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梁康:神秘现象学与超心理学的问题与可能——论胡塞尔与格尔达的思想关联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1 次 更新时间:2019-05-04 22:5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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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梁康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在现象学运动史上产生过既与胡塞尔关系密切,也具有神秘主义倾向的现象学家。对神秘现象学以及神秘论与现象学关系的回顾会引出现象学方法论的问题,即如果承认神秘经验涉及人类经验的一个特殊向度,那么现象学作为普全哲学就应当将它们当作自己的可能研究对象来面对和处理。由于神秘体验是一个特殊的经验向度,是一个不为所有人共有的经验层面,因而神秘现象学仍然有别于一般现象学;它的成败有可能在最初就已经先天地得到决定:一方面,神秘经验的特殊性和个体性导致相关的经验阐释不可能成为共感并引发共鸣,因而神秘现象学最终只是一件它的倡导者和描述者自己的事情,并在这个意义上不可能成为“天下之公器”意义上的学术。另一方面,神秘经验的特殊性和个体性会使对它们的公共语言表述不可能,这种不可能是指任何对神秘经验的语言表述都必然会造成扭曲和篡改。

   关键词:神秘现象学/超心理学/社会现象学/胡塞尔/格尔达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2&ZD124)。

  

   对于胡塞尔来说,“神秘现象学(Ph nomenologie der Mystik)”差不多就意味着一个语词矛盾,相当于“无现象的现象学”“不显现的显现学”或“形而上学的现象学”。因为胡塞尔现象学所倡导和追求的“一切原则之原则”或“第一方法原则”就在于,如其所是地接受“所有那些在直观中原本地(可以说是在其切身的真实性中)展示给我们的东西”①。德国现象学学会的第二任会长亨利希·罗姆巴赫在他列举的“关于现象学的几个经验命题与平凡命题”中的第一条便是:“凡是现象学的都是清楚的”,尽管“并非所有清楚的都是现象学的”。②

   然而,在现象学运动史上确实产生过既与胡塞尔关系密切,也具有神秘主义倾向的、甚至属于神秘主义者的现象学家,如埃迪·施泰因,她的思想发展道路被视作“从现象学到神秘论”③;再如这里要讨论的、后来相当著名的通灵论者格尔达·瓦尔特,她干脆出版了以《神秘现象学》④为名的作品,而其思维方式就总体而论也始终在“预感和直观”之间摇摆,这也是她另一部论著⑤的标题。初看起来,这似乎印证了一个说法,即女性比男性要更容易成为神秘主义者⑥,而且连现象学的研究者也不能例外。不过若深究下去,我们会发现,要得出这样的结论还需要做比这种简单归纳更多的思考。

   格尔达·瓦尔特(Gerda Walther,1897-1977)是现象学运动的主要成员,她在思想史上保留下来的身份是社会哲学家、神秘现象学家和超心理学家(Parapsychologin),同时也被视作现象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当时被称作“新生代女现象学家”。她出生于一个医生家庭,六岁丧母,继母是她的姨妈。由于她的父亲是一个坚定的社会民主党人,因此她没有受洗,并且是在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氛围中长大的,但她最终还是走向了基督教,并于1944年在慕尼黑的天主教堂受洗,而后由那里的主教为她做了坚信礼仪式。后来她的自传《朝向彼岸:从马克思主义和无神论到基督教》(Zum anderen Ufer:Vom Marxismus und Atheismus zum Christentum)基本上是对这个生命中的最重要思想转变过程的复述和重构。

   在文科中学毕业后,格尔达首先于1915/16年冬季学期来到慕尼黑大学学习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她与那里的心理学家和现象学家亚历山大·普凡德尔接触。一年之后,她又转到弗莱堡,随胡塞尔继续学习现象学。从她的回忆录来看,格尔达从慕尼黑普凡德尔那里转到弗莱堡的原因主要在于,她父亲在1917年将家从慕尼黑搬到了距离弗莱堡不远的巴登·巴登。而慕尼黑现象学与弗莱堡现象学的差异是她来到弗莱堡之后才有所了解的,她回忆说,胡塞尔在弗莱堡友好地接待了她,并且询问:“在慕尼黑,人们在多大程度上还始终停留在本体论上,或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我的超越论转向?”⑦不过无论是普凡德尔,还是胡塞尔,都对格尔达业已形成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背景感到不安,但因为看到格尔达对自己的著作有令他惊讶的理解能力,而且不仅阅读了早年的《逻辑研究》,也仔细阅读了他出版不久的《观念I》,胡塞尔最终还是改变主意接纳了她⑧。格尔达于1917/18年冬季学期出现在胡塞尔当时开设的关于判断理论的练习课上。在同班的同学中还有后来成为纳粹种族理论家的克劳斯(Ludwig Ferdinand )等人⑨。

