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劲秀:北宋时期监察御史对苏轼的群体构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54 次 更新时间:2019-05-07 16:5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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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劲秀  

   贾易等御史仍按他们的老套路,无中生有,刻意罗织,上升为罪状。贾易攻击苏轼在杭州知州任上的种种举措,说苏轼惩处横行地方的不法豪强颜氏父子是“务以暴横立威”,说苏轼努力救灾是“张大其言”,等等。甚至苏轼在杭州兴修水利、疏浚西湖等利国利民的政绩,也被说成是“虚妄无实”。贾易还诬陷苏轼:“筑为长堤于湖中,以事游观,于公私并无利害。”

  

   更为恶毒的是,贾易等御史还从苏轼的诗作中寻找讥讽朝廷的蛛丝马迹,诬陷苏轼“诽怨先帝,无人臣礼”。硬说苏轼元丰八年(1085)五月所写的“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是对两个月前听闻神宗去世消息的兴高采烈,“作诗自庆,……欣踊如此”,企图以大逆不道的罪名激怒皇上,将苏轼置于死地。

  

   其实,宋神宗虽然部分听信御史的谗言,对苏轼贬斥过。但他毕竟不是暴君和昏君,他对苏轼素有好感,欣赏他的才华,喜欢他的坦诚。在处分苏轼的时候并没有完全采纳御史们的诬陷,不愿把苏轼一棍子打死,而多是手下留情,从宽发落。苏轼对此一直是感恩在心的。如宋神宗卒于元丰八年(1085)三月初五,苏轼于次日闻讯后,极感哀痛,在写给王巩的信中说:“无状坐废,众欲置之死,而先帝独哀之。而今而后,谁复出我于沟渎者?已矣,归耕没齿而已!”表达了他对神宗“众欲置之死,而先帝独哀之”的感恩之情。此后又作《神宗皇帝挽词三首》,中有“余生卧江海,归梦泣嵩邙”的沉痛之句。

  

   其实,苏轼五月一日将归宜兴,题诗三首于扬州竹西寺,其三为:“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此诗作于元丰八年(1085年)五月。当时苏轼迁职汝州,在途中上书请求退休获得批准。那年风调雨顺,庄稼丰收,加之“公至扬州,常州人为公买田,书至,公喜,作诗有‘闻好语’之句。”(苏辙作《子瞻墓志》)也就是说,苏轼请求退休获准、庄稼大丰收、途中收到准备归老常州的宅地已经买好的书信,这三件事使苏轼非常高兴,所以看到“野花啼鸟亦欣然”。这首诗,与神宗逝世毫无关系。可是到了元祐六年(1091),贾易上奏诬陷苏轼,硬说此诗是苏轼听到神宗死讯后“作诗自庆”之词,却只字不提苏轼对神宗去世写下的感恩和哀痛的诗文。这是御史构陷忠良歪曲事实、罗织罪状的惯技,目的旨在夸大其词,加罪苏轼。

  

   元祐二年(1087),监察御史赵挺之弹劾苏轼书稿中有“民亦劳止”四字,据此控告苏轼犯讳,辱没先朝,分明有谋反之意。元祐三年(1088),赵挺之又诬陷苏轼“诽谤先帝”,苏轼愤怒地上疏自辩,指出元丰年间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在乌台诗案中为自己所构陷的罪名“犹有近似者,以讽谏为诽谤也”;而如今赵挺之诬陷自己“诽谤先帝”,则是“以白为黑,以西为东,殊无近似者!”元祐八年(1093),苏轼又在《辨黄庆基弹劾劄子》中怒不可遏地指出:“自熙宁、元丰间,为李定、舒亶辈所谗,及元祐以来,朱光庭、赵挺之、贾易之流,皆以诽谤之罪诬臣。前后相传,专用此术!”苏轼还在写给王巩的信中说:“某所被谤,仁圣在上,不明而明,殊无分毫之损。但怜彼二子者,遂与舒亶、李定同传尔!”指斥贾易、赵挺之“二子”对他的诬陷没有什么新花样,只不过是沿袭舒亶、李定等御史构陷他的老套路而已。苏轼为之感到可悲。

  

