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行之:氛围:自在之在或不在之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619 次 更新时间:2019-04-30 17:28:59

陈行之 (进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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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下标题才想起应当查一查“氛围”是什么意思。

  

   《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周围的气氛和情调。”并且举例说:“人们在欢乐的氛围中迎来了新的一年。”面对这个解释我有点儿沮丧,首先,我觉得它只是假装对“氛围”做了解释,其实什么都没说,再者,它距离我要谈论的社会话题颇有些距离,听上去很不解渴。当然,我可以勉强把“周围的气氛和情调”引申为“社会的气氛和情调”,但是若果让我以“人们在欢乐的氛围中迎来新的一年”作为例句来说明这个词的含义,说实在的,我有些为难——人既可以在“欢乐的氛围”中“迎来新的一年”,也可以在“不欢乐乃至于焦虑的氛围”中“迎来新的一年”,这要看当时社会的情状。不同的社会情状会氤氲出不同的社会“氛围”,人欢乐或不欢乐的精神感觉,必定与他所处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态势以及由此产生的“氛围”有关,我想这是不言而喻的。

  

   “氛围”这个东西无臭无味看不见也摸不着,有点儿像中国文化中难以捉摸的“道”,它同样也像“道”一样无处不在,既存在于人际交往之中,又存在于人与世界的广泛联系之中,小至家庭、单位,大至国家、社会,无不笼罩着“氛围”,这和《现代汉语词典》所解释的“情调”似乎没有很大关系——我们不能议论说国家或社会的“情调”如何,我们却可以说国家或社会弥漫着的“氛围”如何。就空间角度说,从国家权力机关巍峨的办公大楼到市井小民的蜗居之地,从学者的典雅书斋到乞讨者安置在大桥底下的栖身之所,从人民大会堂的国家议题到市井小民的街谈巷议,“氛围”就像空气一样,氤氲于它所能到达的任何空间,维持着彼此间的相互感应与呼应;它几乎特立独行于人们(无论“氛围”的制造者还是接受者)的意志力和掌控力之外,即使在它对人发生重要作用的时候,甚至也不为人所知——我将这种现象概括为标题所述“不在之在”。

  

   千万不要小看“氛围”这个东西,它常常是人或社会发生变动的诱因、依据和来源,而“氛围”又是不断变化着的,“氛围”改变既可以导致人际关系出现罅隙乃至于破裂,又可以导致社会情绪重新凝结、聚集乃至于进一步呈现你始料不及的新情态,甚至可以说,人类事物在社会层面的任何交互、对应和变化,都与一定意义上的“氛围”形成与凝聚有关。

  

   比如美国,你能说特朗普上台以及上台以后采取的一系列国际国内政策是偶然的吗?你显然不能这样说。一种类型的领袖的出现——无论独裁专制的还是自由民主的,无论经由秘密政治产生的还是经过民主选举上台的——不管过程怎样,就其实质来说,仍旧是社会选择的结果。这里所谓的“社会选择”既包括历史文化渊源,又包括从这种渊源中产生的大众心理趋向,更包括现实政治演变即一个国家的政治情势变化,他们是交互或者单独发生的。爱因斯坦那句著名的“上帝从不掷骰子”不仅有物理学意义,更有深刻的社会学意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不是什么别的东西,恰恰是美国政治情势中贫富差距拉大的现实导致民粹主义兴起,才造成了特朗普现象的出现;而“美国第一”、“让美国再次伟大”口号的提出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国际国内政策(其中包括中美贸易战)选择,也恰恰源于近二十年以来美国实力相对下降导致的战略焦虑。所有这些被称之为结果的东西,都源于早已开始在美国社会(尤其是美国锈带)凝结并聚集起来的反全球化“氛围”即社会情绪。美国传统意义上的政治精英太自负了,他们完全没有感知到这种“氛围”的存在,政治素人特朗普反倒凭借先天具有的敏锐直觉,适时而准确地抓住了它,他真正搔到了美国人尤其是美国底层白人的痒处,所以他竞选成功了。至少从目前来看,其作为总统在维护美国国家利益上还没有犯下致命的错误,美国人民都含着笑意在看这位完全不按套路出牌的总统,都还容忍着他——或者换一句话说,竞选期间那种“氛围”直至今天还包裹着他,遮护着他。

