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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下标题才想起应当查一查“氛围”是什么意思。
《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周围的气氛和情调。”并且举例说：“人们在欢乐的氛围中迎来了新的一年。”面对这个解释我有点儿沮丧，首先，我觉得它只是假装对“氛围”做了解释，其实什么都没说，再者，它距离我要谈论的社会话题颇有些距离，听上去很不解渴。当然，我可以勉强把“周围的气氛和情调”引申为“社会的气氛和情调”，但是若果让我以“人们在欢乐的氛围中迎来新的一年”作为例句来说明这个词的含义，说实在的，我有些为难——人既可以在“欢乐的氛围”中“迎来新的一年”，也可以在“不欢乐乃至于焦虑的氛围”中“迎来新的一年”，这要看当时社会的情状。不同的社会情状会氤氲出不同的社会“氛围”，人欢乐或不欢乐的精神感觉，必定与他所处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态势以及由此产生的“氛围”有关，我想这是不言而喻的。
“氛围”这个东西无臭无味看不见也摸不着，有点儿像中国文化中难以捉摸的“道”，它同样也像“道”一样无处不在，既存在于人际交往之中，又存在于人与世界的广泛联系之中，小至家庭、单位，大至国家、社会，无不笼罩着“氛围”，这和《现代汉语词典》所解释的“情调”似乎没有很大关系——我们不能议论说国家或社会的“情调”如何，我们却可以说国家或社会弥漫着的“氛围”如何。就空间角度说，从国家权力机关巍峨的办公大楼到市井小民的蜗居之地，从学者的典雅书斋到乞讨者安置在大桥底下的栖身之所，从人民大会堂的国家议题到市井小民的街谈巷议，“氛围”就像空气一样，氤氲于它所能到达的任何空间，维持着彼此间的相互感应与呼应；它几乎特立独行于人们（无论“氛围”的制造者还是接受者）的意志力和掌控力之外，即使在它对人发生重要作用的时候，甚至也不为人所知——我将这种现象概括为标题所述“不在之在”。
千万不要小看“氛围”这个东西，它常常是人或社会发生变动的诱因、依据和来源，而“氛围”又是不断变化着的，“氛围”改变既可以导致人际关系出现罅隙乃至于破裂，又可以导致社会情绪重新凝结、聚集乃至于进一步呈现你始料不及的新情态，甚至可以说，人类事物在社会层面的任何交互、对应和变化，都与一定意义上的“氛围”形成与凝聚有关。
比如美国，你能说特朗普上台以及上台以后采取的一系列国际国内政策是偶然的吗？你显然不能这样说。一种类型的领袖的出现——无论独裁专制的还是自由民主的，无论经由秘密政治产生的还是经过民主选举上台的——不管过程怎样，就其实质来说，仍旧是社会选择的结果。这里所谓的“社会选择”既包括历史文化渊源，又包括从这种渊源中产生的大众心理趋向，更包括现实政治演变即一个国家的政治情势变化，他们是交互或者单独发生的。爱因斯坦那句著名的“上帝从不掷骰子”不仅有物理学意义，更有深刻的社会学意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不是什么别的东西，恰恰是美国政治情势中贫富差距拉大的现实导致民粹主义兴起，才造成了特朗普现象的出现；而“美国第一”、“让美国再次伟大”口号的提出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国际国内政策（其中包括中美贸易战）选择，也恰恰源于近二十年以来美国实力相对下降导致的战略焦虑。所有这些被称之为结果的东西，都源于早已开始在美国社会（尤其是美国锈带）凝结并聚集起来的反全球化“氛围”即社会情绪。美国传统意义上的政治精英太自负了，他们完全没有感知到这种“氛围”的存在，政治素人特朗普反倒凭借先天具有的敏锐直觉，适时而准确地抓住了它，他真正搔到了美国人尤其是美国底层白人的痒处，所以他竞选成功了。至少从目前来看，其作为总统在维护美国国家利益上还没有犯下致命的错误，美国人民都含着笑意在看这位完全不按套路出牌的总统，都还容忍着他——或者换一句话说，竞选期间那种“氛围”直至今天还包裹着他，遮护着他。
你看，“氛围”竟这么重要！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好好说道说道这个东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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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极为灵动的生物，人对世界的感知，并非仅只“耳闻目睹”这样简单，人有很多种感知外界的方式。“春江水暖鸭先知”这句话里面的“鸭”，就不是用“耳”、“目”，而是通过在水底下滑动的脚蹼对冷暖的感觉实现“知”的；一个极富经验的老贼，用不着东张西望就能够判断有没有人盯着他，下手又快又准又狠，无往而不胜；情人间也不只是以俗套的“眉目传情”来表达或者接受，他们有无数种手段，甚至于用身体气味、用无意间的一次触碰来获得对方的情感信息；有人见到领导顿时“矮三分”，说话的腔调都变了，即使不说一句谄媚话，领导也能领会此人的传示：我是极为恭敬您的，有必要的话，我可以做您的三孙子，给您当一条狗，于是领导大悦；在一个家庭里，夫妻感情出现问题，很多时候并不表现为吵闹，彼此客客气气，看上去相敬如宾，反倒是爱情进入死境、家庭有可能解体的表征……所以千万不要忽视乃至于轻看人的感觉能力，以为玩玩小花活、弄弄小机巧就可以蒙人耳目，你蒙不过去的。很多人犯低级错误，就是因为低估了人作为天地之灵所具有的无限丰饶的感知世界的能力。