   赵君锡开初极力称赞苏轼之贤:“轼之文,追攀《六经》,蹈藉班、马,知无不言。壬人畏惮,为之消缩;公论倚重,隐如长城。今飘然去国,邪党必谓朝廷稍厌直臣,且将乘隙复进,实系消长之机。不若留之在朝,用其善言则天下蒙福,听其谠论则圣心开益,行其诏令则四方风动,而利博矣。”在他被任命为御史中丞后。看到贾易等御史弹劾苏轼题诗怨谤,声势很大,赵君锡见风使舵,随即紧跟贾易诬陷苏轼“负恩怀逆,无礼先帝,愿亟正其罪。”他原本想通过对苏轼落井下石再获高升,没想到事与愿违,高太后览之不悦,斥责“君锡全无执守。”将他贬职外放。

  

   御史黄庆基又继承元丰年间李定等人的衣钵,捕风捉影,出面诬陷苏轼“妄用颖州官钱、失入尹真死罪,及强买姓曹人田”等罪状,诬陷苏轼既有贪占公款的经济问题,又有强买民田的违法乱纪行为,更有枉法失入死罪的罪状,堪称罪恶累累。对这样无中生有的诬陷,朝廷不仅没有听信,反而洞悉其奸,对黄庆基予以贬黜。

  

   苏轼专门写了一篇《辨黄庆基弹劾札子》,驳斥黄庆基对他的诬陷,表明自己的清白。

  

   朱光庭、傅尧俞、王岩叟等御史对苏轼的轮番攻击

  

   朱光庭攻击苏轼的主要罪名是元祐元年苏轼主持馆职考试的策题“师仁祖之忠厚、法神考之励精”。朱光庭声称,仁宗、神宗是至高无上的皇帝,“为人臣者惟当盛扬其先烈,不当更置之议论”,还说苏轼出此策题是“不忠莫大焉”。

  

   高太后是欣赏苏轼的,她不认可朱光庭对苏轼的攻击。但是,朱光庭对苏轼的谗毁并没停止,在高太后已经明确表示苏轼无罪之后,朱光庭仍纠缠不已,又纠集御史傅尧俞、王岩叟等人轮番上阵攻击苏轼,一定要把“讪谤熙宁”的罪名强加在苏轼头上。

  

   傅尧俞是与苏轼交往多年的朋友,又是在变法问题上观点相同而同时被贬逐的“难友”,但在朱光庭的策动下,也参加了对苏轼的围攻。

  

   朱光庭还在第二次奏章中,指责苏轼曾经骂过司马光、程颐等朝中大佬,以挑起司马光、程颐及其追随者对苏轼不满,诱使更多的人加入攻击苏轼的队伍。为了构陷苏轼,真是绞尽脑汁,无所不用其极!

  

   吕惠卿、来之邵、虞策等御史对苏轼的构陷

  

   熙宁七年(1074),吕惠卿登上参知政事的高位,为了不让出知江宁府的王安石重返朝廷,他竟然连起大狱,阴谋倾轧王安石。他甚至上章攻击王安石“犯命矫令,罔上要君”,还揭发王安石给他的私人书信中“无使上知”的话来挑拔其与神宗的关系。

  

   吕惠卿本是王安石一手提拔起来的,是新党的中坚人物,但一旦得势后即与王安石反目成仇。苏轼生性耿直,最讨厌这种人。

  

   熙宁七年,吕惠卿别出心裁,创立“手实法”,让百姓自报财产,按比率缴纳免役之钱,如有隐匿少报者,鼓励他人告发,并把所隐财产的三分之一赏给告发者作为奖励。苏轼刚到密州任上,司农寺就下达了“手实法”,还说不及时施行者以“违制”论罪。苏轼当着使者的面表示坚决反对,并批评司农寺擅造法律。苏轼还上书丞相韩绛,论述“手实法”的害处。一年以后,吕惠卿被免职,“手实法”也随之作罢。因此,吕惠卿对苏轼一直怀恨在心,伺机报复。

  

   元丰以后,吕惠卿由于新党内部的倾轧而流转外任,没有机会亲自下手打击苏轼,但他仍指使其弟吕温卿对苏轼的子弟乃至其交好的朋友进行打击迫害。元祐元年(1086),吕温卿出知饶州,苏轼的长子苏迈时任德兴县尉,正在吕温卿的管辖范围之内。苏辙对此忧心忡忡,特地上奏请罢苏迈之职,以躲避吕温卿的报复。

  

   后来,吕惠卿被贬为建宁军节度副使,时任中书舍人的苏轼主动请求撰写责词,谴责吕惠卿的反复无常。写完后,苏轼得意地对人说:“三十年作刽子,今日方剐得一个有肉汉!”

