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光:什么是好的民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648 次 更新时间:2019-05-05 23:1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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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绍光 (进入专栏)  
直接当家作主还是可能的;但是在更大的范围,直接民主就不一定可行。直接当家作主以外,可以有很多其他方式;但如果争取一种好的民主的话,其方式应该尽量接近人民直接当家作主这样一种理念。

   除了关注人民当家作主的形式以外,我们还应关注人民当家作主的目的是什么?一种好的民主应该尽量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目的。罗伯特·达尔1971年出版了一本题为《多头政体:参与与反对》(Polyarchy: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的书。一开篇,他就解释,多头政体并不是真正的民主,“我希望将‘民主’这一概念保留给这样一种政治制度,其最重要的特征是,能完全地或几乎完全地回应所有公民的意愿”。看来,达尔认定,人民当家作主的目的是“完全地或几乎完全地回应所有公民的意愿”。这种目的本身也可以用来衡量什么是好的民主的标尺。正如达尔接下来说的,作为一种理想,“它可以作为评估的基础,用来判断各种制度接近这一理论界限的程度”。

   当然,除了形式与目的外,判断什么是好的民主还有其它尺度。在我看来,判断好民主的标尺有以下五条。

   第一,理念上,是否注重普通老百姓当家作主的能力?是不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是不是努力创造条件让所有人都具有当家作主的能力。主流政治学往往把参与看作一种权利,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参与其实也是一种能力,且需要占用必要的资源作为支撑。当家作主也是如此。在这方面,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同样的意愿、能力与资源。如果一个制度根本不在这方面做任何努力,这个民主未必是个好的。

   第二,是否注重拓展人民当家作主的方式?上面的讨论已经明确指出,人民当家作主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无穷无尽,并不局限于票选一途。一个好的民主应该寻求一种能尽量吸纳人民的决策模式(Bythe people),包括参与,但不限于参与。政治参与其实是个很奢侈的东西,因为参与是需要成本、需要资源的。不管在哪个国家,有参与能力和具备参与资源的人其实是很少一部分人。因此,如果仅仅谈参与的话,会是非常的危险的一件事情,等于把影响政治的权力,交给了一少部分有参与能力和参与资源的人,而大多数人缺乏参与所需的能力与资源。吸纳人民进入决策过程还有别的方式,比如说我们中国人熟知的群众路线,那也是一种吸纳人民进入决策的方式,我称之为逆向参与,因为群众路线要求各级决策主动深入民众,尤其是普通民众,在决策中反映他们的意愿。

   第三,是否注重人民当家作主的目的?一个好的民主应该寻求一种能尽量回应人民需求的政治制度(For thepeople)。这一条是可以度量的,现在有些跨国的民意调查,看各国在多大程度满足了人民的需求。中国的表现一直十分出众。

   第四,是否具备基本的国家能力?有人也许觉得奇怪,为什么国家能力也是判断好民主的标准之一?其实道理很简单,即使以上三条都做得不错,如果缺乏基础性国家能力的话,好的民主理念、好的民主实现方式、好的满足民众需求的意愿都未必能化为现实。

   第五,所作所为是否符合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即是否实事求是。一个好的民主制度应该适合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不同的国家,做法未必一样;同一国家内部的不同地区,做法未必相同;没有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佳条路。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段,好的民主未必是同一种东西!

   加上实事求是这一条标准,我们追求好的民主时,一定要注重人民当家作主的场域;不同的场域,当家作主的方式不会相同,也不应相同。

   很多关注民主的人,一谈到民主想到就是参与全国层面的决策。国家重大决策是不是民主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对所有人而言,我们大部分的人生实际上是在工作单位和居住社区渡过的;其次是地方事务,然后才是全国性事务,全球性事务。当家作主的场域非常重要,追求民主应该追求在与我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场域实现民主,这对我们每个人的福祉更重要。

   在工作单位和居住社区,当家作主可以采取直接的方式;在其他的场域,比如地方性事务,全国性事务,全球性事务,直接方式恐怕未必合适。当家作主的间接方式并不止票选一种,而是有多种多样,比如说协商。

   中国现在谈协商民主的非常多,全国政协也做了大量关于协商形式的探讨。但是,我觉得,大家往往忽略了一件事,即谁来协商?参加协商的人是怎么挑选出来的?反倒是在中国基层一些地方,产生了很有意思的创新。例如,在浙江温岭、四川成都、黑龙江阿城,基层需要协商的时候,尝试过用抽签的方式挑选个人或家庭,因为政府指派会受到质疑,自愿报名会造成偏差,抽签无偏无倚,既公平,又容易被接受,还容易操作。有趣的是,这些地方之所以最初在协商时采用抽签的方式,不是因为了解古希腊的做法,或者听取了外国什么专家的建议,而是在实践中找到的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

   参与也可以是当家作主的一种方式,适用于涉及的利益相关方比较特殊的场域。在这类场域,利益相关方势均力敌,且都有参与的意愿与能力,可以用参与这种方式。

   当家作主的场域涉及大量参与资源和能力不足的民众时,群众路线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更适当的方式。比如说制订一些全国性政策时,北上广的白领们,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上发声很容易;但是,在青海、贵州的偏远村落,那里的人们如何发声、如何影响决策?这种情况下,群众路线更加适用,需要掌握权力的人,深入到这些地区去做调研,把那里人们的意愿反映到决策过程中去。

