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荣:“事”与“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84 次 更新时间:2019-04-27 18:4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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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荣  

  

   摘 要:历史生成于人所作之“事”。离开了“事”的多样展开,历史将流于抽象和空洞,脱离了具体的“事”,历史主体也将虚幻化。正是在参与多样之“事”或从事多样的活动的过程中,人成为历史的主体,而“事”的多样性,则规定了历史演进的多方面性。相应于“事”由人“作”,因“事”成“史”同时表现为人创造历史的过程。然而,“事”总是发生于已有的条件之下,“史”同样展开于既定的背景之中,“事”和“史”所涉及的既成前提,具体表现为“势”和“理”,作为“事”和“史”综合背景的“势”与“势”所蕴含的内在法则(“理”),扬弃了“事”和“史”的任意性而使之具有现实的形态。源于人的参与和基于既成的“势”和“理”,构成了“事”和“史”的二重向度。“事”的变动和“史”的衍化,都非仅仅呈现为空洞的时间流逝,而是包含实质的价值内容。“事”的发生源于现实的需要,这种需要在不同的意义上涉及人自身的发展,“史”的衍化则关乎人与社会发展的方向:“事”有目的,“史”有方向,“事”无止境,故“史”无终结。人类的历史发展在总体上表现为基于所作之“事”而不断走向自由之境。

  

   关键词  事;史;势;理

  

   作 者 杨国荣,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哲学系教授(上海 200241)。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这里的“人事”,可以引申为广义上人所作之“事”及其结果,“古今”则展开为历史的变迁过程:司马迁所谓“通古今之变”,便以把握历史衍化过程为指向。由“人事代谢”而论“古今往来”,无疑有见于“事”与“史”之间的关联。作为历史变迁的具体内容,人事的代谢体现于不同方面,从经济、政治、军事领域到文化领域,等等,人所作之“事”展开为多样的过程。离“事”而言“古今”(“史”),则“古今”(“史”)仅仅展现为空幻的时间之流,所谓“今古何处尽?千岁随风飘”,便隐喻了这一点。正是人所作之“事”,赋予历史的衍化以具体的内容。

  

“事”以成“史”

  

   历史与人的活动无法相分。从生成过程和生成方式看,历史世界与本然形态的物理世界之异,便在于历史世界通过人的活动而创造,本然形态的物理世界则自然形成,其间并无人的参与。人的活动也就是人之所“作”,其内容具体展开为多样之“事”。宽泛而言,作为人之所“作”,“事”既表现为个体性的活动,也展开于类的领域。在个体的层面,个体所作之“事”的延续,构成其人生过程;在类的层面,人“事”的代谢,则呈现为前后赓续的历史演进。马克思曾指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类似的看法也见于柯林伍德,在后者看来,历史学所考察的,也就是“人类在过去的所作所为”。这里所说的“人的活动”或人的“所作所为”,也就是类的层面人所作之“事”,历史则生成于其中。

  

   作为人之所“作”的两种形态,个体领域之“事”与类的领域之“事”并非截然相分。一方面,个体不仅可以参与类的层面之“事”,而且个体所从事的活动或个体之“事”也内在于更广领域的类之“事”;另一方面,类的层面展开之“事”,往往在不同意义上构成了个体从事多样活动(做不同之“事”)的背景。然而,对个体领域之“事”与类的领域之间的关联,一些哲学家往往未能给予必要的关注。海德格尔在谈到“此在”时,便认为:“这个在其存在中对自己的存在有所作为的存在者把自己的存在作为它最本己的可能性来对之有所作为。此在总作为它的可能性来存在它不仅只是把它的可能性作为现成的属性来‘具有’它的可能性。因为此在本质上总是它的可能性,所以这个存在者可以在它的存在中‘选择’自己本身、获得自己本身;它也可能失去自身,或者说绝非获得自身而只是‘貌似’获得自身。” 这里所说的“此在”主要指个体存在,“有所作为”,则可以在宽泛意义上理解为个体做事的过程,海德格尔将“有所作为”主要与此在实现自身可能性的过程联系起来,意味着把“事”主要限定于个体生存之域。这一看法似乎在忽略“此在”与“类”(共在)之间现实联系的同时,也未能充分注意“事”的社会内涵。