  

   你看,“氛围”竟这么重要!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好好说道说道这个东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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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是极为灵动的生物,人对世界的感知,并非仅只“耳闻目睹”这样简单,人有很多种感知外界的方式。“春江水暖鸭先知”这句话里面的“鸭”,就不是用“耳”、“目”,而是通过在水底下滑动的脚蹼对冷暖的感觉实现“知”的;一个极富经验的老贼,用不着东张西望就能够判断有没有人盯着他,下手又快又准又狠,无往而不胜;情人间也不只是以俗套的“眉目传情”来表达或者接受,他们有无数种手段,甚至于用身体气味、用无意间的一次触碰来获得对方的情感信息;有人见到领导顿时“矮三分”,说话的腔调都变了,即使不说一句谄媚话,领导也能领会此人的传示:我是极为恭敬您的,有必要的话,我可以做您的三孙子,给您当一条狗,于是领导大悦;在一个家庭里,夫妻感情出现问题,很多时候并不表现为吵闹,彼此客客气气,看上去相敬如宾,反倒是爱情进入死境、家庭有可能解体的表征……所以千万不要忽视乃至于轻看人的感觉能力,以为玩玩小花活、弄弄小机巧就可以蒙人耳目,你蒙不过去的。很多人犯低级错误,就是因为低估了人作为天地之灵所具有的无限丰饶的感知世界的能力。

  

   人不仅是生物,人更是社会动物,如我前面所说,“氛围”不仅存在于人与人的关系中,更存在于人与社会——也可以引申为国家——的广泛联系中。“氛围”在后者的联系中所起的作用甚至更重大,所造成的后果当然也就更严重,我们主要的着眼点也在这里。

  

   社会学中“舆论”两个字,在相当程度上也涵括着“氛围”的内容,尽管它们不是一个东西。关于舆论,我曾经见到这样一种解释:“舆论是指在一定社会范围内,消除个人意见差异,反映社会知觉和集合意识的、多数人的共同意见。在舆论的定义中,最关键要讨论的是,舆论的本体是‘意见’还是‘态度’。”我认为这种解释还不如没有解释,就像很多做高深学问的人,就连鬼也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有的人就是喜欢将学术拔高为玄而又玄的文字游戏、不与现实世界和读者的感觉经验发生一丝一毫的联系,你没办法的。有时候我真怀疑那些念念有词的家伙是不是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惹不起躲得起”,咱只能对这样的大学问家敬而远之,所以在这里我不使用这种解释。

  

   我的解释是:舆论分为两种,一种是权力舆论,一种是民众舆论。前者从属于国家意识形态范畴,它有自己的起源与目标;后者说白了就是社会舆论,一种弥漫在社会空间、未见得会有目标但最终必定有目标的群体意识。这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

  