人不仅是生物，人更是社会动物，如我前面所说，“氛围”不仅存在于人与人的关系中，更存在于人与社会——也可以引申为国家——的广泛联系中。“氛围”在后者的联系中所起的作用甚至更重大，所造成的后果当然也就更严重，我们主要的着眼点也在这里。
社会学中“舆论”两个字，在相当程度上也涵括着“氛围”的内容，尽管它们不是一个东西。关于舆论，我曾经见到这样一种解释：“舆论是指在一定社会范围内，消除个人意见差异，反映社会知觉和集合意识的、多数人的共同意见。在舆论的定义中，最关键要讨论的是，舆论的本体是‘意见’还是‘态度’。”我认为这种解释还不如没有解释，就像很多做高深学问的人，就连鬼也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有的人就是喜欢将学术拔高为玄而又玄的文字游戏、不与现实世界和读者的感觉经验发生一丝一毫的联系，你没办法的。有时候我真怀疑那些念念有词的家伙是不是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惹不起躲得起”，咱只能对这样的大学问家敬而远之，所以在这里我不使用这种解释。
我的解释是：舆论分为两种，一种是权力舆论，一种是民众舆论。前者从属于国家意识形态范畴，它有自己的起源与目标；后者说白了就是社会舆论，一种弥漫在社会空间、未见得会有目标但最终必定有目标的群体意识。这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
先说“权力舆论”。“权力舆论”最重要特点是源于个人或集团的主观故意，即“舆论”制造者怀有明确的操控他人及民众意志达到政治目标的目的性。这里有一个必要条件，那就是“舆论”制造者与受众往往绝对不对等，必须占据强势地位——譬如，阿Q煽动不起来对抗赵老太爷的“舆论”，反之，赵老太爷却可以对阿Q任意作为，我们看鲁迅先生在《阿Q正传》中的描述：“哪知道第二天，地保便叫阿Ｑ到赵太爷家里去；太爷一见，满脸溅朱，喝道：‘阿Ｑ，你这浑小子！你说我是你的本家么？’阿Ｑ不开口。赵太爷愈看愈生气了，抢进几步说：‘你敢胡说！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本家？你姓赵么？’阿Ｑ不开口，想往后退了；赵太爷跳过去，给了他一个嘴巴。‘你怎么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赵！’”赵老太爷的这一番叫骂、抡出的这个嘴巴，是在警告阿Q以及阿Q身边的人，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姓赵的，冒犯赵家是要付出代价的——赵老太爷的这个宣示本质上就是舆论，一种基于强权的意识形态声张，或者说国家意志宣示。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1957年春夏之交，中国的反右派斗争初起之时，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撰写《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并于6月12日批发全党，亦可以视为我前面说的那种“宣示”抑或“舆论”。在这篇让人心惊肉跳的文章中，毛主席指出：“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他们不顾一切，想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刮起一阵害禾稼、毁房屋的七级以上的台风……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向顶点。”毛主席说：“右派有两条出路。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右派先生们，何去何从，主动权（一个短期内）在你们手里。”在如何“鉴别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真假善恶”的问题上，毛主席提出了两条标准：“主要是看人们是否真正要社会主义和真正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并且断言：“只要他们翻这两条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没有他们的位置。”（毛泽东：《事情正在起变化》，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423-429页）这些带有威胁意味的话，实际上等于发出了肃清和消灭右派的信号，是典型的国家“舆论”，后面发生将552877个知识分子打为右派的大规模社会政治运动，仅只是它所要达到并且已经达到的结果而已。
