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中军:如何认识全面抗战前期的中美关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99 次 更新时间:2019-05-01 12:38:49

进入专题: 中美关系   抗日战争  

侯中军  
他将重点方向集中于美国政府的政策层面以及朝野的对华同情上,即改变美国对华抗战的态度,促成英美在远东合作抗日,促使美国修改中立法。至于借款、购械等具体事务,应该由专门人员负责,并不意味着大使馆不参与,也不意味着大使本身超然事外。胡适或许只希望做一个联络人或者监督者,当需要时他以大使的身份出面予以配合。对于此点,胡适甚至向孔祥熙举例予以说明:“光甫兄等来后,借款事空气顿肃清,即是最好例证。”[13]

  

   (二)胡适对于中国抗战究竟做了何种贡献,有无可能量化?

  

   《舞台》对胡适的抗战贡献进行了集中的阐述,而这是以往学界讨论较少的领域。在第二章第五节,作者总结了五个方面的成绩,认为胡适为中国抗战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在对日和战的大是大非问题上,胡适态度坚决,“胡适对和平活动的反应极为强烈,绝不妥协,甚至主动予以抨击。在这个问题上,他不时逾越一个驻外使节应有的权限,紧紧盯住国内政治领袖们的一举一动”。[14]胡适使美四年外交成绩如何评判,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当然,胡适本身以文人出任驻美大使也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如何把美国民间的同情心,转换成其政府对中国的实质援助”,可能是评判胡适使美期间外交成就的一个根本性问题。《舞台》明确指出,这是胡适使美需要克服的最大的困难。在美国没有改变中立法之前,以大使一己之力,有无可能争取到美国的实质性援助?具体而言,胡适使美成绩如何,能否以有无争取到美国实质援助为判断标准?考虑抗战初期中国对外援武器的迫切需要,争取到实质性的物资援助当然是评判驻外大使成就的一个标准,但不应该以此为唯一的标准。因为毕竟能否获得实质性援助,个人的外交努力固然非常重要,但并非单方因素所能决定。

  

   具体实质性援助的实现是建立在一系列努力基础之上的,是若干前期工作的最后结果。首先要获得对方的同情,其次要使对方认识到有必要提供援助,而这些工作往往比获得实质性援助要花费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正如书中所言,“若想改变美国政府对借款、中立法和购买武器的立场,则必须改变美国人民的认知和争取他们的支持。而就这两项任务而言,胡适的资历又似乎让他成为最佳人选”。[15]《舞台》的这句话或许是对胡适自我外交定位的最好阐释。

  

   胡适具有坚定的抗战立场,对蒋介石说服国内的主和派起到了关键作用。书中对胡适此点的评价可谓到位。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坚决反对对日谈和,这与国民政府内部很多处于要职的官员态度不同。《舞台》在论述蒋介石的坚持抗战决心时,特别提及胡适在其中起到的关键作用。作者对此时主和与主战的分析可谓独到而精准:“尽管蒋介石个人在和战问题上早已采取了明确而强硬的立场,其他负责任和有爱国心并且头脑清醒的领袖,依然可以心平气和地去论证和战的利弊”。“‘和平’没有和‘卖国’画上等号,它只是让中国去和日本讨价还价,争取在最有利的条件下,停止军事冲突”,“鼓吹和平的人也不认为他们自己比主战派更不爱国”。作者指出,在蒋介石身边,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和外交部部长王宠惠都倾向和平,但二人绝非亲日派。事实上,一直到汪精卫逃离重庆之后,可以自由公开讨论“和平”的环境才发生了改变。“以实质而论,孔祥熙和王宠惠对于和平问题所采取的立场和汪精卫非常相似,然而他们对蒋介石的政治忠诚度比汪精卫要深厚得多”,“只要蒋介石坚持抗日,他们二人绝对不会和蒋介石分道扬镳”。但问题在于孔祥熙、王宠惠的主和使得蒋介石处于一种微妙的环境下,虽然他们二人对于和战问题的政治判断与蒋介石不同,而蒋无法撤除他们的公职,因为蒋找不到如此可以信赖的下属,也无法对他们严词训斥。胡适在影响国内和战的决策中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胡适从美国发回国内要求重庆政府必须坚持抗战的电报,对蒋介石在国内的政治地位产生了正面影响,也使得蒋有理由警告孔祥熙、王宠惠,赶紧停止和平论调,否则中国可能会失去美国支持。“事实上,胡适不仅尽力阻挡中国不要去寻求和平路径,也同样尽力阻挡美国不要去充当调停人”,胡适对中国外交的贡献不是以其能力去影响美国政府的对华态度,而是利用他的大使地位促使中国坚持抗战。[16]果如书中所论,即使胡适没能争取来更多的美国贷款,没能帮助购买来美国军火,但相较于其对中国抗战决心的贡献,又怎么能不予以热情的赞扬呢?

