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研究历史,需要悟性和想象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11 次 更新时间:2019-04-29 23:2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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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奎松 (进入专栏)  

  

一.拿着“法学”学位开始研究历史


   我小学三四年级以后,父亲就给我灌输上清华,学工科的好处。而小学音乐老师那时候也看上了我,认为我有唱歌的条件,因此定期给我辅导,让我参加合唱队,包括演节目,鼓励我将来报考广播学院附中。可是我刚上到五年级不久,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成了“失学儿童”。以后跟着父亲去了“五七”干校,多少个月起早贪黑跟着原国家计委委员廖季立把连队的羊群赶到十几公里以外的水库滩地上去放牧。一年以后回北京分配进了工厂,从学徒当到学徒的师傅。一直到1976年四五事件中因为写“黑诗”被抓进北京第一监狱看守所,我想我从来也没有想到过以后会去研究什么学问。1977年从监狱出来,有了高考的机会,当时家里商量的也是将来要跟着父亲向经济学方面去发展。只是由于当时第一次恢复高考,高校还没有经济学专业的设置,因此头两个志愿报的是政治经济学,是为正打。想不到头两个都没录取,最后歪着到第三志愿:历史。所谓歪着,则是说我被录取的其实还不是历史,而是中共党史专业。这个中共党史专业,当时——今天恐怕也一样——并不是史学的一个门类,它完全是一个“四不像”:既非史学,也非政治学,被划在所谓政治理论专业,毕业时学位证书上却写的是“法学”学士。结果很搞笑,我知道中共党史专业毕业的学生,不少都转去法律系读研究生。更有些学生,一天法律知识没学过,仅凭着一张法学学士或法学硕士的学位证书,摇身一变就直接进了法律界,甚或当上了律师。

  

   影响我走上史学研究之路的原因很多,第一个原因是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的授课中,还是有历史课的设置,那个时候“文革”刚结束,给我们上课的还有个别资深的老教授,如郑昌淦先生等。同时,党史系里也还是有一些按照史学方法做研究的教授,包括我的论文指导教授杨云若、思想史教研室的教授彭明等。他们对我都有影响。第二个我认为最关键的原因,是因为中共党史的学习,使我对许多历史问题发生了兴趣,同时当时条件下大量不顾史实的党史宣教,也刺激了我想要从事中共历史研究的意向。因此,大学毕业后我没有再去读学位,而是找关系进了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做了《党史研究》杂志的编辑。在1982年那个时候,中共党史研究室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刚成立不久,资料条件还并不十分好,中共中央党校因为历史悠久,又是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档案馆是平行单位,久有业务往来,因此从挖掘中共历史文献资料的角度,那里是最适合我们这种初出茅庐的年轻人的地方。我正是在那里,开始了我的史学研究之路。

  

   像我这样不做古代史和文化史研究的人回答起来恐怕很不专业。但是,这又是我们这些正在做新中国建国史研究的学者人人都应该也必须要面对和研究的一个重大历史问题。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在读新中国建国前后大批跨时代的历史人物的书信时就有一个深刻的印象,即他们中许多人在1950年代以前和以后书信的称谓及书写格式,出现了极大的改变。以前历史上一直延续下来的传统的称谓方式,即区别尊卑、长幼、亲疏、大小等种种身份差别的书面敬语,1949年以后几乎不复存在了,大家都逐渐改换成了最简化的苏式的“亲爱的××同志”和“致以布尔什维克的敬礼”(或“致布礼”)之类的最西化的方式。影响到今天,许多年轻学生,连给老师写信时该用“你”还是该用“您”都毫无概念。类似的这种改变,从穿衣戴帽到言谈举止,到接人待物,到婚丧嫁娶,乃至于到思维方式,几乎都是颠覆性的。我经常想,当我们几十年来堂而皇之地批判所谓“全盘西化”,大谈所谓“中国化”,强调“爱国”和“民族”的时候,不知有没有人意识到,其实在中国历史上,1949年以后恰恰是中国被西化得最彻底的一个时代?

  

   至于说到个人,我相信,我们每个生活在这种已经变化了的社会文化空间里的中国人,都无法不受到这种传统断裂的冲击和影响。而旧的传统一旦丧失,新的观念习俗就会渗入到人们的血液之中,怕是没有什么课能够补得回来的。因为,我们这里所说的任何一种所谓传统文化,指的其实主要是溶化在亿万国人血液中的观念、礼俗和行为举止等种种习惯性的社会生活观念和社会生活方式,它的延续多半是通过按照这些传统方式生活的家庭和由无数这种家庭所构成的社会环境的习染,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社会上的每一个人的。一旦旧的传统方式被外力强行中断,或破坏,就一定会被其他非传统的新的观念、礼俗和行为方式所取代。当人们逐渐接受和习惯了这些新的观念、礼俗和行为方式以后,你想通过改变某些书本的内容,或像于丹那样按照她的理解水平去给老百姓灌输一些经过她演绎的古代典籍中的思想观念,去恢复国人久违了的传统,实无异于痴人说梦。

  

   我不知道我自己的身上还有多少传统的东西存在着。我很清楚,我和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早已西化得不成样子。我唯一觉得庆幸的是,我虽然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我却从小生活在一个相对还保留了某些传统礼俗的家庭里面。我很清楚地记得,从小外婆就手把手地教我和妹妹吃饭前如何摆筷子,爸爸的座位应该在哪儿,妈妈的座位应该在哪儿,外婆的座位应该在哪儿,我和妹妹的座位应该在哪儿。摆筷子时两支筷子应当并拢摆齐,筷子尖应当冲里。爸爸妈妈回来得再晚,只要没有事先说明,再饿也要等他们回来才能开饭。快吃饭时要听到大人叫才坐到桌前,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双手还要放在桌下,既不能趴在桌上,也不能玩弄桌上的东西。要等爸爸妈妈动了筷子,小孩子才可以开始动筷子。吃饭时人再小也要把碗端起来吃,夹菜碗里的菜不能去乱翻,更不能挑里面自己喜欢吃的东西来吃,只能从面上夹;还不要把筷子伸到菜碗的另一侧去,只应当夹菜碗朝着自己一侧的那部分菜。嚼饭菜的时候还要把嘴闭起来,不能张着嘴叭唧叭唧弄出声来……