可见权力舆论不是闹着玩儿的，它往往带有不可违拗的强制性，其逻辑简单归纳就是：你不这样我就那样，而“那样”对于你来说往往是无法拒绝也无法对抗的，基本上是一条死路或绝路——这已经有了最后通牒的色彩。不仅在国家治理范畴，即使在国际关系中，这样的事例也不胜枚举，你比如2001年美国本土发生“9·11恐怖袭击事件”以后，美国人炸毛了，时任总统小布什有恃于美国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实力，就是这样向世界发出“最后通牒”的：“在反恐问题上，不站在美国一边，你就站在了恐怖分子一边，你就是美国的敌人。”布什的“站队论”迅速抢占了世界舆论制高点，结果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只能跟上美国走，而美国的所作所为，却未必真的就符合每个国家的利益，在这个意义上，说布什先生搞“强权”、搞“舆论裹挟”似乎严重了，然而它所彰显的“舆论”必为强者所有、是强者专享的特权这件事，却是毋庸置疑的。
“氛围”则不然。“氛围”尽管也可能是出于某强者或某强势集团的主观故意，即刻意营造，比如我们经常说的“营造团结喜庆的社会氛围”，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仅只是“舆论”的外延部分，并且在很多情况下是不受主体控制、有时甚至是与主体意志相背离的。这方面一个突出的例子，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藉着毛泽东本人所情愿的个人崇拜思潮，在政治上倒行逆施，拼命制造极左氛围，明明是在祸国殃民游戏民众，却装得比任何人都“革命”，把“阶级斗争”强调到吓人的高度，中国陷入到血与火的浩劫之中，民众似乎也是顺从的，然而正是这种被千百万人深恶痛绝的社会氛围把人推到了忍耐的极限，于是，“氛围”违背氛围制造者的主观故意，脱离了氛围制造者的控制，变为犹如本文标题所示“自在之在”了。所谓“自在之在”，在我的意念中，应当是：与制造者的主观意图出现分裂、脱离乃至于相违背的现实之在。这一点我在后面的行文中还会触及。
我们还是回到文革话题。正因为“氛围”分裂、脱离乃至于违背了毛泽东、“四人帮”的主观意图，因此，随着毛主席他老人家去世这个最大变量的出现，“四人帮”终于途穷末路，不得不倒台了，这意味着“氛围”循着它自己的逻辑链，在其末端结出了必然性的政治之果，标志是：在中国城乡各个角落响起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和鞭炮声，来庆祝旧时代的结束，宣布新时代的开始。如果躺在水晶棺里的毛主席他老人家以及蹲在秦城监狱等死的“四人帮”此时能够听到那些欢呼声和鞭炮声，一定会错愕不已，认为是撞见了鬼——所有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几乎都会以为自己代表着历史发展的前进方向，当历史堂堂正正向他们宣布说“你错了”的时候，他们当然会错愕不已。
就“氛围”与“舆论”来说，“氛围”距离我们前面说到的社会舆论即舆情反而更近些，而舆情更是不可以被掌控的，它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即使是很微妙的“氛围”也能够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形态产生巨大影响，古今中外历史上发生的很多颠覆性事件，譬如一个王朝的覆灭，一个政权的崩解，一场社会革命的突然爆发，一种新兴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往往都是由“氛围”的氤氲和充盈而非真刀真枪的“舆论”摆弄导致的。中国古人之“风起于青萍之末”说的也是这个意思，这里所谓的“风”，就是“氛围”。
一个国家的“氛围”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既来源于国家情势发展，又来源于社会舆情的流变。前者好理解，无非是国家局势演变以及与此相伴的国家政治经济景况；后者则复杂一些，需要仔细辨识才可以得其精要——所谓“社会舆情的流变”，我理解应当是社会对“氛围”的反应，即社会（也可以说民众）对国家局势和政治状况作出的应对，在此意义上，我们又可以将“氛围”视为国家局势和政治状况的一个结果，这两者是有连带关系的。
3
我们以历史上的“指鹿为马”为例，来说明这件事情。
这是一个跌宕起伏、耐人寻味的故事，我可能要多花费一些笔墨。