  

   (三)如何看待胡适外交上的短板,批评的声音剑指何处?

  

   胡适使美期间,他对于美国政府所必须面对的政治环境里的各种限制和困境,总是表现得能够充分体谅,而又让自己举止有度。每当罗斯福或是其他美国政府官员在口头上表达对中国的善意,而同时又为他们无法做出具体援助行动而表示遗憾时,胡适的响应永远是赶忙劝告重庆政府必须体会美国领袖们的困境与善意,而不要给后者添麻烦。面对来自重庆政府的敦促,胡适采取迂回手法逃避之。“照理说,外交工作的重点是运用说服力去为国家达到目的。如果依照这个标准来衡量,那么胡适在美国的任务基本上并未达成”。[17]

  

   已有研究也指出,胡适使美四年,“尽管奔波忙碌,但从纯粹外交角度看,他的成绩实在太平常”,值得一提的有三件事:一是争取美援,帮助陈光甫完成2500万美元桐油贷款及第二次滇锡借款;二是为中立法案一事奔走,说服美国搁置“现购自运”;三是阻止美日妥协,在1941年春美日谈判中,坚决反对美日之间牺牲中国的妥协方案。上述三件外交成就不是胡适一人的功绩,但毕竟是在胡适大使任内完成的。[18]如果考虑到外交部在胡适就任之初所给的目标而言,成绩不算太差,毕竟在这一时期美国逐步加大了对日的制裁,并开始从物质上援助中国。

  

   学界在表述抗战初期的中国政策时,一般用“苦撑待变”来形象化概括。《舞台》对“苦撑待变”来源及内涵的分析与学界现有的认识并不一致,提出了新的看法。《舞台》认为胡适的苦撑待变口号不过是唱高调,内容空洞,他从来没有说明,在国际局势“变”了之后,中国究竟能够指望得到何种好处。同时指出胡适苦撑待变模式的最大缺点是:“既缺乏想象力,又完全使中国陷于被动”,“胡适主张的被动型,最终含义就是放弃外交”。《舞台》指出,胡适提出“苦撑待变”是在1937年12月,而蒋介石在同年10月底的日记中已经提出了关于“苦撑待变”的思路,也比胡适所言更为缜密,更为有逻辑。[19]

  

   1942年10月17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胡适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而其患得患失之结果,不惜借外国之势力,以固其地位,甚至损害国家威信,而亦所不顾,彼使美四年,除为其个人谋得名誉博士十余位以外对于国家与战事毫不贡献,甚至不肯说话,恐其获罪于美国,而外间犹谓美国不敢与倭妥协,终主决裂者是其之功,则此次废除不平等条约以前,如其尚未撤换,则其功更大而政府令撤更为难矣,文人名流之为国乃如此而已。”《舞台》认为,“以上一段评判和感叹,大概非常准确地表明了蒋介石对于胡适使美全部外交生涯的总结”。[20]

  

