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珺:北洋时期舆论环境中《申报》的言论策略与身份定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6 次 更新时间:2019-04-28 23:3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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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珺  

   内容提要:舆论环境的良好与否与新闻业的发展状况有直接的关系,也是一份报刊能否良性发展的关键。北洋时期的舆论环境由官方对舆论的控制、民间对舆论的诉求、媒体对自身身份的定位三个方面共同构成。虽然《申报》在这一时期也曾有过明哲保身、置身事外的错误做法,但能够在与民间舆论的互动中积极调整报道方向和政治立场,选择同民间舆论保持一致,殊为可贵。更为重要的是,在面对权贵的威胁和利诱时,《申报》能够明确并坚持自身“社会公共机关”的立场,坚定自身独立大报的发展道路,体现了《申报》面对政府新闻政策所展现的言论策略和博弈智慧。

   关 键 词:北洋时期  舆论环境  《申报》  办报策略

  

   新闻媒体社会功能的发挥,与特定时空条件下的舆论环境存在直接的、相辅相成的逻辑关联。北洋时期,政治动荡,政权更迭频繁,代表不同阶级阶层利益的政党及社团力量相互碰撞。与此同时,舆论活跃,报业兴盛。这一时期,著名民间报纸《申报》的发行量激增,社会影响力几近全盛。在史量才等人的主持下,《申报》顺应时局,主动与政府的新闻法规政策展开博弈,宗旨唯在反映社情,呼吁民声,评论政局,引导舆论;与大众舆论积极互动、相互声援,指陈社会问题,抨击政治弊端;发表独立言论,坚持自身“社会公共机关”的立场,承担了媒体应尽的社会责任。本文拟从社会史的视角来探讨北洋政府时期的舆论环境与《申报》的言论策略与身份定位。

  

   一、《申报》与政府新闻政策的博弈

  

   民国初立,政局不稳,官方新闻法规数度废立。政府控制舆论的手段和力度多次变化,从民初的提倡“言论自由”到袁世凯时期的“压制言论”,又经历北洋时期的“再倡自由”到“取缔言论自由”的转变。但无论新闻政策如何变迁,其目的均是为当权者获取政治利益而服务。针对北洋时期特定的舆论环境,史量才等《申报》主事者抓住报业发展的良好时机,积极应对政府多变的政策法规,时而激进,时而温和,时而奋力抗争,时而委曲求全,尽量避免和政府发生正面的冲突,以保持自身独立商办大报的角色,体现了《申报》言论策略的原则性和灵活性。

   (一)力争报道事实

   民初《临时约法》从法律上保障了人民的言论自由——“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结社之自由”,但同时又规定言论、著作及刊行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受限制”,这种模糊的措辞实际上为报纸受到政府管制埋下了伏笔。当时的报界对此颇有微辞,认为这种“自由”只是“纸上的”自由,他们强调报纸应该拥有“绝对的自由”,但同时报界也认为“夫所谓绝对自由者,非绝对不受法律之制裁也,实不受专为言论出版而设之法律之制裁耳”[1]255。由此报界有人提出“报界所宜联合请求于将来之正式国会,非达目的不止者也”[1]255。《申报》从创刊伊始便提出“务求其真实无妄,使观者明白易晓,不为浮夸之辞,不述荒唐之语”[2],强调新闻报道的客观与真实。

   早在1886年8月,《申报》曾发表题为《论新闻纸之益》一文,认为在讨论国家事务时不必有所顾虑有所畏惧,应该尽量向当道陈述有利于国家的事情,而不必有所怕惧[3]。五四运动期间,《申报》再次声明“我之论调诚有过于和平之处,然而和平者措词其命意固未尝有所忌讳也,何也,未受任何方面之豢养,故无不可言之隐痛也”[4]。强调了《申报》自创刊以来未曾收受任何方面的津贴、分红,所以能够不畏惧任何势力的威逼利诱,进行真实报道。但在北洋政府统制时期,新闻真实性原则必然与专制统治政府有抵触。当真实性与政府管制发生冲突之时,《申报》有时选择的是进行正面较量。《申报》想方设法在政府有关新闻法规、政策的管制下,寻求突破口,在办报实践中,努力做到报道事实,不必有所怕惧。