在讲故事之前，有必要把在此之前发生的事做简单的交代：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三十七年），秦始皇率领30万大军东巡，求取长生不老之药，期间突然得了重病，驾崩之前，这位试图与天地同寿的千古一帝也不得不接受即将死去这一事实，开始按照常人的方式处理问题了——他给远在上郡（今陕西省榆林市附近）监视蒙恬的大儿子扶苏写了一封信（遗诏），让扶苏回咸阳办理他的丧事并承继大统——“与丧会咸阳而立为嗣”（司马迁：《史记·李斯列传》）。扶苏“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语出同上），秦始皇有理由信任他。
然而——历史往往喜欢以“然而”的方式制造拐点——这封加盖御印的遗诏一直攥在中车府令（负责秦始皇车马行程的官员，大略相当于今天的中央办公厅主任）兼掌秦始皇印玺事务的赵高手里，并未发出——“书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
在古代，皇帝驾崩往往是国家政局出现戏剧性变化的契机，如果把历史比喻为一条长河，这时候就是最具紧张性、戏剧性和颠覆性的关节，历史河面往往会翻腾出激越的浪花。结果，秦始皇驾崩之后，太子党胡亥、阴谋家赵高和野心家李斯迅速纠集成政治小集团，在沙丘（今河北省邢台市广宗县）发动了著名的“沙丘之变”：合谋更改秦始皇遗诏，改立胡亥为太子，派使者发布矫诏，以戍边无功和诽谤不孝的罪名赐死扶苏；以为臣不忠的罪名赐死蒙恬大将。胡亥、赵高、李斯等人回到咸阳后，胡亥正式登基为帝，为秦二世皇帝；赵高自任郎中令，在宫中辅佐皇帝；李斯保住了权位，仍然贵为丞相，完成了一次准政变。
著名历史演义小说作家蔡东藩（1877-1945）对此评论道：“始皇稔恶，道死沙邱，赵高包藏祸心，倡谋废立，始唆胡亥，继唆李斯；胡亥少不更事，为高所惑，尚可言也，李斯身为丞相，位至通侯，受始皇之顾命，乃甘心从逆，与谋不轨，是岂大臣之所为乎？虽暴秦之罪，上通于天，不如是不足以致亡，但斯为秦相，应具相术，平时既不能匡主，临变又不思除奸，徒营营于利禄之私，同预废立之计，例以《春秋》书法，斯为首恶，而赵高犹其次焉者也。”可见蔡先生是极为厌恶李斯，认为李斯罪在赵高之上的。
我不这样看。从历史的前因后果看，我都认为最卑劣最凶恶者非赵高莫属。往前说，没有这个阴险狡诈的家伙，无论胡亥还是李斯都没有胆量迈出“矫诏”那一步；往后说，大体上可以认为，秦二世而亡，尽管与其残暴（自商鞅变法以来秦国所推行的一系列暴政主张，历史谓之“暴秦”）有关，但一定也与赵高的作为有关，即使退后一万步，也有理由认为在秦朝二世而亡这件事上，上蹿下跳的弄臣赵高当负首责，平庸的儿皇帝胡亥次之，瞻前顾后的李斯再次之，是这三个人的倒行逆施最终酿就了一个王朝的崩解，而这个悲剧性结局如此迅疾地出现，只因为一件事：指鹿为马。
由于有了赵高这种类型人的存在，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很多次出现这样的政治组合：一个颟顸的皇帝，一个或一帮子阴险狡诈欲壑难填兴风作浪的佞臣，这种形态几乎成为了中国历史剧目中无法根除的保留节目，成为了社稷江山倾覆的标准模式。我们耳熟能详的赵高、李林甫、蔡京、严嵩、魏忠贤、和珅……等等，几乎无一例外都倚傍着一个权力无限而智力有限的“天子”，这两股势力沆瀣一气，往往结构成为致密的最腐烂的国家政治利益集团，导致所谓“庙堂之上朽木为官，殿陛之间禽兽食禄，狼心狗行之辈滚滚当道，奴颜婢膝之徒纷纷秉政，以致社稷丘墟苍生涂炭。”（引自《三国演义》第九十三回，诸葛亮语）具体说，在朝廷之内，他们尔虞我诈、谗毁诬陷、欲壑难填、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在朝廷之外，他们愚民驭民、狐假虎威、横征暴敛、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请原谅我用了很多成语，这并非行文所必需，使用这种无奈且并不聪明的做法，我无非是想证明，在我们祖国悠久的历史中，这帮人制造了太多的权力罪恶。换一句话说，皇帝和他身边的人穿梭于历史帷幕之间，分别或合力演出一幕幕历史情景剧，制造一桩桩的历史罪案，这个过程从未断绝，你很难具体分清哪一件历史罪案究竟出自谁之手：出自万王之王的圣上呢，还是出自为非作歹的奸臣呢？说不清楚的。
“指鹿为马”就是这样的历史罪案。
美国电影《阿甘正传》中有一句话：“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颗会是什么味道。”我把这句话移植一下：“历史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颗会是什么味道。”我这里说的“巧克力”指的是皇帝。据说我国自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称“皇帝”始，到1912年最后一个皇帝溥仪在辛亥革命的炮声中宣布退位止，前后历经2132年，一共出现过83个王朝、559个皇帝（不包括“中华帝国皇帝”袁世凯）。中国皇帝全部都是在秘密政治系统以秘密方式秘密产生的，因此老百姓在将这559颗“巧克力”吃到嘴里之前，是完全不知道它是什么味道的，只有咀嚼在嘴里不得不咽下去的时候，你才可以判断说，丫是“明君”、“昏君”、“圣君”或“亡国之君”，全靠运气。遇到好的，山呼万岁就是了，说不定能赶上个“盛世”，有吃有喝，还能置办几亩良田，老婆孩子热炕头，当一回小康人家；遇到孬的，自认倒霉就是了，赤地千里、流离失所、“人相食”的事也是有的；兵荒马乱、盗贼蜂起、河山变为焦土更是有的。你有啥办法？你没办法的。你总不能说“这混账玩意儿不是我们选出来的，我们不认丫的。”这话你是不能说的。