   以蒋介石日记里的评价作为对胡适使美四年外交生涯的总结,是否会只强调了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另一个方面?但凡看过蒋介石日记的人大概都清楚,蒋在日记里惯于用词严厉,其言语之刻薄有时实在出乎想象。当然,日记作为一种私人记录,抒发个人心中的情绪,并以之作为对正规文献的补充,有其特别之处。从其日记里可以发现他心中对某人的好恶,而此种个人的观感往往是在官方文献里看不出的。书中也承认“他(蒋介石)对于珍珠港事件的发生没有给胡适丝毫功劳,对于胡适和美国人的关系,以及他在美国的活动做了露骨的批判”。言语之间,对于胡适明显是抱有不平的。

  

   已有研究认为,“平心而论,国民党政府人士对胡适的外交成绩过分苛求是不很公道的。他们对美国期望太高了”,国民政府忘记了“美国的对华政策不是根据中国的需要,而是根据它自己的需要来制定的”,至于后期美国对华援助的突飞猛进,有一个基本的事实可供讨论,即自卢沟桥事变后直到德意日三国结盟,美国总共援助中国7000余万美元,而在这以后的两年内,美国援华超过2亿美元,“足见,美国的对华政策不取决于中国的需要,更不取决于中国驻美大使的才干;而是取决于美国自身的利益和美国人对自身利益的判断”,但不幸的是“当美国对华政策转机到来的时候,他(胡适)已从对美外交的中心被挤开了”。[21]

  

   对于胡适在使美期间的外交成绩,《舞台》的评价既注重了胡适对于争取美国民心的基础性工作,也批评了胡适对于争取物质援助的惰性。正如书中所言,在均宣称是为了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前提下,“本书试图对于那些影响中国外交政策的因素能够做出更深入的分析,包括这些人的学识素养、品行个性”。正是这一特点,使得本书的叙述具有自己的鲜明特色。

  

三、关于抗战前期中国外交两个具体问题的讨论


   在《舞台》对胡适的批评中,其中一点是胡适对美国政府外交政策存在过于理想的认识,这当然是有其根据的。然而批评者究竟应该如何看待胡适对美外交政策的态度?胡适是否坚定认为美国外交政策一定无可置喙,中国无须干预自可得到理想结局?

  

   (一)胡适对美国外交政策的认识

  

   针对胡适在美外交活动,《舞台》曾从其个性出发予以解读,认为“胡适随和的个性和他对于美国政治的高度信赖,似乎是不谋而和”,即使在其还没有担任大使之前,就已经对美国政治做出了几个引人注目的结论,由于有了这些结论,在担任大使之后“坚信中国根本无法也无必要去试图影响美国政府的政策,其原因是美国的外交政策乃是由有远见的领袖们所制定,因此当然是目标鲜明,充满理性和一贯性”。[22]

  

   在亨贝克文件中,此次谈话记录时间是1937年10月14日晚,胡适与亨贝克两人约谈了一个小时。此时胡适刚到美国两周,这是他与亨贝克的初次会谈。在会谈后向国务院的报告中,亨贝克高度评价胡适,称其“可能是当今中国最为杰出的知识分子领袖”,并称赞其一向“远离政治”。报告称胡适“最近几个月以来坚定支持南京政府的对外政策,与蒋介石等其他政府高层保持有密切联系”。在此次会谈中,胡适告诉亨贝克,他此次来美,既不是官方代表,也不是一个专门的游说者,他只是一个观察者和评论者。(亨贝克在报告中夹注解释:胡适分析眼光独到而敏锐,堪比李普曼。)在向亨贝克讲述中国形势时,胡适称:蒋介石已经尽力避免军事冲突,尤其是在上海地区,并相信日本近卫内阁亦是希望避免全面敌对的。但事情的发展远超双方的预料,尽管没有任何一方希望发展成敌对状态。谈到罗斯福总统的芝加哥演说时,胡适表示他本人既感到惊喜又备受鼓舞,表示总统的演说与国联的决议是平行的。胡适还表示,他本人充分认识到美国公众对和平的渴望以及避免战争的决心,为此,他本人不盼望美国政府比上周的立场走得更远,不希望美国卷入战争。[23]

  

   《舞台》指出,胡适总结得出的美国政府引人注目的结论有三个: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中美关系   抗日战争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中国近现代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6133.html
文章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19年第1期

1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1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1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