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永乐:“大国协调”与“大妥协”

——条约网络、银行团与辛亥革命的路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9 次 更新时间:2019-04-27 18:3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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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永乐  

  

   辛亥革命是一场不彻底的、具有极大妥协成分的革命,久成学界通说。但围绕着如何理解与评价这种妥协的成分,新的理论讨论正在出现。传统政治史从革命史的叙事范式出发,通常将革命派的妥协视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软弱性的体现。而晚近的研究从两个方向上提出新的见解:第一种从帝国比较研究(comparative empires)与国家建构(state building)理论中汲取问题意识,指出由于统一民族/国家制度与认同塑造的滞后,多民族的王朝国家在“走向共和”的过程中极易形成国家分裂,因而辛亥革命过程中南北双方通过“大妥协”,力保国家统一,具有正面意义;第二种见解源于将“限权宪法”作为根本性政治发展目标的问题意识,强调只有克服革命暴力逻辑才能够建立真正的“限权宪法”,而只有“限权宪法”才能带来自由与繁荣,从这一观念出发,革命派的武装起义乃至创建南京临时政府的历史意义就大大下降,而通过一系列磋商达成的南北妥协、清帝逊位就获得极其显要的地位,甚至被视为1688 年英国“光荣革命”的中国版本,包含着发展出真正意义上的“限权宪法”的潜能,只是这一潜能被进一步的“激进革命”所破坏。

  

   本文试图从全球史的视角重审以上两种见解,肯定第一种问题意识,但认为第二种联想方式可能会带来历史意义的“超载”。由于英国与美国先后获得全球霸权地位,在发达之后重修“家谱”的过程中,1688年革命与1787年费城会议被树立为通过非暴力的政治协商和政治妥协产生优良宪法秩序的典范,并进一步在汉语世界中抽象出只有非暴力的妥协才能产生“限权宪法”,进而导向自由与繁荣的联想链条。以这种联想方式思考辛亥革命,就能很容易将其中的妥协成分视为有可能长出和平渐进式政治发展道路的种子。然而,从“大妥协”的动力机制来看,这只是一个缺乏历史条件的良好愿望。在1911?1912 年的政权过渡中,英、法、美、德、日、俄六强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它们的“大国协调”(concert of powers)是塑造“大妥协”走向的关键性外因:列强拒绝给予深陷财政困境的清廷与南京临时政府任何一方贷款,强调只有一个更加稳定的、能够代表全中国的政府才能获得列强的财政支持,并支持袁世凯获得实质权力;而被今日论者视为“限权宪法”典范的英美两国,恰恰是袁世凯在民初时期重建个人集权的有力支持者。

  

   对列强在辛亥革命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的探讨,当然并非新的研究论题。传统政治史向来高度重视对帝国主义侵华史的研究,而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则可以为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大国协调”提供一个基本的解释框架。列宁指出:“随着资本输出的增加,随着各种国外联系和殖民地联系的扩大,随着最大垄断同盟的势力范围的扩张,‘自然’会引起这些垄断同盟之间达成国际协定,形成国际卡特尔”。据此,四国银行团可以被界定为一种跨国的金融垄断卡特尔组织,它的经济目的是抑制其他金融组织的竞争,但同时也承担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政治任务。中国本土论者将列宁的解释框架运用到辛亥革命过程的分析之中,关注帝国主义的垄断组织与作为半殖民地的中国之间的关系。然而一个尚未得到充分讨论的问题是,为何在欧洲列强在欧洲的“大国协调”已经破裂,矛盾一触即发之时,东西方列强反而能够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在对华基本政策上获得基本的共识?

