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海建:知识的差距——从马戛尔尼使华到刘学询、庆宽使日说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79 次 更新时间:2019-05-01 11:1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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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海建 (进入专栏)  
)、“英吉利国”、“绥亦咕国”(瑞典)、“盈黎吗禄咖国”(丹麦)、“咩哩干国”(美国)、“亚咩哩隔国”(巴西?)。许多国家现已无法对应,很可能是葡萄牙语+英语+粤语+客家话,多次转音之后,无法对全。其中描述比较详细的,是两个国家:一个是葡萄牙,另一个是英国。谢清高所上的外国商船,很可能是葡萄牙船,又长期住在澳门,对其熟悉自在情理之中;而对于英国,是其国力与财富给谢清高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海录》中英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

  

   由此看看马戛尔尼所来的“英吉利国”,《海录》的记载为:

  

   英吉利国即红毛番,在佛郎机(法国)西南对海,由散爹哩(Saint Helena 圣赫勒拿岛)向北少西行,经西洋(葡萄牙)、吕宋(西班牙)、佛郎机各境,约二月方到。海中独峙,周围数千里。人民稀少而多豪富,房屋皆重楼叠阁。急功尚利,以海舶商贾为生涯。海中有利之区,咸欲争之。贸易者遍海内,以明呀喇(孟加拉)、曼哒喇萨(马德拉斯)、孟买为外府。民十五以上则供役于王,六十以上始止。又养外国人以为卒伍,故国虽小,而强兵十余万,海外诸国多惧之。

  

   海口埔头名懒伦,由口入,舟行百余里,地名论伦,国中一大市镇也。楼阁连绵,林森葱郁,居人富庶,匹于国都,有大吏镇之。水极清甘,河有三桥,谓之三花桥。桥各为法轮,激水上行,以大锡管接注通流,藏于街巷道路之旁。人家用水俱无烦挑运,各以小铜管接于道旁锡管,藏于墙间。别用小法轮激之,使注于器。王则计户口而收其水税。三桥分主三方,每日转运一方,令人遍巡其方居民,命各取水。人家则各转其铜管小法轮,水至自注于器,足三日用则塞其管。一方遍则止其轮,水立涸。次日别转一方,三日而遍,周而复始。

  

   其禁令甚严,无敢盗取者,亦海外奇观也。国多娼妓,虽奸生子必长育之,无敢残害。男女俱穿白衣,凶服则用黑,武官俱穿红。女人所穿衣,其长曳地,上窄下宽,腰间以带紧束之,欲其纤也。带头以金为扣,名博咕鲁士。两肩以丝带络成花样,缝于衣上。有吉庆,延客饮燕,则令女人年轻而美丽者盛服跳舞,歌乐以和之,宛转轻捷,谓之跳戏。富贵家女人无不幼而习之,以俗之所喜也。军法亦以五人为伍,伍各有长。二十人则为一队,号令严肃,无敢退缩。然惟以连环枪为主,无他技能也。其海艘出海贸易,遇覆舟必放三板拯救。得人则供其饮食,资以盘费,俾得各返其国。否则有罚,此其善政也。其余风俗大略与西洋(葡萄牙)同。土产金、银、铜、锡、铅、铁、白铁、藤、哆啰绒、哔叽、羽纱、钟表、玻璃、呀兰米酒,而无虎豹糜(麋)鹿。

  

   虽说《海录》对于英国的记载已是最为详细者,但总字数不足八百,故全录之。段落是我分的。第一段讲地理位置与国家特点,第二段讲伦敦,第三段讲习俗、军队与出产等项。以我们今天的英国知识,可以对证出许多内容,甚至可以查明“三花桥”的桥名。看到英国“急功尚利”品性、富家女子幼年习舞的风俗,自可会心一笑。但对十五至六十岁人民“供役”制度、伦敦三天一循环的“取水”规定,无法准确了解。而英国司法制度致使“无敢盗取者”,军队“以连环枪为主,无他技能”,应属错误知识。所言英国“土产”,只是说明了英国可以提供的商品,许多种类并不产于英国。至于那条“由散爹哩(Saint Helena 圣赫勒拿岛)向北少西行,经西洋(葡萄牙)、吕宋(西班牙)、佛郎机各境,约二月方到”的航线,对照马戛尔尼使团的回程,从圣赫勒拿岛到朴次茅斯,确实是要两个月(1894年7月1日至9月6日);所称“西洋”(葡萄牙)和“吕宋”(西班牙)很可能指他们的殖民地。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仅凭这二十余字,是无法将船开到英国的。同样,对于当时一个完全没有外部知识的中国人来说,以此不足八百字的短文,还是无法了解英国的。

