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旧中有新:戊戌前后王先谦与叶德辉对国情的认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8 次 更新时间:2019-04-25 23:5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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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田 (进入专栏)  

   迄今为止对戊戌变法前后湖南新旧之争的研究,基本是只给新派一边以发言权,而很少予旧派以申述的机会。由于旧派基本处于程序不同的“失语”(voiceless)状态,我们对湖南旧派人物的认知大致不出近代“顽固派”或“保守派”的固定形象。其实旧派人物多数均曾在不同程序上参与新政,近年的研究已渐多指出清季湖南旧派并不全旧;惟其内心世界和真实思想及其对国情的实际认知,迄今仍未得到足够的关注。对这些人在多大程度上是内心愿意参与新政,还是因学堂等本是诏书规定办且由现任巡抚主持故必须适当表明支持的态度,应有更细致的区分。

   其实旧派诸人也有很大的不同:其中最受瞩目的王先谦与叶德辉就有区别;以学术名的王、叶后来虽与那些学问不深的旧派士绅结为反新同盟(并因其学术地位而为该同盟提供了有力的合理合法性),其心态和思虑也有相当大的区别。全面分析旧派诸人的观念异同只能另文为之,本文仅以王、叶为例,尽可能将其在丁酉戊戌期间的言行置于此前此后较长时段内他们观念与行为的脉络以及与当时新派人物的互动这一纵横框架中进行考察,希望能得出一个比较贴近史实的认知。

   王先谦半属自强或洋务运动时代之人,从光绪初年起,他长期主张加强海军、对外通商而内兴工艺;始终强调强国在富,富靠工商,特别要中国学习引进西方的器物工艺,以建立自身的工艺与外国竞争,从而抵抗西方的“经济侵略”(他未用此词)。盖“中土工艺不兴,终无自立之日”。但他与所谓洋务派观念也有所区别,认为发展工业才是军事的基础,反对“言制造以火器为先,而工政与军政不辨”的观念。

   当时包括张之洞在内的维新派的基本思路是:甲午一战表明仅仅学习西洋工艺已不足以救国,亦即以注重“制造”为标帜的自强运动已被证明为“失败”,则注重学习工艺的取向不是中国正确的选择。故张明确提出西学中“西艺非要,西政为要”。但王先谦则认为不是学习工艺的取向有问题,而是根本没有把西方的工艺学到手。换言之,注重“制造”的取向并不错,错在贯彻得不够深入彻底。甲午战败也并不证明以前建设海军的错误,只表明海军建设得不够。特别是战后几年竟不再加强海防,正在于没有弄清列强并非仅仅“志在通商”、其实别有他图这一要害。

   王先谦素主变法,他到民国时仍指出:晚清“外患纷乘,群思变法,可谓有大顺之机矣”;可惜清廷“任非其人”,方法也不对,终致覆亡。盖“政不一端,安民而已。未有民本安而行一政以使其不安者”。如果“必吐弃一切政令,事事效法西人,以为如是则自强;恐强之效不章,而安之象已失”。实际上,中国之所以“纷纭二十年,一无所得,即师法泰西成效章著之日本,懵不知亦趋亦步”。即在于自己号称“事事考求西法,兼能自出新意”。随意变革西法以见自出之“新意”,结果是连西法也学不到手,反生破坏的效果,这才是最可怕的。

   由于其一贯的思想,王先谦是湖南初期新政的积极参与者,包括时务学堂在内的许多新政机构,都是以王领衔禀请开办的。故他曾被更“僻陋”的旧派视为新政要角,王后来自述说:“从前学堂之事,外人以为先谦主持,群相指摘。”直到他又领衔签署反对新政的《湘绅公呈》后,王仍认为“湘人俨分新旧二党”并非因为“趋重西学”所造成。盖“所谓西学者,今日地球大通,各国往来,朝廷不能不讲译学。西人以工商立国,用其货物,腹我脂膏。我不能禁彼物使不来,又不能禁吾民使不购,则必讲求工艺以抵制之,中国机庶可转。故声光化电及一切制造矿学,皆当开通风气,力造精能。国家以西学导中人,亦是于万难之中求自全之策。督抚承而行之,未为过也;绅士和之,未为过也。故从前火柴机器各公司,先谦与闻其事,确系中心之诚,以为应办;至今并无他说”。

