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中军:如何认识全面抗战前期的中美关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99 次 更新时间:2019-05-01 12:3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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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中军  
分别是经济援助、军火购买、越南和缅甸通道的重新开放,以及促成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结盟。

  

   在争取美国政府的援助时,《舞台》对胡适与宋子文的性格进行了比较,认为二人完全不同。宋子文会“毫不迟疑地从只有一面之缘的人那里榨取出最大的政治利益”,“无论何时在和联邦官员打交道时,他都会毫不迟疑地跑到罗斯福那里告御状”。宋子文“毫无疑问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而又有高度控制欲的人”。《舞台》更为明确地指出,宋子文的最大目标“是帮助中国在当前逆势下获得更多的武器和贷款”,为达到此目的,不择手段,甚至对美国采取了间谍手段,而胡适则“极为珍视自己的形象和羽毛”。比较而言,“尽管宋子文的某些手段可能带来较高风险,但是对于蒋介石而言,宋子文作为驻美代表所能发挥的功能远远超过胡适和陈光甫两人”。[38]

  

   到了1941年,美国开始成为中国外交求援的重中之重,也就是《舞台》所表述的核心概念:从舞台的边缘走向中央。经过胡适的前期工作和宋子文的特别努力,中美之间的特殊关系初具雏形,这种特殊关系事实上是以美国对华的物资援助为主要特征的。在美国成为中国外交舞台中心的过程中,宋子文的出使恰逢其时。虽然强调了宋子文个人外交风格的重要作用,但《舞台》仍将国际局势的变化作为论述的基本背景,并非置客观环境于不顾。

  

   在《舞台》展开第七章“1941年:美国迈向中国外交舞台中央”时,将“内外”情势作为该章的开篇论述,客观上认为形势的变化促使中国加强向美求援的力度。此时国民政府完成了对美外交的另一个形式上的转变:开辟了私人外交的通道,先是颜惠庆,接着是宋子文。《舞台》认为,此时国民政府的对美外交在宋子文的参与下,已经完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改变,并具体举出宋子文与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的交涉,指出:“中国人不再唯唯谨谨地依照美国人颁定的行为准则办事”,宋与摩根索的交往,“大概是近代史上第一次中国外交官面向美国领袖,双目逼视而没有做出丝毫退缩动作”的案例,为中美官员互动树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39]

  

   (二)中美外交的转变,是中美同时加速,还是只有中方在加速?

  

   中美关系的转变,前期之慢与后期之快,多大程度上是外交官个人作用所致?《舞台》对此有详细的论证。先是宋子文访美,建立起中美两国最高领导人的私人联系渠道,然后邀请居里(Lauchlin Currie)访华,通过居里明确了个人外交渠道的建立。紧接着是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出任蒋介石的政治顾问。随后,美国军方开始派团访华,先是空军代表团访华,随即组建了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美国援华志愿航空队,然后是陆军代表团访华,宋美龄在个人外交渠道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这些活动都是在宋子文访美之后发生的事情,并且在进入1941年之后有一个加速的趋势。中美之间这一连串的外交互动与宋子文的积极努力是分不开的。宋子文如此努力,为何在学界仍存在大面积的批评声音,这是一个经常引起关注的现象。

  

   即使是在肯定宋子文外交成就的论著中,亦不讳言宋的缺点。一般而言,宋子文在使美期间的外交作风颇受争议,主要集中于四个方面:一是独断专行,独揽外交事务;二是不按通讯程序展开工作,甚至隐瞒消息或删改指示;三是重视个人外交;四是好用公共外交,有时沦于操纵。其雷厉风行、独断专权的作风使他集毁誉于一身,但如果细看宋子文在外交上的作为,“对中国而言,不但有相当的突破性建树,而且为外交界也注入了不少活力与新作风”。[40]

  

