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椿:论科学精神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00 次 更新时间:2019-05-04 23:3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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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椿  

  

   今年是伟大的五四运动100周年,100年前,中国人民开始觉醒,民主(德先生)与科学(赛先生)成为国人救亡图存的希望。五四运动的先驱们提出,科学不仅是自强之本,更是反封建、反愚昧的武器,是唤醒人民的号角,只有德先生赛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五四运动以全民族的行动激发了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伟大觉醒。百年来,中华民族经历了从科学救国、科教兴国到科技强国的历程,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福祉,对科学和科学精神的认识也达到了新的更高境界。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在新时代推动我国科技创新、建设科技强国,就必须大力倡导和弘扬科学精神,这也是对五四精神的实际继承和弘扬。

  

   一、科学精神的历史形成及在我国的传播

   科学精神是伴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诞生,在继承人类早期历史发展的思想遗产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科学理念和科学传统的积淀,是科学文化深层结构中蕴涵的价值和规范的综合,体现着科学的哲学和文化意蕴。恩格斯指出:“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从历史上看,科学精神是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在人们认识和改造自然的生产生活中逐渐形成的,与科学新知、科学思想相伴而生、同向并行,其间经过了长期而复杂的过程。

   在古代,一代代先人们在艰苦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努力探索自然规律,进而认识和改造自然,更多地体现出一种求真精神。古希腊文明不仅关注知识的功用性,更关注知识的确定性,彰显出理性精神。亚里士多德将“求知是人类的本性”的判定作为《形而上学》开篇之语,把“求知”置于人的意识和社会存在最为突出的位置。在论述科学知识的纯粹性时,他指出:“在各门科学中,那为着自身,为知识而求取的科学比那为后果而求取的科学,更加是智慧。”但是总的看,近代以前,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类认识自然的能力极其有限,对自然的恐惧和敬畏使人生活在一个万物有灵的世界,“神秘”世界的解释权为少数人所垄断,神秘主义被特权阶层发展为蒙昧主义和专制主义,人们难以发现人自身的力量。

   近代科学发端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有两桩历史事件最能折射出其独特的成长过程。第一桩是科学与宗教的斗争,起自于哥白尼天文学革命,一直延续到19世纪赫胥黎为坚持进化论而同神父们展开的大辩论。经过这一阶段的斗争,终于确立了一条原则,即任何权威,任何情感偏见,无论是宗教的、政治的还是伦理的,都不能作为评定真理的标准。第二桩历史事件是科学与哲学的分离。这种分离,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几何学提供的逻辑范式,天文学、力学提供的事实材料以及工艺技术提供的仪器手段,它们集中体现在近代科学之父伽利略身上。人们逐渐摒弃了仅靠经验直觉和纯粹思辨认识世界的精神传统,认知方法迈向以精密的数学分析和实验方法相结合的路径,实现了科学认识的理性变革。

   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技术广泛运用于社会生产,人类对自然的支配能力大幅提升,科学作为一种革命性力量不断地改变世界和社会关系,地位越发重要。马克思认为,现代自然科学与现代工业一起彻底改变了整个世界,人们对于自然界的幼稚态度和幼稚行为走向终结,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科学方法和科学思想也在不断发展。20世纪初,爱因斯坦提出的广义相对论证明了牛顿引力论中存在错误结论,深深震撼了当时的科学界。人们开始思考:到底有没有科学?科学究竟是什么?如何探索和对待科学真理?英国哲学家波普尔所倡导的证伪主义试图对此进行回答。他认为,凭借人的批判理性,通过不断地提出假说和排除错误,使之得到检验并由此取得科学知识的增长,这不是科学的缺点,而恰恰是其优势和力量所在,是科学之为科学的本质特征,更是科学自身的精神。这一观点拓宽了人们对科学的理解,也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与观念。科技创新日新月异,20世纪中后期以来,科学的发展越来越和整个社会文化和具体历史背景密切相关,这使得科学走出了纯粹逻辑和纯粹认识论的狭隘范畴。作为科学主体的人,在科学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科学哲学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人的科学发现和创造上来。这标志着19世纪以来一直盛行的科学主义开始向人文主义回归,重视科学的人文价值成为当代科学发展的潮流。

   在绵延5000多年的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闻名于世的科技成果,在农、医、天、算等方面形成了系统化的知识体系,取得了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一大批发明创造。然而近代以后,由于各种原因,我国屡次与科技革命失之交臂,从世界强国变为任人欺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为了挽救国家危亡,实现民族复兴,自19世纪末以来,中国的一批仁人志士主张迅速发展科学、弘扬科学精神。孙中山提出,知识“从科学而来”,“舍科学而外之所谓知识者,多非真知识也”。陈独秀说:“科学与民主,是人类社会进步之两大主要动力。”1916年,学者任鸿隽发表《科学精神论》一文,在中国最早提出“科学精神”概念,他称科学精神为“科学发生之源泉”,明确提出“科学精神者何?求真理是已”。我国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多次阐述过科学精神,1941年,他在《科学之方法与精神》一文中指出:“近代科学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探求真理。科学方法可以随时随地而改换,这科学目标,蕲求真理也就是科学的精神,是永远不改变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建设的蓬勃发展,我国科学技术水平得到长足提高。经过长期努力,我国科技事业实现了历史性、整体性、格局性重大变化,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一些前沿方向开始进入并行、领跑阶段,科技实力正处于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的重要时期。科技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更加凸显,全社会正在兴起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的高潮,科学精神得到广泛关注。

  