公元前210年，秦朝或者说中国人的运气很不好，秦始皇之后，摊上了一颗味道很不咋地的“巧克力”，这颗“巧克力”，就是胡亥。历史记载，这是一个很操蛋的玩意儿——请原谅，我知道作为一篇论理文章，似乎不应该使用“操蛋”这样的粗俗词汇，然而在对胡亥的评价上，我又觉得只有这个词汇才概括得准确，这个人的作为已经无法单纯用政治学中的“领袖”概念来解析，甚至也无法用伦理学中的缺德还是不缺德来做归纳，如果非得用一句话概括，这句话只能是：丫是一个“什么也不是的人。”“什么也不是的人”难道还不是很操蛋的人么？我想，我并没有辱没他。
显而易见，“什么也不是的”胡亥，完全没有他爹秦始皇那样的雄才和意志，至少在司马迁笔下，胡亥始终没有走出比他更操蛋的赵高的阴影，赵高实际上左右了朝政。我们还可以做这样的设想，如果把胡亥放到他爹弄事的年代，他能像秦始皇那样准确判断国际国内情势，金戈铁马，在短短15年内“秦王扫六合”，相继灭韩、灭赵、灭魏、灭楚及越、灭燕及代、灭齐，建立起大一统的秦王朝吗？显然不能。这颗被历史强塞进中国人民嘴里的“巧克力”成色确实是差了些，如果用比喻的话说，秦始皇是一只翱翔于天际的大雕，胡亥不过是一只在谷仓周围啄食的家雀。
这样一种境况和格局，当然会演绎出完全不同的历史故事。家雀的故事完全无法与大雕的故事相提并论。小巧轻盈几无分量如胡亥者，即使坏也坏得很肤浅，并且往往是模仿出来的，脱不了先皇的窠臼：胡亥刚一当上皇帝，为了享受“君临天下”的威势，就仿效他爹也来了一次“东巡”，路线几乎与秦始皇相同，南到会稽（浙江绍兴），北至碣石（河北昌黎），最后经由辽东（辽宁辽阳）风风光光返回首都咸阳。与此同时，他还以作死的节奏大肆骄奢淫逸了起来，骄奢淫逸的方式，也同样是我们两千多年以来从历史记载和稗史逸闻中不断看到和听说的，诸如皇帝及围绕在其身边的国家利益集团打乱国家正常政治秩序用残暴手段诛杀异己（宫廷内斗）；不顾国家财政状况大兴土木建造皇宫陵寝等形象工程（彰显威权）；对老百姓进行敲骨吸髓式的横征暴敛（超高税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动用国家机器禁绝任何思想流动（思想禁锢）；收集天下奇花异草珍禽奇兽在酒池肉林中宣淫泄欲（腐败糜烂）……等等。这方面的内容，司马迁在《史记》中都有极为生动的记载，限于篇幅，此不赘述。
有必要指出，后世皇帝和大臣干这些事情基本上都是出自于与帝国制度相匹配的“沿袭”，具体到胡亥，钳制老百姓和骄奢淫逸的方式则基本上都是他爹“首创”的，例如“焚书坑儒”，例如修建阿房宫，例如建秦始皇陵；当然，也有的源于这位二十多岁年轻人的“人生理想”——有一次胡亥情不自禁跟赵高感慨说：“现在整个天下都是朕的了，能在有生之年享尽富贵欢乐，实现所有心愿，是多么惬意的事情啊！”如果一个人把精神享乐和肉体享乐上升到人生理想的高度，还能有什么人什么力量可以阻止他沉沦堕落直至把自己玩儿死呢？
可以说，“沙丘之变”是赵高、胡亥和李斯为秦朝同时也为自己挖下的一个大坑，这个坑迟早是一个问题，为了遮掩它，就需要不断地挖新坑填埋它，这意味着当事者不得不去做原本并未曾想去做的事情，于是，事情开始向当事者无法控制的方向发展。古今中外很多著名的历史事件，其实都是在类似情况下发生的——我们顺理成章地进入到了本文所设定的话题：氛围。
“氛围”在胡亥年代主要体现为社会恐惧，而社会恐惧又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统治者的恐惧，即胡亥政治集团自身的恐惧。我们看司马迁的描述——赵高敏锐地嗅到了气味，提醒胡亥说：“夫沙丘之谋，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今陛下初立，此其属意怏怏皆不服，恐为变……”胡亥顿时觉得后背发凉，于是惊问道：“我靠，这可怎么办？”赵高出的主意既阴损又毒辣：“严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诛，至收族，灭大臣而远骨肉；贫者富之，贱者贵之。尽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亲信者近之。此则阴德归陛下，害除而奸谋塞，群臣莫不被润泽，蒙厚德，陛下则高枕肆志宠乐矣。”（司马迁：《史记·李斯列传》）狠到家了，损到家了，也歹毒到家了。
对此，秦二世胡亥是怎么反应的呢？司马迁接着描述道：“然高之言，乃更为法律。”即同意了赵高的意见，并且将这些极端措施制定为国家法律，“于是群臣诸公子有罪，辄下高，令鞠治之。杀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阳市，十公主矺死于杜（地名，今咸阳以北），财物入于县官，相连坐者不可胜数。”（司马迁：《史记·李斯列传》），在亲族大臣的血海和庶民百姓的涂炭之中，胡亥似乎是坐稳了皇帝，岂知，恰恰是他自己亲手酿制了导致其灭亡的最后一杯鸩酒。