  

   家里那个时候究竟有多少规矩,今天已经数不过来了。我很难说,这些都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但无论如何,我们的许多最基本的为人处世或接人待物的礼俗文化都是从这种家教和祖孙相处的耳濡目染中延续下来的。而这些又恰恰是今天我们这个号称“文明”的新中国所极度欠缺的。传统何以会断裂?说起来也很简单。因为那些在今天人们看来的繁文缛节,说到底都是富裕人家才会去讲究的东西,穷人家多半是没条件去学的。孔子所谓“仓禀足而知礼节”;孟子所谓“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已。”讲的就是这个道理。1949年以后,过去的富裕人家及其文化人不再主导这个社会,甚至成为被压制的对象了,依附在他们身上的传统文化自然也就连同他们的阶级出身一起,被当成脏水一道泼掉了。即使像我外婆或父母那样从小有意无意地还会对我们灌输一些这样或那样的规矩,也无法在我们身上烙上多少传统的痕迹。和那些从来没有接触到这种家教的孩子相比,我们可能充其量也就是在待人处世上稍多一些禁忌而已。

  

二.研究历史的乐趣


   有人问我研究历史的乐趣的是什么,我说最初的乐趣是“破案”。历史研究有点像刑警破案,通过种种珠丝马迹,深入发掘拓展,找到更多的线索,运用逻辑分析和推理,把所有能够掌握到的历史碎片串连拼合起来,最后组成一张相对完整的历史过程图,弄清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发生了什么、发生的经过情形如何以及原因何在等等,从而揭示一个过去不为人所知或被人误读的历史秘密。我刚开始从事这项工作时,每完成一篇论文,就都会有这样一种成功“破案”的满足感。

  

   但是,随着自己研究的范围越来越大,思考的问题越来越多,和读者、学生之间的交流越来越直接,我就越发感到仅仅满足于这样一种职业的兴趣是远远不够的。我经常和同学们讲“问题意识”的重要性,经常提醒年轻的历史研究者要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和人文关怀的精神,就是基于我自身和当今史学研究的某种危机感出发的。我们还在1990年代初就己经清楚地发现,现今的历史研究由于社会学、人类学方法的介入,变得越来越重视微观,重视下层。许多学生,甚至是学者的研究题目,恐怕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研究出来以后对这个社会有什么用处。我们那个时候做过粗略的统计,不要说大量地方杂志上发表的史学论文,仅以北京当时最好的《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上发表的论文来说,其中许多文章发表后,除了作者自己用来评职称需要和极少数几个因为要写相关论文的学生会去读一下以外,就成了废纸一堆。可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又有多少历史问题,或在实际上是必须要通过历史研究来解答的问题,需要有人去研究啊!为什么我们的学者不能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把他们的聪明才智,针对我们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和不断涌现出来的各种各样人们关心的问题,去做出比较深入和比较专业的解释来呢?我的观点是,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我们每个人的时间也都是有限的,如果我们确实是历史研究者的话,我们有什么必要把时间浪费在那些对我们深入了解我们的历史,认识我们的今天,帮助我们的后人更好地把握未来没有意义的事情上面呢?而我今天研究历史的最大的乐趣,就是我的每篇文章或每本书,都有相当多的读者,而绝大多数读者都能够因为读了我的文章和书而对历史或现实有所反思和警悟。

  

三.记忆中的八九十年代


   1980年代我曾在三个单位呆过,在人民大学上学,到中共中央党校工作,然后又回到人民大学当老师,1990年终于选择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那10年是我步入史学研究的开始,1985年和我毕业论文的指导教授杨云若老师合出了第一本书,即《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同时主编了三卷本的《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资料集)》。那些年可以说主要精力都放在了查阅搜集各种文献史料上面,当时还没有用电脑,全部都用手抄卡片。教研室所藏资料,除了建国以后的部分以外,绝大部分都找来读过,光是各种资料卡片,就做了万张以上。那个时候也没有科研经费一说,我们编资料集完全是自费,按照全国期刊篇目索引,全国各地所有藏有相关资料的图书馆,无论大小,几乎都跑遍了。因为没钱,全部都是坐硬座,有时还得站着。那个时候刚刚通过《档案法》,中央档案馆也一度不得不对外开放,因此我给校领导打了报告,经过批准后,有空儿就坐上公共汽车往中央档案馆跑,一连跑了几年时间。所有这些基础的资料工作在下一个10年,即1990年代都见了成效。那10年,我从1991年开始,接连出版了6部专著。

  

记忆中的1980年代,是一个充满了变化的10年。记得那个时候刚刚开始中共党史大讨论,什么意见都有,包括胡乔木在起草新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初期,许多讲法都十分大胆。中央档案馆那时的开放,也是他力推的结果。但严格说来,当时中共党史的研究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还较深。尤其是在新的决议发表之后,许多已经开始的讨论受到了新的限制。而另一个方面,即对中国国民党史的研究,在那个年代却出现了一个高潮。随着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开放,中国国民党史研究顿时成为一片待开垦的处女地,许多过去做中共党史研究或中国革命史研究的学者转去做国民党史研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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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现代史研究通讯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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