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丽:GDPR生效背景下我国被遗忘权确立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1 次 更新时间:2019-05-02 23:5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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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丽  
同时,工作组指出每一条标准的运用,都必须建立在欧洲法院确立的原则基础上,并应保证公众对信息的知悉权。所以我国在确立被遗忘权时有很多参考和借鉴。保护被遗忘权并不一定对表达自由有想象中那么大的影响,甚至对言论自由是一种制衡,或者说对表达自由的影响主要取决于被遗忘权保护标准的设定,应注重维护信息保护与表达自由之间的动态平衡。

   最后,被遗忘权的确立合乎个人信息保护的世界法律实践潮流。在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问题是个世界难题,被遗忘权恰好适当地表达了法律对当事人个人信息保护的关切态度。因此,被遗忘权从被提出之日起便得到了蓬勃生动的实践。欧盟确立被遗忘权制度后,一些欧洲外国家也开始不断支持被遗忘权。美国加州在2013年通过了涉及未成年人的特殊被遗忘权保护法案,即“橡皮擦法案”。该法案赋予加州境内的未成年人有权要求社交网站擦除自己曾经的上网痕迹和自己发布的信息[23]。澳大利亚的“被删除权”(Right to be deleted)[24]与被遗忘权的理念极为相似,即虽然数据的收集利用是合法的,但数据主体可以要求删除或不能识别,只是该数据限于数据主体自己上传的。日本地方法院也支持了某日本本国人要求日本谷歌公司删除若干链接的案件,因为这些信息暗示该日本人与某犯罪组织存在联络[25]。俄罗斯更是总统签署了被称之为“被遗忘权法”的第264号联邦法律,该法案已于2016年1月1日正式生效,如此,俄罗斯实体法上存在着民法典意义和信息法意义上的被遗忘权,程序法上存在着民事诉讼法典意义上的被遗忘权,三者明确分工,配合恰当,共同保障信息主体被遗忘权的实现。[26]可见,对被遗忘权的保护不仅在欧盟国家,还在其他很多国家得到认可,被遗忘权的法律实践趋势不断强化。

   (二)我国被遗忘权立法的本土化资源

   目前,我国立法上并未确立被遗忘权制度,但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中存在大量有关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规定,这为被遗忘权本土化实践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支持。统计表明,目前我国已经有包括《民法总则》《侵权责任法》《网络安全法》《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信息安全技术公共及商用服务信息系统个人信息保护指南》《电信和互联网用户个人信息保护规定》等100多部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对个人信息保护作出规定。另外,司法解释中也有相关规定,如上文讨论的《最高院规定》中就有专门条款规定个人信息保护问题。

   我国现行法律渊源中存在一些契合被遗忘权价值理念的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的决定》规定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与失信期限制度。根据规定,失信被执行人被录入名单库后其相关个人信息会通过包括网络等各种方式公布于众。个人信息被公布后,失信被执行人社会评价会降低,其在生活和工作等各方面受到限制。但失信被执行人失信期限有限制,期间届满后,被执行人的相关失信信息应该被删除。根据上述司法解释规定,司法机关向社会公布失信被执行人个人信息的行为存在法律依据,其向网络传输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属于合法上传。但失信被执行人失信期间是有期限的,在期限届满后,被执行人的相关个人信息应该被删除。该司法解释规定背后的理念在于,法律赋予了被执行人重新开始的机会,对其过去的失信行为予以谅解。《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7],在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超过五年或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超过三年或者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超过三年后,重新具备担任公司董监高的资格。《公司法》该规定的理念在于,法律选择遗忘这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不堪往事,赋予其再次轻装上阵叱咤职场的权利。上述法律规定的内在理念恰好契合被遗忘权的精神要义。

   被遗忘权本土化立法的实现,端之大义在于其能否契合我国立法实际,无缝衔接我国现行法律体系。综前所述,目前我国存在诸多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本土化法律规定,现行法律体系中有些法律制度设计的要义也与被遗忘权精神旨意相映成趣。因此,我国被遗忘权本土化立法可以说法治资源雄厚,已经具备良好的在地化法律基础。

  

   五、我国被遗忘权确立的具体路径

  

   被遗忘权作为一种新型的新兴民事权利,虽然是个人信息权的一部分,可以视为个人信息权的子权利,但其仍是一个具有相对独立内容的权利。

   (一)民法保护路径

   被遗忘权作为一种具体人格权,其本土化的立法进程受制于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制进步程度。目前可行的做法:因《民法总则》已经施行,司法实践中可以对《民法总则》第111条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进行扩张解释,将被遗忘权所保护的利益纳入其中。当下我国的《民法分则人格权编》草案正在征求意见,其中第47条[28]实质上是规定了删除权和被遗忘权,第48条[29]是不得行使的例外情况,但没有区分且没有命名两个权利,都统一规定在了第六章“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权”之下,似乎是个人信息权的一个权能。笔者认为,被遗忘权的保护可以依赖于未来《个人信息保护法》和《民法分则人格权编》的出台。不论哪一部法律出台,都应当明确规定个人信息权,在其下以两个独立条款的方式分别规定删除权和被遗忘权。删除权条款分成两款规定,第一款是规定信息权利主体的知情权,第二款规定可以行使删除的情形和信息持有人如不及时删除应承担民事责任;紧跟其后的被遗忘权条款中,也分成两款,第一款是可以行使被遗忘权的情形,第二款是不得行使的例外情况,从而弥补欧盟立法混乱不清的弊端。