   民国成立之后,孙中山鉴于前清报律被废,又没有新的新闻法规出台,为管理全国的报业,临时政府于1912年3月4日颁布《中华民国暂行报律》共三章,要求报纸注册发行人和编辑人注重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原则,严禁有破坏共和国体的言论发表。但孙中山和临时政府内务部的此举却引发了全国报界一致抗议。3月6日,以《申报》、《新闻报》、《时报》等为首的数家上海报纸联名致电孙中山表示拒绝承认《中华民国暂行报律》。第二天《申报》联合《新闻报》、《时报》、《民立报》等报纸同时刊登了章太炎的《却还内务部所定报律议》,对《暂行报律》进行了逐条批驳。《申报》还在“清谈”栏目中再次表明自己的态度:“言论自由共和国之通例,监督政府报纸之天职,今新政府雏形未完,我言论界对于当轴之举动,方自愧未能确尽监督之天职,不谓内务部反横加取缔,钳制我自由之言论。吁可异矣。”[5]面对报界的舆论压力,孙中山表现出了宽容的胸怀和从善如流的品德,于3月9日宣布取消《暂行报律》。在复电中,孙中山再次重申坚决维护言论自由,颁布《暂行报律》的初衷是“补偏救敝”而绝非钳制舆论,并且表示以后一定遵守立法程序来设立新闻法规。这次“报律之争”显示了在民国初年报界与政府的博弈中取得了暂时的胜利,这当然也是由于革命甫成,民众对民主自由的呼声极高,同时新生政权疲于应付诸多内政外交问题,无暇顾及与报界的斗争。

   (二)巧妙对抗严苛的新闻法律

   1914年1月,当袁世凯宣布实施《报纸条例》时,《申报》不仅在报道中说,“报纸天职有闻必录,若取缔过严,殊非尊重舆论之道,故应取宽大主义”[6],还认为“权势之辈也蹂躏自由,严分等级为法律,是法律与自由平等不相容也”[7]。为了表明对《报纸条例》的抗议并非自己一家报纸所感,《申报》还特意转载了《字林西报》等其他报刊批判《报纸条例》的言论,借以强调“律中多有可笑可怪之处”[8]。

   1916年1月1日,袁世凯决意改元洪宪,并要求全国各报纸不得再使用民国纪年,而改用洪宪纪年。淞沪警察厅特意电函上海日报公会,威胁上海各报如若不改用洪宪纪年便以禁止发卖报纸为惩罚。《申报》于1月12日发表《本馆启事》,向公众表明来自政府的压力,无奈之下只得取消民国纪年而改用洪宪纪年。由于此前《时事新报》因拥护共和、反对帝制、力持公论而被袁世凯政府下令禁邮,为了避免同袁世凯政府发生正面冲突,上海各报经过商量之后采取了一种巧妙的方式来应对,即从1月26日起,各报在公元纪年下用非常小的六号字排印了“洪宪元年”四个字,字体纤细,读者如果不是刻意寻找,几乎看不到。《申报》更是故意将“洪宪元年”中的“宪”字刻漏,再补上的时候又把“洪宪元年”四个字印得模糊不清、似是而非。这种排印的方式一方面避免了当局的干涉,另一方面也表达出了报界的消极抵抗和对帝制的不屑。

   纵观这一时期《申报》的言论策略,依然坚持了独立的政治立场,但又不愿与袁世凯政府发生正面冲突,因此采取了较为巧妙迂回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态度,使得袁世凯政府无法抓住把柄直接打击《申报》。

   (三)为求生存而“委曲求全”

