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光:什么是好的民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648 次 更新时间:2019-05-05 23:1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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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绍光 (进入专栏)  
我90年代初认识他的时候,他已是80岁左右,感觉他年纪越大,思想越具批判性,如他年近90岁写的《美国宪法有多民主?》。刚才一龙讲有些人60岁以后才起步,我觉得达尔在这方面为我作出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简而言之,熊彼特对民主理论进行了一次最系统的改造。此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熊彼特式民主成为“民主”的标准,他的民主理论成为最经典的民主理论。至今在西方、在中国,很多人熟悉的所谓“民主”理论,无非是经过熊彼特改造、包装过的民主理论。这种“民主”,我觉得有必要打上大大的引号。

   从逻辑学的角度来看,经过150年的改造,到熊彼特完成改造看似很成功,实际上有三个非常清晰的逻辑错误。第一个逻辑错误是偷换概念。什么叫偷换概念?就是同一思维中,没有保持概念自身的同一。很多有关民主的教科书一方面讲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ruleby the people),另一方面讲代议民主就是民主。这两个定义是互相矛盾的,代议民主已经不是人民当家作主了,而是赢得选举的政客以人民的名义进行统治,民主这个概念已经偷换了。第二个逻辑错误是以偏概全。以偏概全就是以少数的例证和特殊的情形来概括整体。民主如果作为一个整体概念的话,它指的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各种形式。但是,现在流行的民主理论告诉人们,民主只能说熊彼特式民主。本来很清楚,熊彼特式民主是最低限度的民主;把最低限度民主说成民主本身,仿佛别无选择,就是用一个非常特殊的东西,来代替总体,属最典型的以偏概全。第三个逻辑错误叫假两难推理(falsedilemma),这是指,世界上本来有多种选项,但却只给人几种选项;更极端的是只给两个选项。在政治制度安排问题上,很多人的脑筋已经被彻底洗过,认为世界上只要两种政治制度,除了民主,就是专制,没有别的选项;具体到民主,好像民主只有一种实现方式,即竞争性选举,别的方式统统是不民主的、专制的;按照这种逻辑推理,既然中国没有实行多党之间竞争性的选举,它必定是专制的,古巴也是专制的,朝鲜也是专制的,伊朗也是专制的,美国看不惯的国家都是专制的;专制体制都是一模一样的。这些说法听起来无比荒唐。

   之所以会产生这三个逻辑错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很多人的思维里存在某种“虚假的特定性”。1987年出版的一本书标题就叫《虚假的特定性》,该书作者是清华公共管理学院崔之元老师的好友,叫罗伯托·曼格贝拉·昂格尔,他是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也活跃于巴西政坛。什么叫虚假的特定性,就是把某一种特定的东西,说成普遍的东西。桌子是一个普遍的概念,如果把某一种桌子说成是桌子的普遍形式,其荒唐性显而易见。对于民主这种普遍性的概念,很多人却相信它只有一种实行方式执行,这与把某种桌子说成桌子的普遍形式同样荒唐。昂格尔写他那本书的目的希望找到一个另一种不同形式的民主,即书的副标题所说的“激进民主”。我们不一定赞成昂格尔的激进民主,但是他的这个逻辑思维方式是对的:即民主未必只有一种实现方式。

   虚假的特定性假定最低限度民主就是民主本身,代议民主就是民主本身,竞争性选举就是民主本身,排斥了无数种实行民主的其他方式。这让我想到欧洲历史上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大家知道有一种动物叫犀牛,但很久以前,犀牛就在欧洲绝迹了。德国画家丢勒(AlbrechtDürer,1471-1528)当然没见过犀牛,但他依据他见过的画片,在1515年画了下面这副犀牛像,后来被人称之为《丢勒的犀牛》。

   欧洲其他人也没有见过犀牛,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以讹传讹,绘出他们想象中的犀牛。后来欧洲人画出的犀牛全是丢勒式的犀牛(见下图)

   民主几乎也是一样,大家没见过真正的民主,结果熊彼特式民主就被当作民主了;只要与熊彼特式民主不同,就会被认定为非民主或专制。

   把民主改换成最低限度的民主(我称之为“选主”)以后,有人便以此为概念基础,研究衡量民主的标准。政治学领域的人可能都知道,现在有各种各样的关于衡量民主质量的指数,其中最活跃、最有名的是美国“自由之家”每年公布的“自由指数”(Freedomin the World)。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自由之家”自称非政府组织,很多人也以为它是个非政府组织,其实,它经费的85%以上来自于美国政府。这种政府高额资助组织放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美国会指责它们并非真正的非政府组织;但轮到“自由之家”,就拿出完全另外一套标准,说是“必要的恶”。这样一个几乎完全由美国政府资助的机构,每年对全世界各国打分,好像哪些国家是民主的、哪些国家是专制,全由它说了算。在“自由之家”的排行榜里,中国永远都排得很低。“自由之家”可以说完全是美国信息战的一个工具。

   另外还有几种看似更学术一点的民主指数。一种叫政体指数(Polity IV),另一种叫万哈林指数(Vanhanen’sIndex of Democracy)。塔图·万哈宁(Tatu Vanhanen, 1929-2015)是芬兰政治学者。政治学界的人都知道,他写了很多有关民主与民主化的书。但在政治学界也许鲜为人知的是,他与臭名昭著的白人至上主义学者理查德·林恩(RichardLynn)合作了好几本书,试图构建一种种族主义色彩很强的社会科学总体理论。由这样一位种族主义者来判断哪些国家是民主的、哪些国家是不民主的,实在让人匪夷所思。