   笔者设计的狭义删除权和被遗忘权条款是对《民法分则人格权编》草案第47和48条的修改,参考了我国的《信息安全技术公共及商用服务信息系统个人信息保护指南》《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法的立法建议稿》《最高院规定》以及欧盟GDPR的相关条款等。修改如下:第四十七条自然人可以向信息持有人依法或依照约定查阅、抄录或者复制其个人信息;发现信息有错误的,有权提出异议并要求及时采取更正等必要措施。

   信息持有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自然人有权要求其及时采取删除等必要措施,如其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一)存在非法收集、使用、提供、买卖信息的行为;

   (二)持有侵害自然人合法权益的信息;

   (三)自然人在有充分理由条件下,撤回了原本对于信息收集、处理的同意;

   (四)自然人信息被直接用于营销目的;

   (五)依据法律规定,某些个人信息的删除是信息持有人的法定义务;

   (六)持有信息的储存期限依法或依照约定已经届满;

   (七)信息持有人破产或解散时,无法继续完成承诺的自然人信息处理目的;

   (八)为信息社会服务所提供的信息,如网购信息等;

   (九)其他没有正当理由继续持有信息的情形。

   第四十八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自然人有权要求信息持有人及时采取断开链接、删除、限制、隐藏等必要措施:

   (一)根据收集或者使用的特定目的,信息持有人持有信息已经没有必要;

   (二)有关自然人不充分、不相关(或不再相关)、超出处理目的的信息。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自然人不得向信息持有人提出删除等请求:

   (一)在自然人同意的范围内实施的行为;

   (二)个人信息属于自然人自行公开的或者其他已合法公开的信息,但使用该信息侵害该自然人重大利益或者自然人明确拒绝他人使用的除外;

   (三)为言论自由权和信息自由权的需要;

   (四)信息持有人为履行国家法定义务,或为行使被赋予的公权力的;

   (五)为了公共利益的存档目的、科学或历史研究目的或统计目的,在合理范围内合法实施的行为;

   (六)为保障公共卫生目的而实施的必要行为;

   (七)为了诉讼请求的提出、实施和防御而实施的必要行为;

   (八)为维护公序良俗而实施的必要行为;

   (九)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适当情形。

   此外,法律应当加强未成年人被遗忘权的特别保护。我国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律法规都尚未出台,对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是不足不利的,正好借“人格权编”制订之机一并规定,未成年人被遗忘权立法问题亟待解决。

   (二)行政法保护路径

   《民法分则人格权编》《个人信息保护法》固然需要出台,但立法是个较漫长的过程,反而用行政保护的手段可以见效更快,并且为立法积累经验。而我国目前没有统一的个人信息保护机构,对个人信息的管控主体没有明确的公私机构的权限、职责划分,只能通过事后的救济环节去弥补信息的不当收集、处理、使用带来的损害。甚至可以预见配套设施的不完善,即便有法定化的删除权和被遗忘权,具体的执行情况依然堪忧,法律可能成为一纸空文。所以统一的数据保护机构的设立势在必行。数据保护机构在大数据时代,应采用新型监管模式——“四位一体”的共治监管模式,即大型网络服务提供平台(即数据控制者和处理者,如百度、淘宝网、微信、丁香网、携程网、今日头条等)、数据行业协会和社会监督协同数据保护机构对数据业进行监管。数据保护机构主要是制定法律法规、政策和标准,授权给大型网络服务提供平台,由其直接监管入驻平台的中小数据服务提供商的行为,构筑以信用监管为核心的新型行业监管,起到像欧盟那样良好的信息审查和监督机制的作用;大型网络服务提供平台与中小数据服务提供商相互选择和相互制约,对中小数据服务提供商通过网规网约实现直接的“软法之治”;数据行业协会通过代表大多数中小数据服务提供商利益,以行规行律对大型网络服务提供平台监督约束,但又助力其发展;社会监督可以大大降低数据行业治理成本,在互联网时代作用凸显。[30]信息主体除个人敏感信息隐蔽之外,在知悉个人信息的动态进程前提下,尽量能够同意其它个人信息的收集、处理和利用,从而促进数据服务产业的发展。

   结语

   “任甲玉诉百度案”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我国被遗忘权第一案,对被遗忘权在我国的发展具有历史性影响。伴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不断向前推进,相信个人权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会得到更加妥适地平衡,被遗忘权本土化的立法困境也会逐步得到缓解甚至克服。被遗忘权的一些新问题的研究也要提到日程上。譬如当信息主体发布在网络的信息被他人合法创作,创作者如果成为了删除数据的义务者,被遗忘权与表达自由凸显的冲突该如何平衡;还有当数据科学取得突破进展,数据与时间关系的研究能够得出可操作性规则时,对被遗忘权的规制又会生出什么新规则;当下研究都是关注网络中的个人信息的被遗忘权,而对于报纸、公告甚至档案等纸质媒介中的个人信息保护未能涉及,这也有待今后进一步关注和研究。被遗忘权要实现本土化,既可以规定在《民法分则人格权编》中,也可以依赖于《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制订实施。但需谨记的是被遗忘权制订和适用中应当保证的底线是尊重最基本的人格尊严与自由。

  

【注释】 基金项目:本文系作者主持的中国法学会自选课题《比较法视野下的数据删除权研究》(CLS?2017? D82)、山东省法学会自选课题《被遗忘权研究》(SLS?2017? C30)和2018年黑龙江大学研究生创新科研项目《大数据时代数据删除权研究》(YJSCX2018-005HLJU)的研究成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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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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