   二、科学精神的主要内涵

   科学精神是科学的灵魂,以求实和创新为核心诉求,是现实可能性和主观能动性的结合。其中,现实可能性来自对客观性的追求,主观能动性则体现为强烈的创新意识。科学精神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概言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理性信念。科学精神首先是一种理性信念。这种信念把自然界视为人的认识对象和改造对象,即哲学家所称的客体。它坚信客观世界是可以认识的,人可以凭借智慧和知识把握自然对象,甚至控制自然过程。这种理性的旨趣,不仅是一种崇高唯美的个人精神享受,而且是凸显人的力量的动力源泉,如培根所说的“知识就是力量”。

   理性信念是人类反思自我、反思实践的产物,是人类赖以发展的精神支柱。没有理性信念支持的实践,将是没有目标的盲动和不讲方法的愚行。理性信念表现为对理智的崇尚,这使得人们能够不断地清除遮蔽真理的障碍,不断地摆脱蒙昧,不断地拓展知识的视野,越来越清晰地认识世界。崇尚理智,就是强调任何东西都应该审慎地加以思考,就是鼓励人们大胆假设、认真求证,突破蒙昧主义和神秘主义;就是要通过智力的迂回冒险找到比直观所见更多更本质的东西,以便更深入地把握变动不居的现象。

   实证方法。理性信念是科学精神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但理性信念并不能直接使人们轻易地认识自然规律,真正能够促进人们获得可靠的自然知识的,则是近现代科学的实验方法和数学方法,即所谓的实证方法。正是有了科学的实验方法,人们才有可能辨别关于世界本原的众多猜测究竟哪个更符合事实真相,而数学则为人们提供了这些知识更为精确的形式。

   1638年,伽利略的《两种新科学的对话》出版,该书以对话的形式,介绍了他创立的动力学系统和数学物理思想,反驳了亚里士多德的许多物理学断言,成为他主要的和最具独创性的工作。伽利略研究方法的独到之处在于,用数学的定量方法从经验现象中导出物理规律,这种追求实证化和数学精确化的研究方法成为近代以来科学的基本特征。具体而言,主要有三个步骤:解析、论证以及实验。近代以前,人们将精神主要聚焦于神圣的宗教信仰或内在的道德修养。实证方法的兴起打破了这种玄思,让人类得以冲出自己设定的精神罗网。实证方法秉持一种客观的态度,在思考和研究中尽力排除主观因素的影响,尽可能精确地揭示出事物的本来面目,以实在性、实用性和精确性保障认知的真理性,通过逐步的努力接近真理。

   批判态度。科学决不是唯唯诺诺的好好先生,批判态度是科学精神的重要内涵。所谓批判,其目的在于明辨是非,凡事都问个为什么,凡事都摆事实、讲道理。

   批判态度是科学不断向前发展的关键,没有批判就没有发展。首先,批判态度反对将一切理论和假说神圣化。任何科学理论和科学假说都要经受反复检验,检验的过程就是批判的过程,通过批判旧的理论使其得到修正甚至完全用新的理论取而代之。其次,批判态度是理论创新的动力。科学理论经受批判使自己的逻辑体系更严密,实验证据更精确,进而不断打破成见,推陈出新。再次,批判态度是科学真理客观性的保障。任何人、任何利益群体想违背客观性原则搞伪科学,都要受到严厉批判。对于科学所秉持的批判态度,往往有一种误解,以为批判必然是完全否定。其实并非如此。科学史上几乎任何一场科学革命在科学共同体内部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日心说替代地心说,直到牛顿力学提出后才算基本完成。有时新和旧也是相对的,旧的理论也可以为新的理论所包容,如经典物理学就可以视为现代物理学的近似。因此,批判态度的关键在于一个变字,而变永远都要考虑当时当地的条件,进行合理调适。正是在开放地面对一切可能的批评与质疑的过程中,科学变得愈发成熟。当科学所秉持的批判态度延伸到科学外部之时,意味着科学同样要坦然接受来自科学之外不同领域、不同方面的批判、反思与质疑,并带来认识的多元性和包容性。这对于破除科学的神话、减少科学的独断性,是非常有益的。

   试错模式。批判与反驳之所以成为重要的科学理念和常态,关键在于科学中对错误的认识有了巨大改变,以及对科学可错性的认定。波普尔强调:科学是一门可错的学问,科学发展的历史就是不断试错的过程,科学发现遵循试错模式。所谓试错模式,其基本路径是通过实验,正视错误、发现问题,提出新的解决方案,再通过新的实验,不断向前推进。事实上,科学史不断昭示,科学的发展从来都是可错的、开放的、发展的。哥白尼、伽利略对托勒密体系和亚里士多德力学的质疑,建立起了新的天体力学;拉瓦锡在对传统燃素说进行批评的基础上,创立了氧化还原学说;达尔文对上帝创世说进行批判,创立了进化论;爱因斯坦对牛顿力学体系进行理性的反思与批判,建立起了相对论学说,等等。这些科学上进步与发展的实践,都是通过试错模式获得进展的。科学所追求的正是不断试错而向真理逐渐逼近的过程,也就是排除错误探索真理的过程。

  

   三、大力培育和弘扬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是使人摆脱愚昧盲目的有效武器,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力量和基本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当代中国既拥有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美好前景和重大机遇,也面临着前进道路上的诸多繁重任务与风险挑战,更加需要在全社会传播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应当看到,当前我国科学精神的发达程度与经济社会发展还不完全匹配,一些违背科学精神的现象还时有出现。比如,有的领导干部对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缺乏科学统筹,往往是单打一,不会十个指头弹钢琴;有的领导干部不讲科学,好大喜功,大搞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用行政命令片面追求速度和规模,忽视科学规律;有的领导干部从封建迷信中寻找精神寄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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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求是》20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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