   从施泰因那里可以了解到格尔达最初在弗莱堡学习的情况。施泰因当时作为胡塞尔私人助手在弗莱堡受其委托为现象学初学者开设讨论课(施泰因在其致英加尔登的信中将这个讨论班称作“幼儿园”),格尔达就是这个讨论班的参与者,因而施泰因对格尔达的能力与志向都十分了解。在1917年8月7日致英加尔登的信中,施泰因就英加尔登关于她自己的“教育努力”或“幼儿园教育”进展如何的问题时回答说:“这里有几个大有希望的人,首先是克劳斯先生,我期待他日后会在语言哲学方面有所作为,还有瓦尔特小姐,她来自慕尼黑,并且在接着普凡德尔做关于社会现象学的研究。”在近一年后(1918年6月24日)给英加尔登的信中,她再次写道:“参与我们讨论的克劳斯和瓦尔特小姐有朝一日肯定会成为能干的现象学家,但现在他们还不足以跟上我们的步伐。”⑩施泰因的预见没有错:克劳斯与格尔达后来各自成为种族心理学和超心理学(或神秘现象学)的主要代表人物,而且他们也以各自的方式坚称自己的方法和立场是现象学的。

   一年后的冬季学期,在弗莱堡成立了类似慕尼黑哲学学会和哥廷根哲学学会的“弗莱堡现象学学会”。格尔达在洛维特的鼓动下接受了在成立会上作报告的任务,她的报告题目是《关于胡塞尔的纯粹自我之难题》(Zur Problematik von Husserls reinem Ich)(11),根据格尔达的回忆,参与讨论的只有胡塞尔、海德格尔,或许还有施泰因(12)。看起来格尔达对于胡塞尔的“纯粹自我”构想基本持批评态度。在随后于1919年6月21日召开的周六讨论会上,她与埃宾豪斯、海德格尔等一同批评了胡塞尔的纯粹自我概念。她曾打算在《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刊》上发表这份报告。普凡德尔作为当时主要的编委曾在信中与胡塞尔商讨此事时说:“瓦尔特小姐现在将她的‘纯粹自我’的论文做了加工、润色和扩展,并询问是否可以将它作为纪念文章或年刊文章补交。我觉得这是可能的。如果您想自己对此做出判断,那么我就请瓦尔特小姐将这篇文章寄给您。”(13)不过后来这篇文章最终并未得到刊发,究竟是胡塞尔没有同意,还是另有其他的原因,目前还无从得知。很可能这篇文章的底稿还保存在格尔达去世后存放在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但至今尚未得到开发的遗稿和遗物中(14)。

   然而,格尔达在胡塞尔这里进行博士考试的计划并未顺利完成。按照一种流行的说法,“瓦尔特的博士考试没有被埃德蒙德·胡塞尔所接受,因为他认为,妇女不属于一个大学的讲席,她们的合适位置是呆在丈夫和孩子身边的家中。在对胡塞尔感到深深的失望之后,瓦尔特在慕尼黑亚历山大·普凡德尔那里完成了博士考试,并且于1921年以最佳成绩(summa cum laude)被授予博士头衔”(15)。然而,这个关于胡塞尔性别歧视的说法哪怕是从格尔达本人口中说出也实在令人难以置信(16),因为这与太多的事实不相符合:首先,格尔达并不是在胡塞尔那里的第一个女学生和女博士生,例如之前已有哥廷根的赫德维希·康拉德-马悌尤斯和弗莱堡的埃迪·施泰因等。前者之所以没有能够在哥廷根大学胡塞尔这里完成博士考试,只是因为在她的女子实科中学毕业表中没有希腊文的课程和成绩,因而不符合哥廷根大学的博士考试规程;后者则先是在哥廷根随胡塞尔完成国家考试,而后是第一个在胡塞尔于弗莱堡教学期间完成博士考试的博士生。其次,胡塞尔自己也将女儿伊丽莎白送到慕尼黑大学读艺术史。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发现一份胡塞尔在格尔达完成博士考试后于1922年10月24日写给雅斯贝尔斯的推荐函,仅这封信就足以证明胡塞尔歧视女性之传言实为无稽之谈:

   尊敬的同事先生!

