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元:见证国家 40 年金融改革的荣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0 次 更新时间:2019-05-07 09:4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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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元  

  

   回顾 40 年的金融改革,金融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推动这些变化的正是一代又一代杰出的金融领军者。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元同志,曾经在人民银行担任党委副书记、副行长,见证和参与了我国金融改革的许多重大决策,尤其是在国家开发银行遭遇困难时临危受命,担任国开行行长,随后担任董事长,领导国开行进行三次重大改革和不断转型,使国开行创造了开发性金融的时代奇迹,国开行成为全球最大的开发性金融机构。我们特邀陈元同志作为“《国家金融记忆》——改革开放 40 年 40 人系列视频访谈”的嘉宾,请他对自己亲历的金融改革开放过程中发生的重大决策、重要事件进行回顾,以作为《国家金融记忆》的重要内容进行宣传和保存。

  

  

一个彪炳史册的重大决策


   宗良:您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研究生,毕业后也一直没有离开经济、金融的工作岗位。您亲眼见证了我国40年来的金融改革开放和金融业成长历程,那么,请您梳理下您所经历的重大金融事件?

  

   陈元: 我1988 年到人民银行,见证了金融改革的许多重大事件和重大决策,其中记忆深刻的是外汇体制的一项决策。我们当时提出放宽企业结汇,让企业可以持一点外汇。我们觉得这反映了企业的要求,没想到被朱镕基总理彻底否定了。

  

   朱总理决定所有的外贸出口,企业外汇一律实行结汇制。企业将外汇卖给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卖给中央银行。我想这是他从赵紫阳同志任总理时期我国外汇储备只剩几十亿美元,甚至十几亿美元的时候,那个痛苦的经历当中得出的教训。原来我们还觉得让企业外汇宽裕些,国家外汇也会慢慢宽裕,朱总理坚决地纠正了这个想法,一律实行结汇。

  

   从那之后,我们国家的外汇储备便一路上升,最高上升到 4 万亿美元不到一点,现在还是3万多亿美元。远远超过我们国家日常的国际收支的需要,而且成为我们国家货币投放的主渠道,外汇占款成为货币供应的一个主渠道。我觉得这一点对于中国金融的发展、对于中国外汇体制、国际收支的影响,以至对于当前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发展都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后来怎么评价这件事,我觉得都不为过,它都是彪炳史册的一个重要决策。

  

   很多人现在没有看明白,认为这些年人民银行滥发货币,我觉得这看错了我们国家的经济形势和地位。因为实行强制结汇以后,我们国家的外汇收入以及人民币的投放,就不再取决于我们国家自身经济运转的货币需要,它是我们国家出口能力的一个反映。结汇产生和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发行了大量的基础货币。这时以结汇为基础的人民币发行,就不再是信用发行,过去人民银行货币都是信用发行,而从结汇开始的外汇占款的发行,就是储备发行。储备发行同样使我们具有抗贬值和通货膨胀的能力。因为有巨额储备,我们缺什么就可以进口什么,保证了我们国家经济增长不再受国内资源约束,而是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约束边界是我们的国际收支和世界上的供给能力。我们过去的经济发展以国内资源为边界的约束条件,现在放大到全世界供给的资源约束,变成了中国买什么,世界价格都受影响。这就是中国经济的能力。这个能力怎么来的?朱总理定的强制结汇来的。这个极大地增强了中国经济的发展空间和能力。我觉得朱镕基总理实行的结汇制使我们国家的金融和经济和世界彻底接轨,使中国变成了一个大国。

  

   很多人还认为人民银行货币占款、外汇占款发多了,造成了资产泡沫。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可以管理的,我们可以控制金融资产,不要出现美国那样的泡沫。当前来说,要控制影子银行和资产管理。

  

   把外汇占款变成我们国家的资本项目,在外汇上我们有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两个项目,是分开管理的。我们现在是经常项目可兑换,资本项目是有管理的。那么同样,我们要精心管理外汇占款,作为资本项目精心运用的话,可以避免美国出现的金融泡沫、房地产泡沫。所以,不能说是强制结汇带来的问题,而是应该在新的形势下怎么改进的问题,怎么进一步提高的问题。

  

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货币不贬值,彰显大国领袖风范


   宗良: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作出的人民币不贬值的重大决策,对稳定亚洲货币产生了什么样的重大影响?中国作出这种决策,有什么样的底气?