  

   从时间之维看,历史发生于过去,但又存在于现在,克罗齐所谓“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 ,也涉及这一点。已往历史与当代史、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关联,既有认识的意蕴,也有实践意义。就认识的层面而言,对过去历史的理解总是受到当代处境的制约,历史事件和历史活动的意义也只有在当代的背景中才能得到具体的显现;从实践的角度考察,过去或历史中发生之“事”,往往制约着现在或当代所之“事”。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发生于15世纪,这一探索同时将世界在地理上置于全球的视域,而今天人们在经济等领域所“从事”的全球化活动,则与之相关。作为一种历史事件,地理大发现的认识意义与实践意义与人们在当代所作之“事”无疑难以分离。

  

   历史过程的展开,以从事多样活动的人为主体,完成不同活动的过程,也是做“事”的过程。与之相联系,作为从事多样活动的人,历史的主体同时表现为“事”的参与者。离开了“事”的多样展开,历史将流于抽象和空洞,脱离了具体的“事”,历史主体也将虚幻化。人之创造历史,首先表现为参与多样之“事”或从事多样的活动,正是在完成具体之“事”的过程中,人成为历史的主体。“事”的多样性,规定了历史主体的多样性。制造和使用工具的活动,或以工具做“事”的过程,使人从最原初的意义上走出了自然界,成为历史的开创者。在从事生产、政治、经济、军事、艺术等不同的活动中,人既做不同之“事”,也成为与不同之“事”相关的历史过程的主体。“事”赋予历史过程以具体内容,“做事”则使历史主体获得了现实、具体的品格。

  

   由“事”成史,与“事”本身的发生、展开、完成过程相联系。从“事”的发生看,人之做“事”,总是基于一定的需要。以生产活动而言,作为人所作之“事”,生产活动以满足人的生存和多样发展的需要为前提,可以说,正是这种需要,为生产活动提供了内在动力。一旦社会对某种产品的需要减弱或甚至不再需要这种产品,则生产该产品的生产规模便会相应缩减或甚而其整个生产活动将被停止。引申而言,在政治、军事、文化等领域,人所作之“事”都源于人的不同需要:现代的政治竞选活动,基于获取权力、争取民意等不同的政治需要;发动战争,源于相关国家或集团维护政治、经济具体利益的需要;艺术创作,同样以满足一定时代的文化审美需要为其历史缘由,如此等等。从以上方面看,需要构成了“事”所以发生的前提,并使“事”的发生成为必要。然而,必要性本身并不能保证“事”的完成,有效而成功地做“事”,同时基于做“事”者自身所具有的能力,正如“需要”为“事”的发生提供了必要的前提,“能力”从行为者的方面赋予“事”的完成以内在的可能。历史过程以多样之“事”的展开为内容,人的需要与人的能力在使“事”的发生和完成成为必要和可能的同时,也使历史的衍化获得了内在的推动力,而历史由人创造,则由此从一个方面得到了确证。

  

   以凝而成“史”为现实趋向,“事”展开于不同的社会领域。前面提到的多重需要,也已涉及“事”的不同方面。从历史领域的具体过程看,生产劳动无疑是人做“事”的本源形态或基本方式。作为人赖以生存的条件,生产劳动既展开为天人(人与自然对象)的相互作用,又构成了天人相分的前提:正是通过变革自然对象的劳动,人走出自然,成为自然的“他者”。以“制天命而用之”为形式,劳动改变了自然;在成就人之“事”的过程中,劳动同时创造着历史。广而言之,劳动不仅涉及天人(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关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所谓生产关系,便既包含人们对生产资料的不同占有关系,也渗入了人们在生产和劳动过程中的相互关联和彼此互动。与之相联系,劳动既变革自然,也影响社会;既从天人关系的衍化这一层面制约历史,也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过程而给历史打上不同印记,而与劳动相涉的历史演进过程,则同时包含以上两方面的内容。