  

   这几年,我比较注意《海录》中关于东南亚国家的记录,比如今天的马来西亚,《海录》中记录了8个国家和地区:吉兰丹国(吉兰丹)、丁咖啰国(登嘉楼)、邦项(彭亨)、旧柔佛(新山)、麻六呷(马六甲)、沙喇我国(雪兰莪)、新埠(槟榔屿)、吉德国(吉打)。关于“新埠”(槟榔屿),其文曰:

  

   新埠,海中岛屿也。一名布路槟榔,又名槟榔士,英吉利于乾隆年间开辟者。在沙喇我(雪兰莪)西北大海中,一山独峙,周围约百余里。由红毛浅顺东南风约三日可到,西南风亦可行。土番甚稀,本无来由(马来)种类。英吉利召集商贾,遂渐富庶。衣服、饮食、房屋俱极华丽,出入悉用马车。有英吉利驻防番二三百,又有叙跛兵千余。闽、粤到此种胡椒者万余人。每岁酿酒、贩鸦片及开赌场者,榷税银十余万两。然地无别产,恐难持久也。凡无来由所居地有果二种:一名流连子,形似波罗密而多刺,肉极香酣;一名茫姑生,又名茫栗,形如柿而有壳,味亦清酣。

  

   槟榔屿是当时英国在远东最重要的殖民地,随着远东航线的扩展,这个港口城市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在英国人到达之前,华人先已到达,英国人大量招引华人以发展经济。大约在谢清高到达时,当地的华人数量很可能达到“万余人”,但主要不是种胡椒,很可能从事以胡椒为主的香料贸易行业。谢清高称其“地无别产”,属实,但判断“恐难持久”,则是完全相反,他完全不了解处于国际航线上港口城市的特殊性。槟榔屿在整个19世纪一直有着非常强劲的经济增长,直到后来为新加坡所取代。不久前,我曾到访该地,仍能感受到历史脉搏之跳动。而该地给谢清高留下深刻印象的,又是两种水果,榴莲与山竹,分别称其“香酣”与“清酣”。

  

   如果以谢清高的《海录》与当时英国对于远东的知识相比,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差距。问题又出在什么地方?

  

   当时的中国并不是不能获得外部知识。传教士的东来,曾将大量的地理学知识传入,最为著名的是明末的《坤舆万国全图》(1602年,明万历三十年)和《职方外纪》(1623年,明天启三年),清初亦有南怀仁的《坤舆全图》(1674年,清康熙十三年)。清朝雍正年间禁教之后,北京还留有着一个俄国东正教教士团,清朝若想通过这一渠道了解外部知识,也还是可以的。

  

   至于民间的知识,今天更是难以想象其巨量。从明代开始,福建人大量下南洋,遍于各地的妈祖庙,说明了他们的行踪。到了清代,在东南亚的许多地方,华人建立起贸易的网络,从事农业、商业、服务业等行业。马戛尔尼使华时,在巴达维亚(雅加达)、马尼拉都看到了华人,大量的中国商船航行于马尼拉、邦加(Bangka)和巴达维亚等众多港口之间。然而,这些牵涉到数十万、数百万人生计的“本事”,并没有上升到国家的“知识”体系之中。也就是说,当时的中国有着许许多多个“谢清高”,他们的头脑中有着许多外部知识,但官家与学人没有(或很少)去了解或想去了解。当谢清高向杨炳南讲完他的故事,第二年便死去了。

  

