为市场主体通过信用资本可以获得的经济利益。在此前提下,国家对金融信用的保护,实质是保护公平的金融资源配置关系及其之下的金融市场主体的经济利益(包括金融交易双方)。  

   公共信用以国家信用作为担保,属于传统金融信用的范畴,具有“超个人法益”的性质,而资本利益系市场主体的经济利益,属于金融信用在新兴市场中的扩张,具有个人法益的性质。当然,两种利益形式的区分并非是绝对的。金融市场是以金融媒介工具为载体的货币与资本交易市场,包括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在以国家金融工具作为交易媒介的前提下,对资本利益的保障,必然依赖于国家金融工具的真实性,由此也会形成两种类型利益的交集。无论是公共信用,还是资本利益,最终无外乎仍是体现了金融刑法对合乎经济发展阶段的金融秩序的维护,但却比抽象的金融秩序更加具体,更符合当代金融改革及金融法的时代品格。  

   (三)新法益观与中国金融刑法立法更新  

   基于经济转型的渐进性,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金融改革以国家信用作为金融市场构建之担保,形成了“金融抑制”的市场环境,以安全为主旨的秩序维护成为金融法及其它单行刑法的主导理念,在此背景之下,中国金融刑法得以快速构建。然而,自21世纪初以来,中国经济转型进入深化期,为确保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金融政策出现了从“金融抑制”向“金融深化”的转化趋势。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依照此要求,应将资源配置的决定权交给市场,把经营自主权真正交给微观市场主体,政府及相关部门(包括监管部门)要弱化乃至取消包括贷款规模控制、利率管制和非审慎性前置审批在内的行政干预,将重心转移到科学的宏观调控和监管上来。[41]确保金融资源市场配置的公平性,已经成为金融安全之外,当下中国金融法制构建的另一重要价值目标。对此,应当确立“秩序导向下的利益法益观”,明确金融信用的“二元”利益形式,以此为指导,修正当下中国金融刑法的立法体系。  

   “秩序导向下的利益法益观”不仅要求行为对金融秩序的违反,更重要的是,强调刑法对构建于金融信用利益基础上的秩序的保护。据此,单纯违反金融管理秩序的行为,不再具有完全的犯罪化之必要,此类行为,在总体范围上主要涉及违反金融准入的外部金融管理秩序行为,以及违反金融运营的内部金融管理秩序行为,并不排除从维护市场资源公平配置的角度将损害金融交易主体资本利益的行为进一步予以犯罪化。与此同时,要通过金融刑法立法的扩张,将违反金融交易公平、交易安全与交易效率的行为,逐步纳入金融刑法体系之中。以“秩序导向下的利益法益观”为衡量,中国金融刑法立法应当进行如下的修正与完善:  

   1.金融秩序类罪名的去罪化。重点涉及对现行刑法中两类犯罪的处理:(1)侵害金融机构内部管理秩序犯罪的去罪化。此类罪名大多生成于转型初期“金融抑制”的环境之下,以“秩序法益观”占支配地位的立法发展时期,立法的目的在于,保护金融机构的内部运营及微观管理秩序,大多并不涉及对公共金融信用侵害的可能,由于过分注重了刑法的秩序维护功能、忽视前置性法律的规范作用,导致了将单纯的内部运管秩序行为入罪的问题,此类罪名包括:违法发放贷款罪、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罪、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对违法票据承兑、付款、保证罪。尽管现行刑法对此类罪名在入罪条件上已设置了“程度犯”与“结果犯”的量化要求,以实现限缩刑法介入内部运营管理行为范围的目的,然而,规范的深入分析发现,此类行为多属违背金融人员从业规范的行为,具有亵渎职责的性质,行为本身与金融交易及安全的关联性较弱。对此类行为的最终处置可采取两种措施:一是完全的非罪化处理。通过完善前置的金融法和内部控制机制可应对相关的不法行为,从而从根本上否定将金融刑法曲解为金融行政刑法的立法策略。二是转犯罪化处理。将现在的远离金融交易安全的行为,根据亵渎职责与危害结果的性质与程度,纳入公司、企业管理秩序的犯罪。(2)单纯侵害金融管理秩序罪名的去罪化。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实质是将金融机关的管理职责转嫁于刑法,既不存在金融信用的法益侵害,也不存在普通的法益侵害,应当予以废止。  

   2.提高侵害金融行业准入秩序犯罪的犯罪化标准。扩大金融市场自由并不意味着放弃一切金融监管,保持对金融行业准入必要的监管是保障金融交易安全之基础,但是,单纯的违反行业准入制度的行为,并不具有金融信用法益侵害之特征,必须结合是否存在其他滥用金融信用工具或破坏金融信用行为加以判断,因此,应当对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高利转贷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既有犯罪构成要件增设构成要件要素,将“严重扰乱金融信用的”要素纳入到现行犯罪的构成要件之中,以有效避免金融刑法的金融行政刑法定位,合理划分金融不法与金融犯罪的界限。  

   3.侵害非金融法益的罪名移转。洗钱罪侵害的主要法益是司法秩序,而贷款诈骗罪、保险诈骗罪虽然侵害的是金融机构的财产利益,但是,并未采取滥用金融工具的手段或方法,损害结果也不具有成立经济犯罪所要求的“超个人法益”标准,因而,并不会损害到金融信用利益,故而,应当分别归于妨害司法秩序犯罪和侵犯财产犯罪之中。  

   4.侵害金融信用利益的犯罪化。金融信用利益作为新型金融子法益类型,其核心是为公平的金融交易提供前置性的条件,金融信用利益涉及个人信用与单位信用两个层次,据此,在立法修正中,应考虑:(1)增设“非法获取个人金融信息罪”。作为资本的金融信用是一种“信息商品”,具有实际价值,对个人金融信息的非法获取,将构成对市场主体资本利益的损害,具有犯罪化之必要。对此,可以考虑将非法获取个人金融信息罪从刑法典第253条之一“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罪”中独立出来,加以专门规定。(2)严密证券犯罪刑事法网。证券犯罪损害了交易的公平性和金融消费者的资本利益,应在现有的立法规定上予以更为严格的规制。包括:在第160条“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行为类型中增加“重大误导性陈述”和基于过失的“重大遗漏”将第179条“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的“发行”行为扩张至承销、保荐行为;将第181条“编造并传播证券、期货交易虚假信息罪”的犯罪对象从“虚假信息”扩张至“重大误导性信息”在第181条第二款“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期货罪”中增加“隐匿”的不作为类型;将《证券法》第212条规定的“填补损失”行为予以犯罪化,“从保护投资者权益角度,填补损失与操纵证券市场以及内幕交易并无本质差,但却未被规定为犯罪,”[42]不符合保护金融信用法益之要求而亟待调整。(3)严格金融主体对金融信用的维护责任。可考虑,将金融机构怠于履行合规义务而导致其成员为金融机构利益实施金融犯罪的行为,予以犯罪化,据以强化金融信用体系和金融机构的自我规制效果。  

Abstract:Theorientationandstandpointoflegalinterestsoffinancialcriminallawcannotexceedtherequirementsofvalueorientationoftheestablishmentoffinanciallawsystemofacountry,norcanitexceedtherequirementsoflegalinterestsoftheeconomiccriminallawwhichisinabroadersense.ThecurrentsystemoffinancialcriminallawofChinaderiveditsbirthinthethirdphaseofChina’smodernizationandtheconceptoffinancialorderasthelegalinterestresultedfromtheunificationmodeloffinancehasbecomethestandpointofestablishingandpromotinglegislationsystem.(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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