  

   宋哲宗绍圣元年四月,御史虞策、来之邵等人沿袭李定等御史制造“乌台诗案”的卑鄙手段,编造罗织了苏轼在起草的制诰、诏令中“语涉讥讪”、“讥斥先朝”的罪名,对他加以弹劾。苏轼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两职的称号被取消,并罢免了他定州知州的职务,苏轼因此被贬往和州、紧接着又改贬英州。来之邵等人是要把苏轼置之死地而后快的,于是不断在皇帝面前诋毁苏轼,说对苏轼的处分太轻,昏庸的哲宗皇帝偏听偏信,又先后两次对苏轼加重处分。苏轼还在路途之上,又接到朝廷的通知,贬苏轼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不得签署公事。由于一群御史接连不断地构陷,这一年,苏轼连续遭受三次贬谪,成为他一生中的非常倒霉的一年。

  

   查阅史料,参与构陷苏轼的御史还有不少,如董敦逸、李宜之、孙升、韩川、杨康国、王彭年、杨畏、安鼎等人,不一一叙述了。

  

   御史群起构陷苏轼的原因

  

   宋代御史对苏轼的群起构陷,伴随苏轼的一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大体上说,有以下几种:

  

   挟嫌报复

  

   李定是混迹于新党的投机者,在新政“青苗法”的弊病已大显于世时,他诡称其法“民便之,无不喜者”,以谄事王安石,因而擢为御史中丞。此前李定任泾县主簿时,其庶母仇氏病死,他隐匿不报,以逃避服丧。这在当时是丑闻,李定因此为世人所垢病。后来李定被升任崇政殿说书时,御史林旦坚决反对:提议“不宜以不孝之人居劝讲之地。”在李定尚未当上御史中丞时,曾发生孝子朱寿昌万里寻母的事迹在社会广为传颂,满朝士大夫纷纷作诗赞美朱寿昌,积成卷轴,苏轼亲笔为之撰序,表彰朱寿昌的孝行。苏轼的诗中还有“此事今无古或闻”和化用吴起母死不归典故的“西河郡守谁复讥”等句子,讥刺抨击世上有母不养的不孝之人。

  

   有不孝劣迹的李定见到苏轼的序和诗,以为是苏轼故意暗讽自己,便怀恨在心,伺机报复。李定当了御史中丞后,有了监督、弹劾、处置官员的权力和机会,于是便不遗余力地攻击苏轼,甚至声称东坡“有可废之罪四”,坚持要把苏轼处以极刑,成为制造“乌台诗案”的罪魁祸首。

  

   奸人天性

  

   古往今来,忠良与奸佞如冰炭一样势不两立,难以相容。忠良是奸佞之辈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参与构陷苏轼的御史中,有些本来就是品质恶劣、见风使舵、恩将仇报、反覆无常的小人,如舒亶本是由张商英的提拔而登上高位的,后来他却出卖恩人,以谋取更高的官职。舒亶后来任职翰林时曾因“自盗为赃”而被朝廷惩罚,声名狼藉。

  

   如此品质恶劣、没有德性的奸人是怎么当上御史的?这样的奸人当上御史,手中有了考察、弹劾、审理、处置官员的权力,那么,一旦遇有加害苏轼这样正直之士的机会,他们必然要与同类狼狈为奸,踊跃参与,制造冤案,构陷忠良。这是奸人的天性使然,是不以人的主管意志为转移的。

  

   邀功请赏

  

何正臣原是监察御史里行,一个不在编制员额内的御史台工作人员。他急于转正,一心想通过“立功”来实现往上爬的理想,于是他首先从苏轼谢表中摘引“新进”、“生事”等语上奏,给苏轼戴上“讥刺朝政”、“妄自尊大,愚弄朝廷”的罪名。大获御史中丞李定的欢心,从而引发了一起轰动朝野,差点把苏轼处以死刑的“乌台诗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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