   从当时已具新旧象征意义的轮船公司的兴办,也可见王先谦比一些主要新派人物的观念还更“新”。他领衔的《湖南绅士请办内河小火轮船禀稿》说:“从前湘人恐因轮船致引外人人于内地,又恐民船尽失生涯”,近来已“风气日开”,对轮船见惯不惊。且新条约已准西人货物通行各省,“与其本地利权全付他人,孰若本地之人自立根基。或可免异日喧宾夺主之患。是以从前不愿举办轮船者,兹皆极称轮船有利无害,宜速无迟”。《禀稿》强调,兴办此事是因“目击时艰,冀维桑梓;怵他人之我先,懔利权之宜挽”。这是当时许多湘士的共识,少壮新派如罗棠也说:“湘省地接长江,英人尤为凯觎……我今默运全筹,预争先著;防太阿之倒授,握固有之利权。”

   张之洞一开始反对此事,他说:“闻比年以来,湘中士大夫讲求洋务,考究机器,专立书院,研究西法,辄为之神王眉飞,颂祝劝赞,以速其成。”但他认为“此事行于下江一带,固属有利而无弊,行于湘中则尚有不尽然者。西人觊开湘省口岸久矣。徒以风气未开,若远人麇至,易滋事端。故每婉谢彼族,冀缓岁月”。且“湘中民情,见异族异教如仇”。虽说“近年风尚,渐见转移。然湘中士气素坚,民习素强。其持迂论守旧说者,恐仍不少。虽有通达时务之荐绅先生,恐亦不能遍行劝导阻止。设一有衅端,必致牵引大局”。张之洞对湘情显然有所了解,他知道湘人趋新者已日众但王等号称众人“皆极称轮船有利无害”,恐不无夸张成分。

   陈宝箴电复张,指出如今“外夷来与不来,不在我引与不引”。新派皮锡瑞最同意这一观点,视为“破的之论”。盖“恐轮船铁路引洋人来者,此前一二十年情形。今中国已不国,彼欲来则来,何须人引!”后来皮在南学会讲学中也反复申明:对于洋人,“既不能阻之不来,惟有讲求抵拒之法”。如果“我不亟行轮船,彼将来立码头;我不急行火车,彼将来开铁路;我不急兴保卫,彼将来设捕房。与其待彼来办,权柄一切属人,何如即早举行,将来尚可自固。若事事疑滞,人人阻挠,他人先我,追悔何及!”其与王先谦等一样的急迫心态,跃然纸上。

   在一定程序上,轮船等西来新生事物在当时对中外双方以及新旧双方恐怕都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但都涉及与“西方”的关联。湖南新派中的唐才常、熊希龄等多看到其正面价值;而张之洞和皮锡瑞等则甚虑洋人之来与不来。对这些事物的态度,最能判断是真新还是真旧,或到底在多大程序上新与旧。通观皮锡瑞的日记,可以说他在对轮船铁路等新事物的态度上,不仅比主办此事的熊希龄、蒋德钧等更旧,甚至比王先谦等也不见得更新。皮与王虽观念相类,均强调先变则法操在我,但皮的出发点在于被动地“讲求抵拒之法”,似尚不如王积极主动(按张之洞的划分,王正是“通达时务之荐绅先生”,乃负有“劝导”之责的先知先觉者)。

   后来成为旧派另一主将的叶德辉要年轻得多,洋务或自强运动在他身上的影响不特别明显。但他对西方和学西方的认识也与我们平常认知中的守旧派颇有距离。叶在戊戌争辩时颇重“夷夏之防”,大概出于一种防卫意识。其实他后来教弟子时并不以夷狄视外国。

   如对修《清史》,他就以为:虽然“前史皆有《外夷传》,此亦当有变更。自海西棣通,列强已成。彼国从前即修职贡,并非藩服称臣。此当名实相孚,易名《外国》”。庚子时尽驱教士的“朝旨日数至”,湖南巡抚拟奉谕张贴。叶随即进见,谓“告示一出,捣毁教堂之案必纷纷而起,无论战事利钝,终归于和,彼时赔偿之费将何所取?”建议湖南暂不奉诏。说明他实不主张胡乱排外。