   1916年6月17日,北京政府下令各省取消报纸保证金制度,6月21日通饬停止函件检查,6月29日国务院会议决定恢复旧约法。这一系列的做法使民众从形式上再次获得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所赋予人民的言论、著作、刊行、集会等自由的权利。7月6日到8日,北京政府内务部更是宣布此前查禁的各报“应即准予解禁”、“一律自可行销”[9]6。据此,上海的《时事新报》、《中华新报》、《民国日报》、《共和新报》、《民意报》、《民信日报》等20余种曾遭禁邮或查封的报纸得以恢复出版和邮发,北京等地被捕的报人也得以获释。但好景不长,1916年9月,北洋政府内务部警备司颁布实施了《检阅报纸现行办法》,规定政府“选派专人逐日检阅在京出版的报纸,在外省或外国出版的报纸则选购检阅,把现行法律中有关报纸的规定作为检阅报纸的标准(引者注:当时主要指《出版法》)”[10]150。但此举是事后检查,且执行情况并不严格。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渐渐传播,出现所谓的“过激主义思潮”。北洋政府立刻对这种“过激主义思潮”的出现感到惊惧和恐慌,防止“过激主义思潮”的传播并且严禁“赤化宣传”成为了北洋政府钳制舆论的重点。1919年9月16日,国务院颁布了《查禁俄过激派印刷物函》,强调“俄过激党既有以印刷物流布中国,意图煽惑情事,亟应加意侦防,严密查禁,以戢乱萌”。1920年4月10日,北洋政府又发布《为防止过激主义电》,同样也是针对阻止苏俄和赤化宣传的措施。凡是被政府冠上“过激党人”帽子的报人几乎都难逃迫害的厄运,《新青年》和《劳动界》的编辑发行人员都曾被辑拿查办,遭到追捕。而这一时期最为极端的事件是邵飘萍和林白水先后被奉系军阀杀害。1926年4月26日,《京报》社长邵飘萍被张作霖以“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的罪名加以逮捕,且一经逮捕“立即枪决”。1926年8月5日,《社会日报》社长林白水因刊登《官僚之运气》一文,揭露张宗昌同潘复相互勾结的丑闻,于当晚被张宗昌逮捕,翌晨被枪杀。这一事件被认为“自从民国成立以来,北京新闻界虽备受反动军阀的残酷压迫,但新闻记者公开被处死刑,这还是第一次”[9]11。

   面对北洋政府从“再倡自由”到“取缔言论”的政策变化,作为一份民间大报,为了能够生存下去,为了能够客观公正地报道事实,《申报》在这一时期采取的言论策略是注重观点的平衡,不做“一边倒”的报道,尽量不触怒北洋军阀,《申报》早有如下言论主张:“不患人之多言,而特患人之不言,是以博采舆论以见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则行之,其所恶者则改之,故每遇可行可止之事,得以抒所见闻,直陈议论。”[11]由此,《申报》着力搭建了一个多元性言论的平台,使得记者的报道、文人的言论、政府的公告都能够在报纸上刊发。

   这种言论平衡的策略所带来的结果是,无论是对南北和议问题的报道、评析,对府院之争的关键问题分析,对山东问题国际国内各方反应的分析,还是对“二十一条”的分析,《申报》既能够全面报道各方态度,同时又始终巧妙地表明自己的观点和主张。

   虽然《申报》在报道同一件事实的过程中,非常注重观点的平衡和表达的多元,但其中仍会显示出自己的立场和倾向。在五四运动期间,《申报》明显表达出支持爱国学生的行为,并对政府的作为表示不满。《申报》认为“国事危迫至于今日,而政府尚在若梦若醒之间,以前之事姑勿暇论,即近日诸大端其所以至此,愈治愈乱者,皆政府无责任之故也”[12]。对于北洋政府,《申报》既痛惜其未能造福于民众,又希冀其能努力改进,切实担当起“民国政府”[13]的称号。针对当时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问题,《申报》作出了自己的思考,“今日国人而苟以国家为重者,当负三大责任,三大责任者何,拒外侮也,清内蠹也,谋国本也。拒外侮清内蠹之道今已发其端矣,而民治公会复于此时发现,此谋国本之道也。夫中国之国家无人顾问也久矣,有权有力者皆以利己为先,外侮则引之国蠹则护之无权无力之人,则听命之。此中国之所以有今日也。今国人一旦发奋而起立于国家之前以自为谋。则三者之不可缺一,人人所应知也,拒外侮救急之方也,清内蠹除外侮之根也,求民治绝内蠹之源也”[14]。

   为了能在北洋政府和租界的双重压力之中寻求自身的生存夹缝,《申报》也不得已做出了一些妥协和退让,主要表现为“温和的自由主义”。虽然在五四运动期间,《申报》发表的相关报道、时评、杂评有很多,但整体上看言语较为持重,少有激烈语辞,对政府的批评往往也是点到即止。“惟不为利回,不为威胁,义正而意平,词严而皆婉,其心弥苦,其效弥昭”[15]72。

可以说,在政治动荡的时代,《申报》作为一份商业报刊,为了生存而不得已选择退让隐忍、明哲保身的“温和自由主义”方针是可以理解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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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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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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