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竹青:1921—1935年中共对“人民”概念的认知与定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87 次 更新时间:2019-05-01 11:3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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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竹青  

   内容提要:“人民”一词是一个具有复杂内涵的政治概念。建党初期,中共对“人民”“国民”两概念的使用并没有明显的侧重。随着国共合作的开展,革命形势的高涨,“人民”因克服了“国民”这一概念的污名化与模糊性,又符合马列主义的阶级分析理论,所以逐渐取代了“国民”,成为中共的主流话语。大革命失败后一段时间,中共因“人民”概念曾经包含资产阶级,对其使用频率一度大为降低,并试图以“群众”“民众”“工农”等概念替代之,反映出当时中共革命政策的转变和对“人民”内涵建构的不足。随着民族危机的上升,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后,中共统一战线政策逐渐转变,“人民”这一概念又重新回到中共话语体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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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这一概念,广泛深入地渗透在中国现代社会生活和社会思想的方方面面,是影响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思想概念之一。从概念史角度对“人民”一词进行研究,学界已有初步成果,但多是简单梳理该词的内涵演变,尚有诸多问题可供探讨。①一个概念体系或思想体系的发展变化有其自身规律。以1935年为节点,在此之前,“人民”概念在中共的话语体系中经历了与“国民”概念并用,到逐渐超越“国民”概念成为主流,再到几乎被“群众”等概念替代的过程。随着民族危机的上升,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后,中共统一战线政策逐步转变,“人民”这一概念又重新回到中共话语体系中。本文仅就1921-1935年中共对“人民”概念的初步认知和定位演变过程作一探讨。

  

   一、“人民”概念的近代语义

  

   “人民”一词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早已有之,《周礼》中就有“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的说法。这里的“人民”一词指的是与“君主、群臣百官”相对应的群体,表达的不仅是一种社会身份,而且是一种臣民观念,具有中国古代传统政治话语的特征。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思想的涌入,固有的臣民观念受到冲击,“人民”一词也被赋予了新义。梁启超在解说国家的起源及其本质时引用卢梭的观点说:“谓国家之所以成立,乃由人民合群结约,以众力而自保其生命财产者也,各从其意之自由,自定约而自守之,自立法而自遵之,故一切平等。若政府之首领及各种官吏,不过众人之奴仆,而受托以治事者耳。”②显然,清末民初的“人民”概念内涵及其意义发生了转变,其指涉的已不再是任人支配的群体,而是拥有发表意见、参与政治等社会权利的新主体。

   任何词语,都要置于一定话语体系中才能明晰界定。“人民”概念语义的演变,是与这个概念相关词汇的使用相联系的。在近代中国的汉语词汇中,与“人民”一词最具关联性的用语主要是“国民”一词。二者虽有区别,但时常混用。时人有这样一种看法,认为“国民”即是“有权利,有责任(即义务),有自由、平等、独立之精神的人民,换言之,就是有国家观念的人民”③。陈独秀在强调国家主权时就表述为“全国国民所共有”④。梁启超在谈及近代国家的构成要素之一时使用的则是“人民”⑤。孙中山早期从事革命活动时也多用“人民”一词。

   近代中华民族危机的加深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的冲撞,使得“人民”与“国民”这两个概念在使用上逐渐出现了差异。“国民”一词在辛亥革命前由日本传入中国,但日本思想家在吸纳西方政治理论并构建自己国家的政治理论时,对“人民”和“国民”二者的联系和区别的明确界定,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时间。直到1894年“国民”一词才占据主流,而“人民”一词则相对少用。其中原因之一大概与“人民”常常被误解为日常生活中的“人们”,不便表达和传播现代国家建构这个时代要求有关。⑥其实,中国当时也面临着现代国家建构的问题,所以“国民”一词被引入现代汉语后,合于国人的心理期待,很快得以流行。但近代中国的国情与日本不同,中国在引入“国民”一词的同时,仍然使用日本不常用的“人民”一词。这种概念移植反映出时人对中国社会变革方向的思考。随着中国政治实践和时局的发展,“人民”一词开始成为近现代政治话语中不能忽视的用语,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之后,“人民”一词被逐渐纳入阶级分析的维度之中。1919年李大钊在《宰猪场式的政治》一文中所使用的“人民”一词,已不再是指全体国民,而是指与统治者相对立的群体。他说:“我们的政治,是宰猪场式的政治,把我们人民当作猪宰,拿我们的血肉骨头,喂饱了那些文武豺狼。”⑦话语中“猪”与“豺狼”的隐喻构成了对立,以“豺狼”来形容统治者,将其作为“人民”的对立面来描述,“人民”概念极具阶级对立的意蕴。这种“人民”概念的使用,在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中产生了极大影响。

  

   二、1921-1927年中共对“人民”概念的认知

  

   在中共早期政治理论中,选择使用“人民”概念与选择使用“国民”概念,并不是一种随意性的价值取舍,它的选定是与中共面对的政治局势及其理论需求相关联的。这两个概念在中共早期政治理论家的思想理论中的位置,因政治局势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一)中共对“人民”“国民”概念使用频率的变化