4
然而秦王朝还没有到最终灭亡的时刻，如果说作死的话，胡亥还有一些“死”没有来得及“作”成，他需要抓紧时间了。
依据历史的内在逻辑，与“善”相对应的“恶”是大不义，是应当并且必将受到惩罚的，古往今来我们看到的大多数历史戏剧，剧情基本上都是这么安排的。历史戏剧都是尖端戏剧，往往体现人类智慧的极高状态，这就是说，历史戏剧的核心要素是大“善”与大“恶”，“善”要善出个样子，“恶”也要有点儿质量才行。然而在胡亥这件事上，故事有点走样儿，由于这个人在复杂情势面前基本上没有应对能力，这就给丢失了人的物件儿的赵高创造了运筹于帷幄之中、充当秦帝国事实上的皇帝的条件。我们读《史记》会有一种强烈印象：“沙丘之变”之后，尽管有一个著名“秦二世”，然而真正主导秦王朝内外事务，带着大秦帝国以令人赏心悦目的速度奔向覆亡终点的却是赵高，胡亥不过是一个有用的摆设而已。我前面所谓胡亥“作死”实际上是一种调侃，这个人“作”的是平庸之“死”、愚蠢之“死”，无能之“死”。
胡亥以整个秦王朝的灰飞烟灭作为代价最终证明其不过是一个“什么也不是”的人。在这种反常的国家政治形态下，发生由赵高主谋、胡亥策应的诛杀李斯事件——这个事件主要起因是赵高意图取李斯丞相位而代之——当然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司马迁在《史记》中描述了这件事。
我想提请读者注意胡亥在这件事中的表现——李斯耐受不住赵高的酷刑，屈打成招，尔后李斯上书胡亥，申明自己无罪，“赵高使吏弃去不奏，曰：‘囚安得上书！’”李斯绝望，“终不敢更言，辞服。”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罪状。赵高将此情况汇报给胡亥，“后二世使人验斯，斯以为如前，奏当上，二世喜曰：‘微赵君，几为丞相所卖。’”意思是：“幸亏有了你爱卿赵高呀，否则我就被李斯这厮给骗了。”结果，“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这当然是令人唏嘘的李斯个人的悲剧，然而它又何尝不是整个秦王朝的悲剧，不是整个中国历史的悲剧呢？
恶如积流，一旦放开，休再遏止。诛杀李斯之后，赵高并未停下脚步，于是如愿以偿成为秦帝国丞相的“赵高用事于中，将军有功亦诛，无功亦诛”，被迫害至死者无计其数，乃至于“宗室振恐，群臣谏者以为诽谤，大吏持禄取容，黔首振恐。”朝廷“氛围”极为恐怖，人人噤若寒蝉、如履薄冰。
如果我们据此就认为秦朝之恶全部源于宦官赵高，也不公平。胡亥确实无主见，无智慧，无才能，然而他毕竟还顶戴着秦国皇帝的桂冠，你要说他对混乱的国家状况不负一点儿责任，显然是说不过去的。
接下来又发生什么事情了呢？“初，赵高为郎中令，所杀及报私怨众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毁恶之，乃说二世曰：‘天子所以贵者，但以闻声，群臣莫得见其面，故号曰朕。且陛下富于春秋，未必尽通诸事，今坐朝廷，谴举有不当者，则见短于大臣，非所以示神明于天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与臣及侍中习法者待事，事来有以揆之。如此则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称圣主矣。’二世用其计，乃不坐朝廷见大臣，居禁中。赵高常侍中用事，事皆决于赵高。”（司马迁：《史记·李斯列传》。
面对如此这般的历史情景，你难道不觉得丫胡亥完全是在作死么？事情还远不仅于此，自我感觉良好的胡亥同时又“作”了两件事，一是继续修阿房宫，一是为秦始皇造陵寝，这两项开支浩大的国家工程，耗尽了帝国的经济血脉，只好转而以加重税赋徭役的方式，从原本就没有富裕起来的民众（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富国穷民”是商鞅在秦孝公时代实行变法以来秦国的最主要国家特征）中抽取民脂民膏……以这样的节奏治国，也就是我们说的“作”，不“死”还等什么？！
果真，秦王朝很快陷入严重的内忧外患。除了我们上面说到的朝纲混乱之外，《史记·秦始皇本纪》还记载，秦二世二年“七月，戍卒陈胜等反故荆地”，被秦始皇灭掉的燕、赵、齐、楚、韩、魏六国贵族纷纷啸聚起来，调兵遣将征讨秦国，“秦二世三年，楚国上将军项羽急击秦军”……在不安与恐惧的“氛围”中，秦国进入多事之秋。这一年命中注定将过得极为不平凡。
这时候秦二世胡亥在想什么、干什么呢？他对此无感，即使“有感”也没办法，只能过一天是一天，而这一天又一天的过法，几乎完全由权倾朝野的丞相赵高来决定，他自己是既没有主张也不敢有主张的。于是，压倒秦朝的最后一根稻草——指鹿为马事件——也就如期发生了。