  

   要理解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我们就需要进入对1815-1914年这个“漫长的19世纪”的国际体系中的“大国协调”的研究。2016年10月,英国历史学家佩里·安德森在其北京大学演讲中,就19世纪的“大国协调”提供了一个叙事框架。按照安德森的论述,欧洲王朝国家对于拿破仑与法国大革命的恐惧促成了维也纳会议的妥协与英、俄、普、奥、法“五强共治”(Pentarchy)局面的形成,列强通过定期的会议和多种多样的外交渠道,协调彼此之间的冲突,以防止未来发生类似法国大革命那样的冲击王朝贵族统治的秩序危机。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国协调”不断衰变。欧洲列强先是为争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旧土而相互对立,后又因为德国的统一与崛起,日益分裂为两大阵营。安德森认为,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是维也纳体系“大国协调”的“天鹅之歌”(swan song),这个体系不久就因为一战的爆发而分崩离析。

  

   安德森的这一分析框架颇具启发性,但其侧重点在于欧洲及其周边地带,对于东亚秩序的论述线条相对较粗,因而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在本文看来,“大国协调”的绝唱并不是八国联军侵华,而是辛亥革命期间六大列强达成的保持“中立”、力促南北妥协的对华政策默契。这种默契何以可能?本文试图提出的核心观点是,欧洲列强的两大阵营对立及其延伸到东亚的联盟体系,与列强为垄断在华金融利益而形成的银行团体制,是列强“大国协调”的基础机制;欧洲列强对欧洲本土及其邻近地带日益升高的战争风险的恐惧,以及对前不久爆发的义和团运动重演的恐惧,约束了其贪欲,使得其在其在远东地区谨慎从事,并约束其在本地区的盟友。国际体系的这一独特走向,塑造了辛亥革命独特的“大妥协”路径。认识到这一点,有助于我们对辛亥革命中的妥协因素,形成更为准确的定位与评价。

  

一、 条约网络与银行团体系:东亚“大国协调”的基础制度


   在1814-15年的维也纳会议上,共同打败拿破仑的欧洲列强创制了一个新的国际体系,而“欧洲协调”(concert of Europe)是这个国际体系比较突出的特征。“大国协调”的基本原则就是维护王朝贵族的统治,为了扼杀一切类似于法国大革命的革命苗头,各王朝国家的首脑们要经常聚会,通过协商,降低彼此之间的冲突烈度。协商的会议方式有两种,一种叫做Congress,一般是由君主和外交部长级别的官员出席;一种叫做Conference,一般是由大使或相当级别的官员出席。此外,还有许多其他公开或者秘密的外交磋商渠道。

  

   “大国协调”是比维持“均势”更进一步的限制战争与冲突规模的努力。“均势”基于一种力学的原理,当一方力量变得过大的时候,感觉受到威胁的另一方或几方将采取行动,增强己方的力量,或削弱对方的力量。维持“均势”,并不排除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而“大国协调”的问题意识是,王朝国家相互提防乃至拆台的“均势”战略有可能为共和派的崛起提供机会,因此,需要通过主动的协商,将诸多冲突消灭在萌芽状态。然而,当共同敌人的威胁减弱,列强“事先协商”的动力就日益减退,取而代之的做法,是在发生冲突之后进行事后的协商,从而控制冲突的规模。于是我们就可以看到“均势”战略与事后协商行为模式的结合。在19世纪上半叶,列强之间尽管磕磕碰碰,但还是通过协调,镇压了西班牙的自由主义革命,解决了比利时独立问题,平息了1848年革命,维持了传统王朝在欧洲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维也纳体系中的“大国协调”具有若干特征:(1)“大国协调”长期以来无法及于美洲事务:1823年美国提出“门罗主义”,反对欧洲列强干预美洲事务,而英国出于贸易利益以及与西班牙帝国的长期矛盾,也纵容了拉丁美洲的独立运动,反对欧洲列强出兵镇压;(2)“大国协调”的基础是以欧洲为中心的空间等级划分,根据近代欧洲逐渐形成并在19世纪达到巅峰的文明等级论,只有“文明国家”(civilized state)组成的“民族大家庭”(the family of nations)内部才能实行完整的主权平等的国际法,中国、土耳其、日本、波斯等具有国家组织、但不属西方文明的国家属于“半文明”(semi-civilized, 或barbarous)国家,而诸多国家组织发育不完整的非洲部落被归入“野蛮”(savage)等级。但何谓“文明”何谓“野蛮”,其实并没有明确的标准,其解释权由欧洲列强自己掌握。如此,在欧洲拥有大片领土的“半文明国家”奥斯曼土耳其就成为欧洲协调体系的一个缺口:随着其国力的衰退,欧洲列强纷纷在奥斯曼帝国境内争夺势力范围,由此爆发了克里米亚战争,英、法、奥匈站到了俄国的对立面。

