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海建:知识的差距——从马戛尔尼使华到刘学询、庆宽使日说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79 次 更新时间:2019-05-01 11:1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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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海建 (进入专栏)  

   日本外部大臣青木周藏及侯爵伊藤博文面告云:敝国自强之法,在整顿财赋、学校、练兵、制造、商务各大端,皆由欧洲各国考查而得,二十余年心血,将弊病横行剔尽。今虽蒸蒸日上,然尚有未能尽善之处。从前曾向贵国钦使说过,贵国政事若不变通,目前虑有战事。该大臣置若罔闻,遂误事机。现在东方时局可畏至急,再不即时振作,诚恐大变猝来,讲求更不易也。况两国唇齿相依,非彼此富强,不能保全东方大局。理财、练兵各事,切不可再缓。此次二位既来考查,万不得敷衍塞责,切要回国请庆亲王切实奏明,将应办之法,实时仿照举行,力求自强。他国闻知,必能敛迹畏惧也。

  

   奴才访得逋逆孙文,时于新、旧金山及南洋各处勾结匪党,煽惑人心,敛钱设会。近日时常盘聚日本,联络商民,与王照、梁启超等往来勾结,立会摇惑等事。并倚日本壮士党为声恃,大隈伯爵、犬养为护符。并闻伊藤虽不同党,于该匪等亦有羁縻之意。又传闻孙逆于春间改换西服,游历长江一带,并勾结山东、湖南、四川会匪谋为不宄。谣言之甚者,谓内外勾结不下四五十万人。传言虽无实据,然内而各省,外而各国皆有所闻,究亦不可不防。

  

   谨案青木、伊藤告语谆谆,意殊迫切。熟察词气之间,冒昧揆度,若我国毫无举动,恐日本以我无自强之望,即当另谋他策,似有将用康、梁、孙文之意。

  

   以上段落是我分的。第一段是引青木周藏和伊藤博文的说法,说明了“大变猝来”,也说明了“理财、练兵各事”,言词中颇有教训之意。第二段是庆宽的观察,说明了日本各界尤其是政界与孙中山、王照、梁启超的特殊关系,大隈重信、犬养毅、伊藤博文等人对这些反清分子“亦有羁縻之意”。第三段是庆宽的结论,即清朝若不及时改革,日本(尤其是伊藤、青木)将会换马,转向支持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以改变中国的政治格局。庆宽不知是根据何种逻辑得出这一结论的。日本政界诸要人利用浪人或社会组织,联络或资助中国革命党人或反政府人士,是其插手清朝内政、操控东亚各国政治格局的一贯做法。若真要更换政府,日本当时根本还不具备这一能力,且须受到各国的制约。庆宽将伊藤等人奉为可以操纵中国政局的主人,如此“伏乞慈鉴”,还真不知道慈禧太后看到此语时又将作何感想!

  

   庆宽《说折》的后半部分是《敬陈管见六端》,提出其改革方案六项:学校、财赋、军政、商务、农工、警察,大谈日本“经验”,要求派大员到日本考察“六大政”。我看了之后,感觉很可能是庆宽找人代笔的,所有的言论都是上海等地的报刊上经常谈到的,不去日本也是可以随便谈谈的。我这里选第一项“学校”为例,看看庆宽的知识水准:

  

   一、整顿学校。由家塾、党庠以至国学,此小、中、大学之阶级。由离经辨志以至大成,此限年卒业之课程。两国学堂之法,皆吾三代以来之学制,初非新政。近世教化不广,人才不盛,由于学臣失职,学非所用之故,广设学堂所以救学堂之弊也。

  

   日本凡国民年届六岁,应进寻常小学,凡四年毕业;再进高等小学,凡四年毕业;再进高等中学,凡五年毕业。勿论贫富贵贱子弟,必须进此小、中两学,所谓国民必须之学,又即所谓普通学也。普通学毕,则进高等学校,讲习专科。四年毕业后,进大学。又四年,毕业授为学士。其各学校教科之书,皆由文部核定。师所教,教是书,弟所读,读是书。故其国人无不学,学无异趋,上者政君泽民,下者亦必明忠孝之大义,有治生之学业。

  

   中国仿设学堂,自天津始,由是而湖北、上海、江宁、浙江、安徽、京师继之。晨星落落,弦诵声稀,比之日本不啻沧海一粟。且人自为教,无一定之书,小学未兴,遽言高等,遽设大学,弊在于致速。惟上海轮船、电报两局众商捐办之南洋公学,循序渐进,略具规模。乃自上年八月以后,中外官绅,妄测朝廷意旨,兴学一事,动色相戒。近来刚毅因撙节经费,奏撤江宁学堂,日本之人,群目为不祥。西人訾议,亦率如此。