   从“人民”“国民”两个概念的使用频率变化中可以看出,“人民”逐渐超越“国民”,成为中共的主流话语。1924年1月的《北京代表李大钊意见书》一文在对中国社会主体的表达时,前后4次使用“国民”一词,“人民”一词却不见使用。⑧但1924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对于时局宣言》中使用“人民”的频率则达16次,“国民”一词仅为6次。⑨这种使用情况表明这两个词的地位在中共的政治话语中发生了变化。这种状况在共产党人的理论著作中也有反映。李大钊自1924年7月之后,仅在1925年1月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后之国民运动》一文中使用过一次“国民”。⑩陈独秀最初对“国民”与“人民”并无偏重。根据对《陈独秀著作选编》的初步统计,1919年“国民”和“人民”分别出现50和45次;1923为24和25次,几乎平分秋色。(11)但从1925年9月之后,“国民”几不见痕迹。相形之下,“人民”一词在使用上则占了上风,如到该年12月止,“人民”一词使用了近10次。瞿秋白开始亦认为“凡属于一国家的人总称为人民,或‘国民’”(12),可见二词并无差别。在瞿秋白的政治理论著述中,“国民”一词始用于1919年,止用于1926年2月5日,使用时间较长;但与“人民”相比,“国民”出现的次数并不多,尤其在国共合作后。例如,1925年4月—1926年2月,“国民”共出现了16次,而“人民”仅在《国民应为国民会议而战!——张吴联合攻国民军之政局与民众》一篇文章中即出现了28次。(13)蔡和森在文章中表述指代时,似乎更喜欢使用“人民”一词,除了国共第一次合作前后对“国民”一词使用较多外,其他时期该词几不见踪影。(14)恽代英也是如此,在其理论著作里,最初对两个词语的使用没有偏重,如同是1923年5月的文章,《学生与民权运动》一文中“国民”达40多次,“人民”为0次;《收拾时局的一个提议》中则“人民”为8次,“国民”为0次。(15)但是从1924年11月29日的《为“国民会议”奋斗》一文后,恽代英对“国民”一词的使用率大为降低,仅有两篇涉及。(16)

   (二)“人民”概念逐渐取代“国民”概念的原因

   就个人而言,共产党人最初对“国民”和“人民”二词的偏好和使用程度不同,但最终他们都逐渐选择了“人民”一词。造成这样的结果有相应的现实和理论原因。

   第一,基于对不同社会群体在中国革命中实际作用的分析,中共对“国民”概念指涉对象的认同发生了变化。“国民”的勃兴与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和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有关,但是这种制度在中国却发生了变异,不仅没有使中华民族得以复兴,反而引发了许多问题,特别是大大小小的军阀成为实际上的统治者,军阀之间的倾轧和混战成为常态,人民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种失败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与国民政治素养不足分不开。陈独秀曾哀叹道:“一般国民不曾一天有明了正确意识的活动”,“国民和政治,隔离得千百丈远”,“不但乡下的农民老百姓,不敢做声,就是咶咶叫的名流、绅士、政客、商人、教育界,都公然自己取消了主人翁国民的资格,降作第三者来调和政局”。(17)1924年中共的一份宣言更是这样指出:“短视而又懒惰的国民,总喜欢在国民革命以外,费尽气力试用各种药不对症的方法。”(18)从对“国民”一词的修饰语看,“国民”概念已不再有往昔正面光辉的形象。

   同时,“国民”一词作为从日本引入的一个包含全民性意义的概念,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当时的革命要求”,但容易模糊统治阶层与被压迫民众在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不同立场。(19)正如陈独秀指出的:“各国内只有阶级,阶级内复有党派,我以为‘国民’不过是一个空名,并没有实际的存在。有许多人喜欢拿国民的名义来号召,实在是自欺欺人。”(20)大革命后期,随着两党关系的逐渐破裂,以“国民代表”自称的国民党逐渐背叛了工农的利益,成为特权阶级的代表,从而使“国民”的实质也发生了变化。正如毛泽东后来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说的:“这个国体问题……它只是指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资产阶级总是隐瞒这种阶级地位,而用‘国民’的名词达到其一阶级专政的实际。这种隐瞒,对于革命的人民,毫无利益,应该为之清楚地指明。”(21)这正是“国民”概念逐渐退出中共政治理论的主要原因。

   第二,“人民”一词是马列主义理论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一方面强调资产阶级所宣称的“人民”“人民主权”概念往往没有明确的阶级定位和发展方向,甚至成为其统治的合法外衣,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另一方面又强调由于“人民”一词在近代政治秩序建构中的重要地位,应当建立起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人民”概念。这种思想直接影响到列宁对“人民”概念的理解。他指出“人民”是“能够把革命进行到底的一定的成分”(22)。马列主义对“人民”概念的双重阐述,也影响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近代中国社会结构的观察。李大钊在抨击西方资产阶级滥用“人民”一词时说:“他们所用的‘人民’这一语,很是暧昧,很是含混。他们正利用这暧昧和含混把半数的妇女排出于人民以外,并把大多数的无产阶级的男子排出于人民之外,而却僭用‘人民’的名义以欺人。”(23)这显然并不是指“人民”概念本身就是“暧昧和含混”,而是指“人民”概念被盗用的情景。因此,中共早期思想理论中并不拒绝使用“人民”一词,但是抛弃了其含糊性并利用阶级分析理论对其作了重新解释,以符合党的政治发展需要。

   (三)中共对“人民”概念内涵的初步认知和建构

中共对“人民”内涵的认知经历了由隐到显、逐渐明确的过程。中共在一大时尚未提及“人民”一词,但时隔不到一年,“人民”概念就被纳入中共话语的表达之中。1922年6月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就称:“中国曾行过几次旧式的反抗,反抗失败的结果,人民一方面因外来的政治力经济力强迫的痛苦,一方面发现了旧政治的腐败与缺点,渐渐觉悟非改良政治组织不足以抵抗外力,于是戊戌变法运动、君主立宪运动、辛亥革命运动渐次发生,这便是人民对于政治上的感觉力与组织力,渐次发展的明证。”(24)在中共的早期政治思想中,“人民”这个概念内涵的最重要特点,是将资产阶级纳入其中。中共二大上明确划分了“人民”范畴的边界:“各种事实证明,加给中国人民(无论是资产阶级、工人或农民)最大的痛苦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25)。(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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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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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党的文献》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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