   个人外交某种程度上是领袖外交或领袖外交的延伸。[41]如果离开双方最高领导人的直接支持,这种个人外交是不可能取得成就的。简而言之,个人外交一个鲜明的特点是直接、高效,直接由最高领导掌控,绕过政府的外交行政部门。《舞台》对中美个人外交的功效有鞭辟入里的分析。居里访华建立起了罗斯福与蒋介石的个人联系渠道,罗斯福亦有意通过个人渠道直接解决问题。“居里的访华,肯定加强了他们的信念,认为个人外交的确远比通过政府部门正常运作的方式来的既快捷又奏效”。蒋介石和宋子文之所以热衷推行个人外交,不是为了故意颠覆美国正常行政运作程序,而是因为中美双方都有人认为此种做法是增进两国关系的一种极为可取的方法,并断言“中美双方领袖都一直希望依赖个人外交途径去处理事务”。从美方而言,因为人尽皆知,罗斯福“对于传统外交部门工作人员缺乏信任,也不尊敬他们的专业能力”。《舞台》的论证说明,美国罗斯福总统不但倾向于建立个人渠道,而且其程度甚至远超蒋介石本人。“‘个人外交’绝不是中方‘不识大体’或是蓄意颠覆美国行政体系的计谋,而是中美元首的共同意愿”。[42]美方对中国所建立的这条私人外交渠道存在很多的批评,对于宋子文完全抛开美国国务院的做法,即使是居里亦希望宋子文能够有所收敛。居里在1941年11月底告诉蒋介石,“美国有些领袖已经对中国政府只依赖宋子文这个渠道向美国政府各部会传递外交文件的做法感到无法接受,认为这种做法有违国际惯例”。指责宋子文的声音主要来自美国国务院,但这种指责“不代表美方对中方整体的评价,只是宣泄它自己被罗斯福冷落的不平,不敢向罗斯福抗议,只能拿中国出气而已”。[43]《舞台》反驳认为,这完全是双重标准,事实上,最善于运用个人外交的领袖是英国首相丘吉尔,对于丘吉尔和罗斯福个人渠道所决定的事情,美国政府官员“不但不敢批评,还要心存愧疚,责备自己没有及时‘体察上意’”,而罕有人责备丘吉尔。[44]在抗战时期的中美关系中,主动权是在美国手中还是在中国手中,这也是一个需要厘清的问题。美国成为中国外交舞台的中心,是美国主动走向中心,还是中国拉美国进入中心?目前而言,似乎美方的主动性并不比中方的主动性差。思考清楚上述问题对于理解宋子文外交的成效也是有帮助的。事实上,由于实力的不对称,美国始终掌控着主动权,美国方面只要对华释放一分善意,就将换来国民政府至少二分的回应。宋子文使美外交成就的获得,固然有其个人的积极主动性,而且我们要充分肯定这种个人主动性的作用,但对美国方面希望改善中国关系的努力亦应重视。如果没有美国方面的回应和改变,抗战前期中美关系不会出现一种加速的态势。

  

   现有的材料表明,美国方面对于日本意图控制中国的侵略行径一直保持高度警惕,国务院、海军部会不时地建议美国政府应对华给予援助。在“帕奈号”事件之后,亚洲舰队司令亚内尔(Harry E. Yanell)就明确指出,中国是美国最主要的盟友,挫败日本图谋的唯一办法是援助中国进行抵抗,只是由于中国的抵抗,日军才没有进军加利福尼亚。到了1938年年中,摩根索致信罗斯福:建议美国必须从1931年以来的历史中汲取教训,而不能再犯英法两国短视的错误;在美国还能用和平手段制止侵略的时候就赶紧去做。研究者指出,在抗战初期“美国常常在中国抗战遇到严重情况的危急时刻宣布新的措施”。[45]

  

   关于个人能动性与世界大势的作用,《舞台》有一段精彩的说明,“尽管胡适正确地预测世界大局的发展对中国有利,但是美国民意的转变并不能视为胡适的功劳,因为世界大势远比胡适的影响力要大得多”。此种判断逻辑不知是否可以挪用到宋子文身上?抗战后期美国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成为舞台中央主角,若并非宋子文的功劳,那么是否因为世界大势使然?