   把各种各样的这类指数拆开来分析,其实它们衡量的无非是选举是不是公开、透明、不受干扰、带有竞争性。为什么用这些指标衡量?原因很简单,其基础理念是,传统意义上的、让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不是好民主;只有代议民主、通过竞争性选举实行的代议民主才是唯一可欲、可行的民主。

   这是第二个阶段,相比于第一个阶段,它时间很短,大概从1945年到1975年前后。为什么以1975年为界?当然,这不无武断的成分,但也不是完全没有依据。

   下面这张图同样是用谷歌图书数据库制作的。这张图显示,在整个19世纪以后,尤其是1848年革命以后,欧洲的精英阶层成功地把工人阶级的注意力转移到争取普选权上,包括社会主义政党以及像恩格斯这样的人,也不例外。可以说,争取普选在19世纪与20世纪上半叶是工人阶级运动、社会主义运动、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很重要的一个奋斗目标。表现在下图中,“普选”(Universalsuffrage)这个关键词在英文出版的书里面出现频率一直高居不下。在欧美,普选大概在什么时候实现呢?大概到1960年左右基本实现了;有些国家晚一点,像瑞士可能到1975前后才真正实现普选。在图中,我们看到,随着普选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最终实现,“普选”这个词出现的频率大幅下滑。但几乎与此同时,另外一些关键词的出现频率大幅上升,例如,“政治精英”(Politicalelite)、“权力精英”(Power elite)、“精英主义”(Elitism)。这似乎告诉我们,人们好不容易争取到普选权后,才发现,权力实际上仍然在精英阶层手中。我年轻的时候读到基辛格的一句话,印象特别深刻。他说,世界上有两种情况让人很沮丧,一种是你追求一种东西,永远追求不到;一种是你追求某种东西,追到手后才发现,它并不是你想要的。普选权有点像后一种情况。为争取普选,多少人前仆后继,不惜奋斗、坐牢、牺牲,好像觉得一旦拿到普选权,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但是到了50年代,60年代,70年代,普选权最终实现了,这时才有人恍然大悟,普选权好像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于是决定转而追求新的东西。

代议民主的危机

   新的东西也可以从这张图里看出端倪:大约从60年代末开始,人们开始对代议以外的民主实现方式兴趣大增,包括“直接民主”(Directdemocracy)、“参与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等。如果上述解读是合理的,这告诉我们,代议民主(熊彼特式民主)的黄金岁月很短暂,大概就是1945年到1975年这30年左右;1975年以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探索实现民主理念的其它方式。罗伯特·达尔1970年一本很小的书《革命之后》,其中已经提到可以采取抽签来补充票选的不足。

   以上是我以1975年为界的一个理据。另一个理据是,同在1975年,由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1927—2008)与一位欧洲学者、一位日本学者向美、欧、日三边委员会提供了一份研究报告,标题是《民主的危机:有关民主政体可统治性的报告》。报告第一段为西式民主描绘了一个近乎四面楚歌的图景。同一年,亨廷顿发表的一篇文章用“民主瘟疫”来形容当时的局面,他确信,“1960年代展现出来的民主活力给1970年代的民主提出了统治能力(governability)的问题”。究其原因,报告列举了四条:1)追求平等与个人主义之类的民主价值已导致权威正当性的削弱,对领导精英失去信任;2)政治参与的民主性扩张已给政府造成过重的负担,造成政府活动范围不平衡的扩大,加剧了经济领域里的通货膨胀趋势;3)民主就意味着政治上的竞争,但这导致各社会群体的利益严重分化,导致政党的碎片化与衰落;4)为了回应选民与利益集体的诉求,民主国家的外交上往往带有狭隘民族主义的倾向。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第二点,资本主义民主许诺个人自由,允许大家参与政治,结果人们从四面八方向政府施压,要求提供自己可以享用的福利,但同时谁也不不愿意付出代价;这必然造成政府无从招架。亨廷顿严词驳斥了这样一种说法:“治疗民主罪恶的唯一处方是更多的民主”;他认为,在当时情况下,用这个处方只会火上浇油,造成更糟糕的局面。在他看来,当时各种问题的根源是“过度民主”,其处方只能是用两种策略对民主进行限制:一是很多问题不必政府管、不必用民主的方式处理;二是民主制度的有效运作需要一定程度的政治冷淡,需要一些人与一些社会集团不参与政治。如果实在做不到第二点,他希望所有社会集团都能自我约束。显然,这无异于缘木求鱼。

   总而言之,到1975年,代议民主作为唯一可行的民主已引起了人们的质疑,人们开始探寻实现民主的其它方式。这就进入了第三个阶段:人们开始问“什么是好的民主”?

  

   什么是好的民主?

  

要探求什么是好的民主,首先要回到民主的原意,那就是人民当家作主。这里我们可以追问两个问题。一是人民当家作主可以采取哪些形式?二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目的是什么?就人民当家作主的形式而言,大概可以分为两大类:1)人民直接当家作主;2)其它方式。在雅典民主中,可以采取这种方式,因为雅典规模不大,公民只有3万人左右,比清华大学还少。在现今世界上,国家的规模都要大得多,几百万人、几千万人都算是小国。这样让所有的人直接当家作主恐怕很难办到。当然,在基层工作单位、在居民小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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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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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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