   先说“权力舆论”。“权力舆论”最重要特点是源于个人或集团的主观故意,即“舆论”制造者怀有明确的操控他人及民众意志达到政治目标的目的性。这里有一个必要条件,那就是“舆论”制造者与受众往往绝对不对等,必须占据强势地位——譬如,阿Q煽动不起来对抗赵老太爷的“舆论”,反之,赵老太爷却可以对阿Q任意作为,我们看鲁迅先生在《阿Q正传》中的描述:“哪知道第二天,地保便叫阿Q到赵太爷家里去;太爷一见,满脸溅朱,喝道:‘阿Q,你这浑小子!你说我是你的本家么?’阿Q不开口。赵太爷愈看愈生气了,抢进几步说:‘你敢胡说!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本家?你姓赵么?’阿Q不开口,想往后退了;赵太爷跳过去,给了他一个嘴巴。‘你怎么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赵!’”赵老太爷的这一番叫骂、抡出的这个嘴巴,是在警告阿Q以及阿Q身边的人,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姓赵的,冒犯赵家是要付出代价的——赵老太爷的这个宣示本质上就是舆论,一种基于强权的意识形态声张,或者说国家意志宣示。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1957年春夏之交,中国的反右派斗争初起之时,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撰写《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并于6月12日批发全党,亦可以视为我前面说的那种“宣示”抑或“舆论”。在这篇让人心惊肉跳的文章中,毛主席指出:“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他们不顾一切,想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刮起一阵害禾稼、毁房屋的七级以上的台风……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向顶点。”毛主席说:“右派有两条出路。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右派先生们,何去何从,主动权(一个短期内)在你们手里。”在如何“鉴别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真假善恶”的问题上,毛主席提出了两条标准:“主要是看人们是否真正要社会主义和真正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并且断言:“只要他们翻这两条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没有他们的位置。”(毛泽东:《事情正在起变化》,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423-429页)这些带有威胁意味的话,实际上等于发出了肃清和消灭右派的信号,是典型的国家“舆论”,后面发生将552877个知识分子打为右派的大规模社会政治运动,仅只是它所要达到并且已经达到的结果而已。

  

   可见权力舆论不是闹着玩儿的,它往往带有不可违拗的强制性,其逻辑简单归纳就是:你不这样我就那样,而“那样”对于你来说往往是无法拒绝也无法对抗的,基本上是一条死路或绝路——这已经有了最后通牒的色彩。不仅在国家治理范畴,即使在国际关系中,这样的事例也不胜枚举,你比如2001年美国本土发生“9·11恐怖袭击事件”以后,美国人炸毛了,时任总统小布什有恃于美国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实力,就是这样向世界发出“最后通牒”的:“在反恐问题上,不站在美国一边,你就站在了恐怖分子一边,你就是美国的敌人。”布什的“站队论”迅速抢占了世界舆论制高点,结果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只能跟上美国走,而美国的所作所为,却未必真的就符合每个国家的利益,在这个意义上,说布什先生搞“强权”、搞“舆论裹挟”似乎严重了,然而它所彰显的“舆论”必为强者所有、是强者专享的特权这件事,却是毋庸置疑的。

  

   “氛围”则不然。“氛围”尽管也可能是出于某强者或某强势集团的主观故意,即刻意营造,比如我们经常说的“营造团结喜庆的社会氛围”,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仅只是“舆论”的外延部分,并且在很多情况下是不受主体控制、有时甚至是与主体意志相背离的。这方面一个突出的例子,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藉着毛泽东本人所情愿的个人崇拜思潮,在政治上倒行逆施,拼命制造极左氛围,明明是在祸国殃民游戏民众,却装得比任何人都“革命”,把“阶级斗争”强调到吓人的高度,中国陷入到血与火的浩劫之中,民众似乎也是顺从的,然而正是这种被千百万人深恶痛绝的社会氛围把人推到了忍耐的极限,于是,“氛围”违背氛围制造者的主观故意,脱离了氛围制造者的控制,变为犹如本文标题所示“自在之在”了。所谓“自在之在”,在我的意念中,应当是:与制造者的主观意图出现分裂、脱离乃至于相违背的现实之在。这一点我在后面的行文中还会触及。

  

我们还是回到文革话题。正因为“氛围”分裂、脱离乃至于违背了毛泽东、“四人帮”的主观意图,因此,随着毛主席他老人家去世这个最大变量的出现,“四人帮”终于途穷末路,不得不倒台了,这意味着“氛围”循着它自己的逻辑链,在其末端结出了必然性的政治之果,标志是:在中国城乡各个角落响起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和鞭炮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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