  

结语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两国迅即成为盟友。学界早已存在的一个基本疑问是:战时中美两国的结盟为什么不仅未能促成双方的深入了解和接近,反而最终酿成了两国的长期对立?这个问题并非《舞台》一书论述的重点所在,但通过书中抽丝剥茧的分析以及宏观和微观的论述,能够为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提供一个思路。从根本上而言,促进中美之间接近的真实因素是日本在远东的进一步扩张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利益,打破了美国政治家们关注的远东势力均衡。[46]中国对美外交在此背景下得以成功转型,建立起了特殊意义上的中美关系。《舞台》对抗战前期中美关系的深入剖析为理解这种转变提供了另一种视角,更加注重国民政府外交的方法和人选因素。

  

   在抗战初期,中国处在美国外交的边缘,还是美国处在中国外交的边缘?从实际政策效果而言,可以认为中美双方互相处于对方对外关系的边缘,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的关系是对等的。从历史上看,美国自一战后就已经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在远东太平洋区域,美国拥有实际的地区发言权,华盛顿会议就是这种实力的体现。九一八事变后,美国是中国政府力争的对象,非常希望能借重美国的力量制止日本的侵略行为,但不论是美国自身的外交政策还是在美国视野中中国问题的重要程度,都不足以使其将中国视为外交的重心所在。卢沟桥事变后,面对日本在亚太地区的侵略态势,美国开始改变态度。《舞台》的分析为我们提供了这一转变过程中一些鲜活的细节。

  

   在抗战初期的中美外交关系中,驻美大使胡适与蒋介石特使宋子文两相比较,如果从个人外交模式去考察,其成效显然是不同的,但这种不同,或者说成绩的大小,多大程度上是由于整个抗战大局及二战发展形势而决定,是一个智者见智的问题。“形势比人强”,是一句俗语。驻美大使所透视的中美关系只是一个侧面,其重要性在整个中外关系中究竟几何,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如果将其置于整个抗战前期外交的大背景中,其所占分量或许又要打个折扣。

  

   如果将胡适、宋子文在美外交活动比喻成基础性研究与实用对策性研究,究竟孰优孰劣,大概还是要取决于不同的评判角度。正如《舞台》所言“胡适所关心的是‘大’问题,因此他的报告着重分析这些大问题”,“宋子文更关心当前的实质收成”。[47]对于重功用的蒋介石而言,眼前的实际功效的获得失去了美国长久的信任,造成了盟友之间“剑拔弩张”的关系,美国最终放弃了国民党蒋介石政权。

  

   如何运用日记的个人记录来丰富档案中的历史,本书也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范例。尽管日记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其在解读历史当事人个人心态上具有不可撼动的重要作用。档案文件表面文字之下,谁又能确定执行者是真的赞成所发电文的原意?对于日记而言,当事人对事件的判断及有关人物的臧否,与档案所揭示的事件的经纬及自然发展过程,仍有各自不同的侧重点。

  

   学术研究是一项无止境的事业,毕其功于一役的研究也只能是理想的境界。《舞台》提出“历史学要求不断改善和推陈出新,一个最重要的方法是尊重史料,讲求方法。两者缺一不可”。[48]该书通过对抗战前期中美关系的解读,将学界在此领域的研究向前推动了一大步。我们在理解此时期的中美关系时,不再是冷冰冰的文告和电文,还理解到其背后外交当事者的个人情怀及喜怒哀乐。其优点所在,亦是其弱点所藏,恰如一个硬币的两面,难以求全。

  

   参 考 文 献

[1]齐锡生:《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美国在中国抗战初期外交视野中的转变(1937—1941)》,(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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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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