  

   在政治领域,无论是中国早期基于礼法的为政治国或古希腊城邦的议政和决策,抑或近代以来的政党相竞、民意代表选举、科层操作,都可以视为政治“事”务的不同形式。政治“事”务通常被视为所谓“政事”,主管这一类事务,则被称为“主事”,而政治领域的超脱逍遥或无所作为,则往往被看作“置身事外”。从历史的层面考察,还可进一步注意到,政治上具有反叛性质的活动,每每被理解为“举事”,中国历史上农民的揭竿而起,首先便以“举事”为形式;政治上的重大事件,则常常表现为历史“事变”。以上这些涉及“事”的表述,不仅仅是一个名言运用的过程,它同时也在实质的层面折射了政治活动与“事”的相关性。如果说,政治领域中日常的政事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历史过程的延续性,那么,以“举事”“事变”等为形式的政治变迁,则往往展现了历史常规进程的某种间断,二者从不同方面体现了作为人之所作(“事”)形式之一的政治活动与历史过程的内在关联。

  

   与政治活动相关的是军事活动。军事本身可以视为政治的继续,在与“事”相涉这一点上,“政事”与“军事”同样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作为人之所“作”,“军事”活动往往以更多样的形式展现了人做事的创造性。用兵过程,既应遵循兵家的常道,所谓“正”;也需要在一定条件下不拘常道,所谓“奇”。奇正相倚,赋予军事活动以丰富绚丽的形态。把握此种用兵之道并进而展开各种军事活动,构成了人之所“作”(“事”)的重要内容。历史上曾发生各种大大小小的战争,这种战争同时又以不同的形式制约着历史过程。以东晋时期的淝水之战而言,作为影响中国历史的重要战“事”,此战体现了晋军善于把握战机、以少胜多的战争艺术,并相应地凸显了谢安、谢石、谢玄等人(从事军事活动的主体)在相关战“事”中的作用。这一战“事”的直接历史结果,是东晋王朝阻止了北方少数民族的南侵,而其更长远的历史影响,则表现在南北对峙格局的形成以及中国已有经济、文化传统在南方的延续和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同样是一著名的战“事”,面对德军的猛烈攻势,苏军经过惨烈苦战,最终粉碎了德军试图夺取斯大林格勒的战略图谋。此战的历史影响不仅在于苏军成功地抵御了德军对一座城市的进攻,而且表现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由此走向转折点。可以看到,作为人之所“作”,战“事”或军“事”活动不仅本身展现为历史衍化过程的一个方面,而且影响着更广意义上历史演进的具体进程。

  

表现为“人事代谢”的人之所“作”,同时展开于观念的领域。在考察观念(心灵、意识)与历史的关联时,柯林伍德曾指出:“心灵就是心灵所做的事,而人性(如果它是任何真实事物的一个名字的话)就只是人类活动的一个名字;所以获得完成特定行动的能力也就是获得特定的人性。”心灵与广义的意识或观念相联系,从动态的层面看,意识、观念或心灵以活动为其呈现方式,这种活动也就是观念领域之“事”,当柯林伍德指出“心灵就是心灵所做的事”之时,似乎也有见于此。“心灵所做的事”,当然并非纯粹关乎意念之维,作为观念性的活动,心灵所做之“事”既与意念相涉,也兼及人之“身”,心灵(意识活动)并非空泛的意识之流,而是以思想或观念为其内容,作为心灵(意识活动)结果的思想或观念唯有通过语言或言语的表达,才能影响他人和社会,并由此融入历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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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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