   人民当家作主的间接方式可能需要挑选出一些人来,代表人民整体。这时抽签就可以派上用场。我这本书已抽签为重点,但我并不认为抽签是实现民主的唯一方法,它也未必是最好的方式。但是抽签确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方式。无论在中文出版物、还是外文出版物中,我这本书里对抽签运用的分析可以说是比较细致的。我在写作过程中,往往对古人使用抽签的做法拍案叫好,他们抽签安排的思维之慎密、之精准,是我们现代人往往难以想象的。比如说古希腊发明了一种抽签机,今年年初,刚刚有两位学者把那个古希腊的抽签机复制出来,并申请了专利。按他们的说法,用计算机辅助来抽签的随机性,还不如古希腊抽签机的随机性好。人类进化了约300万年,过去2500年只是其中的“挥手一瞬间”。在这2500年里,人类大脑的总量与构成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换句话说,今天的人并不比那时的人聪明多少,差别只是今天的人知识多一点点。所以,我们可以借鉴古人的一些做法。更何况,现代统计学已经告诉我们,随机抽签产生的样本才具有代表性。既然如此,组建应该具有代表性的决策机构时,抽签是个蛮有潜力的民主实现方式。

   最后,选举也可以作为一种民主的实现方式,我们不应该完全排斥选举,正如我们不应该将它看作民主的唯一实现方式一样。但选举有个内在的缺陷:容易被操控。这在罗马共和国时期就广为人知了。因此,罗马共和国、意大利的城邦共和国在使用选举的同时,往往加入抽签的成分,减少其被操控的可能性。我在书中提到两类抽签,一类叫民主抽签,一类叫共和抽签。民主抽签是只用抽签,不用选举,所有人都是经由抽签选出来的,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代表性。共和抽签是把选举和抽签混杂在一起,其目的不是要选出具有代表性的人,而是防止出现一个稳定的少数垄断权力。例如,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大公的挑选方式无比复杂,是抽签与票选相结合,分前后十个步骤完成。对于后世人来说,威尼斯选举大公的方式是如此复杂,大大超出了他们的想象。他们形容这套挑选方式用的措辞是“罕见的”(unusual)、“奇怪的”(strange)、“曲折的”(labyrinthine)、“极其复杂的”(extraordinarilycomplex)、 “匪夷所思的”(mind boggling)、“玄妙深奥得令人迷惑”(bewildering complexity)、“无法穿越的迷宫”(anespecially impenetrable maze)、“最难以预料的选举过程”(the most intriguing unpredictableelection process)、“有史以来最扑朔迷离的体制”(the most complicated ever instituted)、“人脑能够设计出来的、最错综复杂的机制”(themost complicated machinery ever devised by the wit of man)、“世上最难懂、最古怪的方式”(themost intricate and curious forms in the world)等。一位学者甚至感叹道:“这套体制如此绕来绕去,最后居然能选出人来,真是奇迹。”但威尼斯选大公的方式很可能比许多现代人想象的更为精巧。有计算机专家发现,威尼斯选举中这种压缩—扩充循环与密码学中的干扰(confusion)—弥散(diffusion)循环、与计算机科学中投标选择协议(leader election protocols)颇有几分相似之处。他们试图简化这套流程,但最多只能把十步简化到七步;再进一步简化,就可能被人操弄,违反了这套复杂流程的目的了。威尼斯这种选举加抽签的做法也许非常值得今人借鉴,尤其是值得那些偏好选举的人借鉴。

  

   小结

  

   最后,我小结一下自己的主要论点。在我看来,回答鄢一龙提出的问题“什么是好的民主”?表明我们人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此前,要么说民主是个坏东西,要么说改造后的“民主”是个好东西。现在,这都过去了,即使在欧美也是如此,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打引号的“民主”未必是真民主,民主未必只有一种实现方式。提出“什么是好的民主”是一个进步。为什么它是一个进步呢?因为它要重启什么是民主的讨论,反思熊彼特式的“民主”到底是不是一种好东西,摆脱昂格尔所讲的那种虚假的特定性,承认民主有多种实现方式。否则的话,无法讨论“什么是好的民主”?归根到底一句话,如果大家喜欢民主、支持民主,我们就应该打开思路,解放思想,而不被熊彼特式的最低民主束缚住我们的想象力。想象力打开了,我们便能在工作单位、居住社区、其它场域,以创新的姿态探索实现民主的不同方式。这样一来,我们中国也许可以在民主问题上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评论&回应

  

   王绍光:刚才几位评论我觉得都非常好,非常具有启发性。我讲三点,不完全是回应,算作体会吧。

   第一,我这本书最重要的目的是破除迷信。破除迷信很重要,不破除迷信,无法前行。举个大家都知道的例子,在回答外国记者关于中国搞不搞民主的问题时,至少有两任前总理说,我们条件还不成熟。这种回答可以解读为,条件成熟了,我们也可以搞竞争性选举。这说明迷信已经深入人心,包括一些位高权重的人也接受了这种思维方式。因此,破除迷信是一项重大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应该说,一百年前就有人试图破除这方面的迷信,但是直到今天,迷信还没有完全破除。可能还需要一百年来破除迷信。当然,国家实力增强后,破除迷信也许更加容易一点。

第二,关于抽签的适用范围。乍一听,在政治生活中使用抽签好像很荒唐;其实投票用得不是地方也很荒唐。投票往往用于两类事情,一类是做决策,一类是选人。用于决策,投票多数决最近的例子是2016年英国脱欧公决,52%支持、48%反对,结果把英国带入今天这种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换一种决策方式,如共识决(consensusdecision making),情况会完全不同。我在2013年出版的《中国式共识型决策:"开门"与"磨合"》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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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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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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