  

   “欧洲协调”的最终基础,仍然是欧洲的“均势”。随着1871年德国的统一,中欧迅速崛起一个工业强国,这就极大地改变了欧洲的均势格局。俾斯麦洞察到德国崛起给其他欧洲列强带来的恐惧,通过复杂的多重联盟体制,避免德国陷入孤立状态。但德国国力仍在持续增长,威廉二世上台之后,放弃了俾斯麦式的结盟方式,德国在外交中呈现出咄咄逼人的态势,而这就促成了20世纪初反德的英法俄三国协约体系的建立,“欧洲协调”走向式微。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全球一等列强的名单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世纪上半叶的英、俄、普、奥、法五强格局,在1904-1905年日俄战争之后,就变成了英、俄、德、法、美、日六强格局——正是北京1905年建立的六国饭店所指的“六国”。美、日两个非欧洲国家的崛起,对欧洲的国际法秩序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使得其原有的欧洲中心主义预设出现松动。“欧洲协调”体系不得不“扩容”,变成一个具有全球性的“大国协调”体系。

  

   然而这个全球协调体系最有用武之地的地方,在笔者看来,并不在欧洲,也不在非洲或中亚,而在中国——美国因为“门罗主义”对欧洲本土事务保持距离,而新崛起的日本在欧洲缺乏切身相关的利益;与中国同属于半殖民地的波斯处于英、俄的“大博弈”之下,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竞逐的主要是欧洲列强,日本与美国缺乏实质性的介入。英、法、俄、日、德在中国都有大片势力范围,而美国尽管没有在华获得类似的势力范围,却渴望在中国市场获益。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全球唯一能够让六强同时魂牵梦绕的地理空间,就是中国。

  

   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列强在华利益冲突烈度处于相对低的程度。列强与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中通常都规定“最惠国待遇”,中国给予一个列强的特权,其他列强“一体均沾”。而中国庞大的国土,也使得列强可以有广阔的空间来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而不至于与其他列强在逼仄的空间里狭路相逢。这一时期列强之间最大的冲突,应该是英俄在中亚的“大博弈”在中国新疆与西藏地区的延伸——英国担心俄国占据中亚,最终会威胁到其帝国的生命线印度,因此与俄国在中亚展开激烈的争夺。但即便如此,英俄还是能够达成妥协,通过秘密协定,背着清政府私分帕米尔。

  

   列强之间的冲突在甲午战争之后升级。1895年,德、俄、法三国认为日本在《马关条约》中获益过多,影响到东亚的权力平衡,联手干预,迫使日本将辽东半岛还给中国,这就是所谓的“三国干涉还辽”。1896年,俄国诱迫中国签订密约,将中国东北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1897年,德国出兵山东胶澳(今青岛),

  

   而这又进一步引发其他列强谋求“均势”的行动,俄国占领旅顺,英国出兵威海,一时列强之间在中国的矛盾呈现激化之势。严峻的国际局势催生了清廷的戊戌变法,维新派官员中一度流行联合中、英、美、日,对抗德、俄两国的主张。但事实证明列强之间的外交网络发挥了其作用,尽管并不存在协调在华利益的多边会盟,列强仍然通过一系列双边外交渠道,协调了自身在中国的利益边界,并未发生军事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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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1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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