   在世界全球化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外部知识——当时英国等国最为看重的知识——在中国却不为朝廷所重,也不为当时读书人所重。在当时甚至此后的中国最重要的知识机构(官方的、半官方的或民间的)——如北京的翰林院、天津的问津书院、广州的学海堂等——看不到“夷人夷事”的学习与研究,也不闻马戛尔尼之使命。在“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么一个庞大的建构之中,竟然找不到这类知识可以搁置的位置。《海录》所能提供的外部知识虽然是有限的、不准确的,却是这个国家所需要的。它的出版也没有引起很大的关注,很可能只是士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到了鸦片战争时期,钦差大臣林则徐在广东发现了这本书,并向道光皇帝报告道:

  

   当查《海录》一书,系嘉庆二十五年(1820)在粤刊刻,所载外国事颇为精审,其英吉利条下云:“周围数千里,人民稀少,虽娼妓奸生子,必长育之,无敢残害”等语......

  

   对于这本如此简要的著作,做出“颇为精审”的评价,可见林则徐的无奈——找不到更好的记录。此后,魏源编著《海国图志》,依然需要参考《海录》的记载。在这样的知识基础上,在马戛尔尼使华四十七年之后,1840年(道光二十年),清朝因鸦片的非法输入而与英国展开的外交和兵战,只能是失败。

  

   历史向下走了过去,清朝的出使大臣(公使)也到达英国,先后有郭嵩焘(1875—1879在任)、曾纪泽(1879—1886在任)、刘瑞芬(1886—1890在任)、薛福成(1890—1894在任)等人。根据总理衙门的要求,他们都有着相应的关于航海和英国等国政情的记录。这些记录,尤其是最初的郭嵩焘的记录,引起了国人的愤怒、惊异、暗羡,由此而求知,开始了国人“走向世界”的历程。然而,这些记录与马戛尔尼的《私人日志》相比,在知识的水准上又是如何?——尤其是薛福成的记录,任期恰与马戛尔尼相差一百年——两相交错阅读,不由感慨良多。

  

三、刘学询、庆宽使日与山县有朋意见书


   年历急速地翻下去,再翻下去,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清朝派刘学询、庆宽为特使出使日本。

  

   刘学询(1855—1935),广东香山人,1886(光绪十二年)中进士,没有按照惯常到北京去做官,而是回到广州承办“闱姓”等赌业,成了广东最大的赌商,也是当时广东最富有的人。发财之后,通过捐赈等手段,刘获得了二品顶戴、候选道员(正四品)。1895年起,刘遭到御史弹劾,先后经两广总督、广东巡抚查办,被革职。庆宽(1848—1927),本姓赵,少年学画,后为醇亲王奕譞(光绪皇帝本生父)的家仆,不清不白地成了正黄旗汉军人,当上了内务府银库的管库官员(肥缺),兼任“宫廷画师”,家产极富,其头衔是花翎二品顶戴、三院卿遇缺题奏、内务府广储司员外郎。1894年,遭御史弹劾,被革职并抄家。刘、庆两人都是当时名人。他们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极富传奇性。

  

   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再次走向前台,刘学询、庆宽亦想借此翻身。他们知道慈禧太后最痛恨的是康有为、梁启超,便准备到日本刺杀或捕捉康、梁,立不世之功,获格外之赏。他们找到慈禧太后身边的宠臣、总理衙门首席大臣庆亲王奕劻和在政变中起到重大作用的御史杨崇伊,相商谋划。1898年11月16日(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初三日),奕劻代奏了刘学询、庆宽的呈文“自备斧资赴外洋考察商务”,慈禧太后当日批下:“已革候选道刘学询着赏给知府衔,已革内务府员外郎庆宽着赏给员外郎衔,庆宽并准其入内务府汉军旗籍”,至于“考察商务”,慈禧太后命由总理衙门“察核办理”。此时距戊戌政变(9月21日)不到两个月,距康有为到达东京(10月25日)仅二十天。刘学询、庆宽虽开复原官衔,但还是以私人身份出行,尽管其使命看起来有如荒诞戏。

  

清朝政府派员赴日本刺杀或捕捉康有为、梁启超,毕竟是一件骇人听闻的事情。日本驻清朝公使矢野文雄、驻上海代理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得到消息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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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的叙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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