我们看司马迁的描述：“八月己亥，赵高欲为乱，恐群臣不听，乃先设验，持鹿献于二世，曰：‘马也。’二世笑曰：‘丞相误邪？谓鹿为马。’问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马以阿顺赵高，或言鹿，高因阴中诸言鹿者以法，后群臣皆畏高。”(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没有任何文字比司马迁的描述更让人有栩栩如生如临其境之感，我们几乎可以感觉到“赵高”、“二世”、“左右”最细微的心理活动。我没有任何必要再不自量力进行进一步解说了。
最恐怖的恐怖未见得必有鲜血，氤氲于朝廷之上的恐怖“氛围”，看似轻缈，甚至有一种开玩笑的意味，然而它对于人心的统摄与威逼，却是极为严重的，这要比看到数百数千人被当场屠戮更具威慑效果。这种效果不仅发生在当朝，发生在不得不屈从于赵高淫威而被迫认鹿为马者身上，它更绵延进了漫长的中国历史之中，成为了中国人精神肌体上的一个痛点，每遇合适气候就要发作一下，即使两千多年以后的我们，也难以摆脱它给我们造成的精神剧痛，尤其是在你有口不能言、有话不能说的时候，尤其是在你不得不承认说那匹鹿就是“马”的时候。
紧跟着赵高又觉得胡亥碍手碍脚，成为了自己的威胁，于是铤而走险走上了弑君之途，把胡亥也给灭了，扶持了更没有本事的公子婴，公子婴又进一步“刺杀高于斋宫，三族高家以徇咸阳。”（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与此同时，刘邦、项羽的大军已经兵临城下，在宫廷内斗中耗尽内力的秦王朝无力阻挡，做了46天皇帝的子婴只能投降。这是公元前206年的事。这意味着历史最终出来说话了，所以才有了“秦二世而亡”的说法。
不可一世的辉煌与威权全部瞬间幻灭，昏庸皇帝胡亥以及以赵高为首的利益集团都得到了报应，秦王朝在历史册页上留下了一道从兴盛到覆亡的清晰而深刻的历史划痕。值得指出的是，历史从来不是高悬于历史过程之外的玄妙之物，这个无情的逻辑线是无法改变的。耐人寻味的是，萦绕在这条逻辑线上的“氛围”，犹如不在之在，自始至终都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5
“陈行之先生，咱不说历史了好不好？你能不能再举个离我们近些的例子，让我们也有一点儿现实感，来说明你所论证的道理噻？”好，我们就说说文化大革命吧。
文化大革命期间整个社会都失去了理性，谁都不打算好好过日子了，“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被“革命”遮掩着的“破坏”成为了普遍的社会主题，这是国家政治极化在社会层面的反应。这种反应有一个从上至下的延展过程。说到文化大革命的初始动因，有历史学家倾向于认为，是毛泽东为了掩饰自己搞大跃进犯下的国家治理错误，推卸由此不得不承担的政治责任和经济责任，不惜铤而走险，打乱乃至于摧毁现有国家政治结构和政治秩序，置自己的政治对手刘少奇、邓小平于死地，需要借助于社会层面的民众热情，而“借助于社会层面的民众热情”的最主要方式，当然是制造“氛围”，因此才有了“炮打司令部”、“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只有一句话：造反有理”、“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之类的政治蛊惑；才有了“打倒全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我对你们（红卫兵）表示热烈的支持”的政治煽动……这些“氛围”如雾霾一样在大地上蔓延，就像某些动物能够预先感知地震一样，人们当然能够嗅出国家政治气味发生的重大改变，预感到一场空前残酷的政治风暴即将来临；他们做出的行为对应，也与蛤蟆、老鼠没有什么不同，那就是趋利避害，尽可能远离危险，好歹活下去。
结果我们看到，人——这里非指某一部分人，我是说所有人：政治家、学者、普通民众——极为迅疾地调整了自己做事情的方式：投机家投毛泽东所好，为个人崇拜推波助澜，林彪所谓的“毛主席是中国几千年、世界几百年才出现一个的伟大天才”、江青所谓的“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之类，生动反映了中国政治与传统意义上的家国理念血脉相连，其内里的肮脏和腐烂远超善良人的想象。《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历史已经证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在这里，“发动”和“利用”都是通过“氛围”或“制造氛围”来实现的。这里的“氛围”，既有“领导者”和“反革命集团”的主观故意（激发），亦有与他们的作为在社会层面所对应产生的客观效果（应对），它们像两股绳子一样扭结在一起。没有这个东西，要让一个拥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在短短几个月内陷入被称之为“浩劫”的大规模社会灾难，是不可能办到的。
说到人对“氛围”的对应，有一个人似乎不能不提，这个人就是尊敬的郭沫若先生。