  

   环球各国,皆以教化为立国之根,自强之基础。波兰、印度之广土众民,以无教化而速亡;瑞士、瑞典之弹丸小国,以有教化而长存。有国有家者,不可不深长思也。

  

   以上段落是我分的。庆宽所论,就其大方向来说,是正确的,若细究其内容,却多有错误。第一段称“学堂办法”是中国“三代(夏、商、周)以来之学制”即大误。近代教育是一个知识体系的教育,小、中、大学与三代的家塾、党庠、国学是不同的,且三代的教育制度多见于古文经,尤其是《周礼》,其真实情况是不太清楚的。中国(或日本)没有直接走向近代教育,非为“学臣失职”所致。第二段讲日本的国民教育与普通教育制度,强调其最终效果是培养出“政君泽民”的“上者”和“明忠孝大义”有“治生之业”的“下者”,这些虽然是明治教育的主要目的,但并不是唯一目的,没有谈到“求知识于世界”的教学内容。“政君泽民”是志向,能否做到,则要靠其知识。第三段讲到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这种从天津到湖北的传播路线不知庆宽得知于何方。“小学未兴,遽言高等,遽设大学”,实际上是讲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悖论。第四段说的是教育的重要性,然而波兰、印度并非因教育不良而亡国,瑞士、瑞典亦非因教育优良而长存。根据刘学询、庆宽的《商务日记》,他们并没有考察日本的教育,也没有参观过日本的大、中、小学。若以庆宽的上述思想来兴办近代教育,与日本明治时期教育发展经验,只有形似而不得其要领。

  

   在刘学询、庆宽的访日报告中,让我读之最为兴趣盎然的,是关于日本银行金库的描述,《商务日记》记曰:

  

   ......复引观地库。周围砌石,以石镶地,小铁轨使于运送,并设有发电机器,燃灯送风,皆由电机发动。

  

   虽在地室中,无黑暗潮湿之虞。库凡十有三库。门置锁钥两重,外重有设一时表者,某时启库必用某钥乃能启之,易他钥不能启也。启时,内有监掣,外有护兵;启闭后,封志其上。防弊之法,至严密矣。是日,尽启其库,逐一引看。就金钱而论,库存六千七百余万,据云合分行库储,共存一万三千余万,钞票即依此数行用。旋出库外,查看四围,周以小渠,宽仅数尺,而深逾寻丈。遇不测,则开机器灌渠,使库宛在水中,莫之能为......

  

   文词中可见其惊异的神态,有如儿童观看西洋景。时任中国第一家商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董事的刘学询,向日本银行总裁山本达雄询问该行的造价,答曰:“筑造银行工本约一百五十余万。”曾任内务府银库员外郎的庆宽,至此又会有什么想法?那座管着清朝皇室用度的库房,留下了种种“库丁谷道”的不洁传说。这位超期任职的银库官员,给自已挣下了宝禅寺胡同(今北京西城宝产胡同)一处严重逾制的“共计灰瓦房一百八十二间半”的大宅,也在民间留下了“房新树小画不古,此人必是内务府”的看房经验。

  

   尽管山本达雄总裁告知“一切度支,均归本银行司其出纳,大藏省专主会计而已”,庆宽的《敬陈管见六端》也说明了其财政改革的设计,有“钱币”“纸币”“银行”“租税”四项,但他们似乎没有想到,中国若是按照西方的样式建立国家银行,发行其通货,设置其金库,原来庞大的由户部银库、内务府银库、各省藩库组成的用于纳入、保存和支放实银的库藏体系,将因丧失功能而会完全消失,变成户部、内务府、各省布政使司在国家银行上的一个个账户。

  

   详细阅读山县有朋《意见书》,再详细阅读刘学询、庆宽访日报告,我个人突出的感受是,双方在国际关系观念、处理国际关系手段以及政治、经济诸多学识上存在着的巨大落差。这些都是知识的差距。

  

   也正是如此,刘学询、庆宽使日的第二年,1900年,中国北方爆发了义和团的反叛。民众的反抗自可视为利益上的以牙还牙,反抗方式的愚昧却是近代教育的欠账;颟顸的清朝王公们竟然相信能降妖伏魔的“神兵神将”,亲眼查验“刀枪不入”的神功。这些仍表现出知识的差距。从6月21日清朝发布宣战诏书,到8月15日慈禧太后、光绪帝逃出北京城,时间仅仅是55天。8月28日,俄、日、英、美、法、德、意大利、奥匈帝国八国联军共计3170人在紫禁城举行阅兵式——从大清门进入,沿中轴线,入天安门、端门、午门,穿越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出神武门,整个过程奏乐鸣炮,前后历时一个小时。1紫禁城的中轴线,仅供皇帝、皇后、皇太后使用,而八国联军的铁蹄亵渎着大清帝国最神圣的象征。到了这个时候,日本及侵华列强,还真有本事可以决定慈禧太后的政治命运。