   可否允许我冒昧向您衷心推荐一名女朋友和女学生、格尔达·瓦尔特小姐。我对她以及她的学术能力抱有一种理由充分的和强烈私己的信任。她是一个完全自由的、无成见的人,在其志向中绝对纯粹和正直。当然很难接近,很难让她开口,她因为青年时代命运坎坷而十分腼腆。值得为她提供任何资助,而且也值得认识她。她住在高特海因教授夫妇那里,他们或许也像M·韦伯太太一样更了解她。她应该会将她的首部著作(《年刊》第五辑)送给您,而且您应当也已经猜到,她很想参加任教资格考试。这是另外的事情了(在此事上我也会对她报以最大的信任),但无论如何我请您乐意友好地接待她。

   对新学期致以最佳的问候!

   E胡塞尔敬上(17)

   目前暂时还无法考证雅斯贝尔斯后来如何接待格尔达,以及如何对待格尔达的任教资格考试申请计划。格尔达自己在回忆录中也未谈及此事。不过重要的一点在于,可以看出胡塞尔对格尔达的博士论文和学术能力均有很高评价,而且同意在《年刊》上发表格尔达的博士论文,仅此已经表明他的态度。格尔达因此成为在《年刊》上发表文章的三位女性之一,另外两位便是前面所说的赫德维希·康拉德-马悌尤斯与埃迪·施泰因。

   关于格尔达博士论文的论题,施泰因在给英加尔登的信中提到的是《社会现象学的研究》(18)。格尔达自己在1920年5月18日给胡塞尔信中所说的题目是《论社会本体论的现象学与本体论》。此后,准备在《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刊》上发表时,普凡德尔在1922年6月21日给胡塞尔的信中告知是《论社会共同体的本体论和现象学》(19)。而该论文在最终发表时的题目是《论社会共同体的本体论》(20)。从这个论题的变化上可以看出,格尔达的论述重点逐步从社会现象学转向社会本体论。

   关于现象学与本体论两者的区别与联系,格尔达在她博士论文的开篇便给出了说明:“本体论想要探讨最宽泛意义上的每个对象性的最终意义或本质,而现象学则研究通过这个本质而必然得到预先勾画的、在纯粹意识中每个对象性的被给予方式、显现方式与认识方式。它从这个‘纯粹意识’及其‘纯粹自我’出发,将它当作所有知识的最原初的、现象学和认识论上绝对的(即不是形而上学上绝对的)出发点。”(21)仅就现象学内部对本体论(或存在论)的强调以及对本体论与现象学之区别而论,格尔达实际上要早于她在弗莱堡的老师海德格尔,但她是在胡塞尔的意义上理解本体论或存在论的。更具体地说,是在胡塞尔《观念Ⅱ》的意义上理解区域本体论的,即将本体论理解为在意识中被构造之物的本质学。她认为包括舍勒在内的许多人都将现象学与本体论混为一谈,将现象学的观点与方法(即所谓现象学的排除与还原)与本体论“本质”观点与方法(即“本质的”本体论)混为一谈。因此,她在这里已经明确区分了胡塞尔在《观念Ⅱ》中提出的双重还原问题:现象学的还原和本质还原(22)。

在格尔达看来,如果现象学是一门关于在最广泛意义上构造了各种对象性的意识之本质的科学,那么它就不仅仅讨论理论对象性,而且还要讨论审美对象性、伦理对象性、实践对象性、宗教对象性等,当然也包括社会对象性。格尔达在其论文中对意识构造问题的讨论,实际上已经带有很浓的胡塞尔超越论现象学的意味。她自己在正文中探讨的是社会本体论问题,在附录中探讨的是社会现象学问题:前者涉及对社会构成的本体论本质和最终意义的分析,后者涉及在意识中社会的现象学构造的探讨。由此已经可以看出,在格尔达的博士论文主题及其展开论述方面,她主要受到胡塞尔的相关思想的影响,而且她在方法上接受的不仅是《逻辑研究》中施行了本质直观的胡塞尔,而且还有在《观念Ⅰ》中完成了超越论转向后的胡塞尔。(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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