我们看到，在来势凶猛的恐惧“氛围”面前，即便是煌煌如郭沫若者也被吓得魂飞魄散灵魂出窍——1967年6月5日，在亚非作家常设局举行的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二十五周年讨论会闭幕式上致闭幕词时，郭沫若朗诵了他的一首诗，“献给在座的江青，也献给在座的各位和各位同学”（见1967年6月6日《人民日报》）。其中有如下诗句——
亲爱的江青，
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你善于活学活用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你奋不顾身地在
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
使中国舞台充满了
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我们要使世界舞台也充满着
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我曾经用“辱没八辈祖宗的文字”来形容郭沫若先生大跃进以及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系列诗作，此篇即为明证。问题是，郭沫若先生绝非等闲之辈，而是中国三四十年代最重要的文学家和历史学家，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这样一个沉甸甸的人物，怎么就会写出如此这般就连最不要脸的人都要脸红的文字呢？他如果不是“高级黑”，打算羞辱敬爱的江青同志的话，我想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不写这样的文字他会死。
是的，文字固然有些丢人，然而他选择的“写”这件事却并未失减其作为顶尖学者的精明——在“活下去”这个层面，他确实比投湖自尽的老舍、携手上吊自杀的傅雷夫妇等数十万以死回应当时“氛围”的人来得聪明，来得机巧，他是在用此种方式告诉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的主子：我什么都不是，您千万别把我当人，我愚蠢极了，我威胁不到任何人……“无产阶级文艺旗手”江青看到这个人成了这个样子，确实威胁不到什么，结果就让他活下来了。可见，“氛围”是可以改变人性的，而人性的改变又与国家政治氛围的改变息息相关，人性改变既是国家政治气氛改变之果，又是国家政治改变之因，它们互为因果，相辅相成。
当然，也不是所有人像郭沫若那样苟且偷生，林昭、张志新之类的人对当时社会情状即当时“氛围”的反应，就与“郭沫若”截然不同，尽管同处在黑云压城的环境之中，他们始终是站立着的，他们以一己之力阻抗着无处不在的“不在之在”，尽管他们最终被碾压成了齑粉，但是他们所显示的人的尊严与力量，足以使他们在中国知识分子史中占据让人景仰的位置，事实上他们得到了那个位置，我们之所以直至今天对于他们仍然念兹在兹，不仅仅因为他们抛却生死言人之所不敢言的担当和勇气，更是因为他们柔弱身躯所含蕴的强大精神力量啊！
历史永远是耐人寻味的，如果把林昭、张志新作为坐标系，那么，在他们之前“前有古人”，在他们之后“后有来者”，这股精神力量的潜流像血脉一样从未从祖国母亲身上断流；与之相反，郭沫若式的投机家也从未绝迹——有时候我想，假如郭老先生龟年鹤寿活到今天，说不定也会站出来断言“中国已经全面超越美国”、“中国的综合国力已相当于美国的1.38倍”；说不定也会鼓吹“私营企业退场论”；说不定也会跳出来重申“消灭私有制”……真说不定的。
你看，历史就这样耐人寻味地证明了人们反应“氛围”时，总是不可避免带有“郭沫若”色彩，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使“郭沫若”成为“郭沫若”的原因，也许正因为看到了这个原因，我对于郭老尽管嫌恶却总是憎恨不起来，我觉得他也挺不容易的。悲剧总是喜欢带着喜剧的面具，当一个“非我”的人要远比用“本我”活着来得辛苦啊！既然所有存在都是合理的，你又有什么理由责怪选择与你不一样活法的人呢？该宽容还是宽容一些吧！
可见“氛围”这个东西会结出完全不同的果实，有的酸甜可口，有的既苦又涩，“氛围”就是在用这种几乎荒唐的方式重新塑造着世界，而它“爆炸”的“奇点”，至少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上，并非我们观念中所想象的庞大恢弘的历史事物，真可谓“亚马逊森林中一只蝴蝶扇动翅膀，就可以引起太平洋海啸”啊！正是载入史册的1966年，由于有我们前面说过的毛泽东的愿望与动机，政治极端主义野心家、阴谋家“四人帮”才登堂入室出来弄潮，才有导致国民经济陷入崩溃边缘的全民作死，才有致使无数人失去性命的国家危难——伟大领袖一念之差鼓动起的社会“氛围”，竟然能够导致如此大面积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和文化危机的发生，是不是有些触目惊心？！
历史绝不重复，但有些历史画面却会反复出现，人们正是在这种似曾相识的过程中变得警觉和成熟起来的。
2019-4-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