  

五、知识的吸取与生产


   中华民族是富有智慧的民族。中国历来就是知识的生产大国。中国不是没有知识人,中国历史上有不可计数的著述——思想、历史、地理、经济、政治、诗歌、艺术......乃至古代科技。对于境外的知识,中国史籍中亦有相当多的著述,周边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揭秘,仍须依赖着中文的记载。最为著名的事例是吴哥窟,曾被森林覆盖数百年,法国人考古发现的重要文献依据,是元代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约1296年)。

  

   自15世纪中后期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不再依赖传统的地中海航线,而是在大西洋分头向东、向西航行起,人类进入了大航海时代,也就是全球化时代——随着投资的暴利和掠夺物的丰盈,关于海洋、地理、天文、生物、矿产等各方面知识急速增加;随着荷兰、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加入全球扩张,国际关系的游戏规则也由此建立起来;文艺复兴运动促发了人文精神的弘扬,教会与教士不再是主要的知识拥有者和生产者,诸如英国皇家学会(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for Improving Natural Knowledge)、法兰西学术院(Acade?mie Franc?aise)、圣彼得堡(俄罗斯)科学院等各种科学机构与科研组织,也在英、法、俄等许多国家建立起来,传统的大学也开始向近代大学转型,知识的形式、内容与体系大为改观。

  

   中国人在大航海时代曾有郑和下西洋的壮举,福建“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自然环境使得那里的人们到海上去讨生活,然而,明清两代政府并没有将海洋当作发展的方向。明清两代持续改进、止于至善的科举制度,又使得读书人关心的是传统学说(主要是儒学)及其在当时的运用。教育是为科举服务的,读书人所读之书是世代相传的。中国传统的士大夫(主要是儒学者)非常注意留下自己的著作,尤其是诗作,对于外部知识,属于“蛮夷”体系,他们是不那么关心的——尽管葡萄牙人、荷兰人、西班牙人、英国人、法国人的舰船一拨拨地到来,尽管耶稣会、方济格会、多明我会和新教的传教士一拨拨地到来......

  

   1793年马戛尔尼来华时,清朝与英国之间的贸易量已达到相当高的数量,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双方的主要差距在于知识。此后清朝虽然过了近半个世纪比较太平的日子,但知识的差距越拉越大。再往后,清朝在军事上败于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之役)、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在外交上败于英国、俄国、法国、日本和德国,牺牲了许多生命,损失了重大权益,付出了巨额赔款,割让了大片土地。如果细究其中多次失败原因,最主要的因素之一是知识的差距。这些都是血肉、利益、金钱、疆域换来的教训。

  

   1899年刘学询、庆宽使日时,是日本明治维新的第三十二个年头。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1853年,美国军舰开到了东京湾。当时的日本,在知识上与清朝相差无多。1868年,明治天皇发布“五条誓言”,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是第五条,“求知识于世界”(青木周藏于这一年到德国去留学)。1871年日本派出岩仓具视使团,访问十二个国家,历时一年又十个月(伊藤博文担任使团副使)。由此开始,日本与清朝在知识上拉开了差距。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出,刘学询、庆宽在知识上根本不是伊藤博文、青木周藏的对手。

  

   情况又由此开始变化。

  

   八国联军之役后,1901年,清朝的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开始注意外部知识的学习,培养并招募职业外交官。再过十年,到了北洋政府时期,这批外交官开始崭露头角,在国家实力非常弱小的情况下,进行着非常有活力的外交。当时的中国虽然贫穷落后,但在新的教育制度(包括留学制度)下,他们掌握的知识(尤其是外部知识)正在迅速扩充。北洋政府的外交官在知识上已经不输于列强,尽管在情报搜集与分析能力还有不小的差距。这就是唐启华教授在《北洋修约史》和《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两部重要著作中所展示出来的让人激奋的进步。

  

   外部知识的学习、掌握和生产,意义重大。尽管这类外交史、政治史的研究现在不那么被看好,也经常处于窘境,但这个国家和里面的人们,仍然是需要外部知识的。我们坚定地相信,做这一行是绝对有价值的。我们之所以会这么说,有充足的理由:中华民族若要充满自信地巍然站立于世界列强之廷,即加入“大国俱乐部”,须得大量地吸取和生产各类知识,尤其是外部知识,不能也不该再有这般知识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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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的叙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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