  

   陈元: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朱镕基总理对外表态,人民币不贬值。这一点对于国际形势、亚洲形势都起了决定性的稳定作用,体现了大国领袖的风范。由于人民币不贬值,中国周边国家的货币迅速稳定下来。我记得在泰国中央银行参加会议,他们就讲,为了守住泰国货币的汇率,他们只好在市场上抛售美元和外汇储备。当时听完了以后,我心情特别沉重,这不是个办法。亚洲这些小国,这点外汇储备哪经得起这么抛售,很快就会抛售完的。以后顶不住,然后货币又贬值。但是,不久中国提出人民币不贬值,给了市场极大的心理预期。可以说,中国人民币不贬值,顶上这些小国抛售几百亿、上千亿美元的外汇。这么一句话就给亚洲带来了巨大的信心。当时我对人民币不贬值也是脑子里一闪,最后就明白,朱总理是有充分的准备和深入的思考,才做了这个决定。因为我们的国际收支是捏在我们手里头的。我们是可以调节国际收支的。我们说不贬值,按照我们经常项目可兑换,资本项目有管理的话,我们完全可以调节国际收支的平衡,使它不至于出现大额的逆差和经济下行的压力。

  

   人民币不贬值,也建立在我们国家的国际收支连年顺差,结汇以后,各方面的出口非常顺利,沿海地区的开放和内地的外资引入,使我们出口能力迅速上升。这都是在我的一生的金融工作当中,感到非常有幸能够亲身参与和经历这些重大的决策。看到这样一个过程,是一生的荣耀和我们最大的学习收获。

  

对国家开发银行脱胎换骨的改造


   宗良:1998年您担任国家开发银行的行长,也算是临危受命。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国开行的不良率非常高,一度几乎达到40%。有机构评价说国开行已经到了垃圾银行的边界,已经到了风雨飘摇的境地。您主导的改革扭转了国开行的态势,说明用的都是猛药。那么,猛在哪里?

  

   陈元: 我在开发银行工作了15 年,对开行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当然,是在开行前期发展的基础上做的这些工作。我之所以能在这十几年当中,从根本上对开行进行一些改造,很重要的是我在人民银行这10 年,学到了金融、货币、信用、信贷发展的一些基本理念和基本的原理与原则。对于一个好的金融机构,我们都当作一个理想当中的目标去追求。就是到了开发银行之后,我首先的一个目标,就是朱镕基总理叫我到开发银行工作,是要看到一个好银行,不是要看到一个烂银行,或者问题丛生的银行。

  

   所以我到开发银行,由于过去工作的经验和积累,我天然地有一种看法,就拿最好的银行来衡量开发银行,哪条够标准,哪条不够标准。同时也在考虑作为非存款类的金融机构,那么这样一个非典型的银行,它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银行。后来就总结出几条,因为银行最基础的概念就是吸收公众存款。在由专业银行改造成为商业银行时,衍生出三个政策性银行。这三个银行实际上都是一个准银行,因为它不吸收存款,它是靠发行债券解决资金来源,它是半个银行,只有贷款发放这一半。像国开行这样的银行,要想办好它,需要解决哪些问题?我觉得首先一个就是要解决资金来源问题。不吸收存款,还要有资金来源。那就得靠发债。过去怎么发债?过去是人民银行摊派,指令性摊派。人民银行有个资金司,就管分配资金的,管信贷指标的。那在人民银行是司局当中的司局,是有最高权威的。这个最终决定国家的货币投放多少,实际操盘的部门。我们的这个债券发行,就由资金司每年个开会,向专业银行布置任务。我觉得这个不是市场化的,不是现代化的,不是一个真正金融现代化的做法。

  

   我们可以做的就是首先把发债市场化,我就开始考虑怎么把开发银行的债券发行从派购转化成市场发债。这个先要找专家,环顾四周看了一下中国发债发得最好的就是财政部。财政部在发国债上是有很多经验的,我就想办法去从财政部要干部,我们就把高坚同志给调来了,当资金局的局长,主持市场化发债。高坚同志来了以后,可以说夜以继日,昼夜地工作,研究市场化发债的一些方法。由于高坚同志对国内发债很熟悉,在国际上发债也很熟悉。他来了以后,把国内的经验和国际的经验结合起来,我们就开始组织市场上的认购银团,商业银行自愿参加,我们向他们路演,介绍我们发债的各项基本要求和发债过程当中采用各种市场化的定价机制,然后确定发债的方式。

  

   很快开发银行的债券发行就从派购发债这个最原始的行政式发债,一步走到国际最前沿的、最先进的发债方式。我们发债方式迅速地在国内被其他金融机构和企业复制过去,学我们的办法,一步就迈上国际先进水平。这是我到开发银行干的第一件事情。我们解决了资金来源,把半个银行所缺少的另一半,也就是资金来源这一半,弥补上、解决好了,国开行成为一个真正的市场主体,而不是一个完全靠政府派购,依赖政府来发债。

  

国家信用证券化,理论上的突破


   宗良:国开行所推行的债券发行市场化,你们把它称为国家信用的证券化。如何从理论上作出这样的新概括?用国家信用证券化来思考问题,有哪些突破?

  

   陈元: 对于开发银行发债,我做了反复思考,在行内行外进行了广泛的深入的研讨和探索,在理论上也进行了这个分析。最后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开发银行发债是国家信用的证券化,这完全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华尔街没有这概念,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都没有说过这个概念。

  

国家信用怎么来?我在人民银行 10 年当中反复体会,看过大量的论文和文献,讨论信用产生的过程,最后想到开发银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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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当代金融家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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