   叶德辉对西方文化也不轻视,他认为天理人心,中西皆同,故尤其不欣赏“自来中国之士攻彼教者失之诬,尊彼教者失之媚”的现象。那些“谓西人无伦理者,浅儒也;谓西教胜孔教者,缪种也”。他对中西文化竞争尚有信心,相信“孔教为天理人心之至公,将来必大行于东西文明之国”,故“孔不必悲,教不必保。忠信笃敬,可以达于殊方;魑魅魍魉,可以消于白昼。汉制虽改而不改,民权不伸而得伸,由乱世而升平而太平”。

   最后两句尤其值得注意:叶氏不仅暗中也受公羊家三世说的影响,且实际上把改汉制(这里的“汉”是针对“西”而言)和伸民权视为长远的努力目标。他曾说:“中国自同光以来,亦颇采用西艺,要非全不变法者。何以中东一战,遘此奇变?则以军械不备,上下离心故也。”而“凡人有自私自利之心,不足与议国事;人具若明若暗之识,不足与论民权”。很显然,叶并不排斥民权本身,不过因为戊戌前后的中国国情是上下离心、一般人多心自私而识不明,故尚“不足与论民权”。

   叶德辉已认识到:“今日之时局,法诚弊矣!士不知学,民不知兵;百里之外,风俗不通;九州以内,地利未尽。制造兴则仕途多无数冗员,报馆成则士林多一番浮议。学堂如林,仍蹈书院之积习;武备虽改,犹袭洋操之旧文。凡泰西之善政,一人中国,则无不百病丛生。故鄙人素不言变法,而只言去弊。弊之既去,则法不变而自变矣。”可知他本承认泰西有善政,中国应变法。所谓制造、报馆、学堂、武备等,本身都不错,只是中国人自身弊重而未能运用得法。

   从根本言,叶认为“古今无百年不变之学”,故“不通古今,不得谓之士;不识时务,不得谓之俊杰。班固欲人通万方之略,马迁蔑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此二者当互观其通,各救其失。今之视西艺若仇雠者,一孔之儒也。藉时务为干进者,猥鄙之士也。深闭固拒,问以环海各国之政教,茫然不知谓何,所谓不通万方之略者也。袭高邮王氏之颓波、理仓山主人之旧业,所谓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者也”。因此,“于学之有益于己者,当博观而约取之;于学之有用于世者,当兼收而并蓄之。用夏变夷,则必人穴以探虎”。则他不仅不反对西学,实主张入西学之穴以探虎,兼收并蓄“学之有用于世者”。

   叶德辉注意到:当时江南学界大讲颜回、子贡,湖南时务学堂则传授“公羊、孟子之教”,这都是“所学非所用”。盖“西人之胜我者,轮船也、枪炮也、制造也”。他强调:“中国欲图自强,断非振兴制造不可。”甚至对于维新人士所谈的“易服”问题,他也主张“衣冠服色,能否划一,则不可知。顾世宙日进于文明,则人情日趋于简易。衮冕之烦重,且变为大清之冠裳。则自今以后之文章,何不可以臆断。惟是谈时务者以为变法必先变服,则又昧本之谈”。中华乃堂堂秉礼之国,不必袭彼族之皮毛。关键在于,“若舍此[制造]不顾,非独易服色不能强,即不缠足亦岂能强”。叶氏把中国传统看得极重的服色也视为皮毛而可以易换,然一再强调当学西方所长的“制造”;这已非是否“旧”的问题,而是已“新”得超出一般儒生的见解了。

   当然,与王先谦一直侧重工商层面的中外竞争并长期身与制造业不同的是,叶德辉更重视中西文化竞争(详另文),而基本未直接涉人工商层面。只有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时叶德辉曾应洋务局总办蔡乃煌之邀,为涉及奥商开采矿产之合同签字作证。熊希龄直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还在攻击叶串合外商,偷卖矿产。则叶虽未直接参与矿业经营,到底表现出一种认可的姿态。若对比山西举人刘大鹏到民国初年为谋生而不得已“弃儒就商”经营小煤窑,仍认为大失“耕读为家”的身份,宁愿以“老农”为其身份认同的心态,王、叶都是名副其实的新派。

   中国有一句流行的话:不见其人观其友。从交游看,王先谦和叶德辉本都不全与旧派来往。他们与久宦湖南的陈宝箴皆有旧交:陈初到任,王即曾献练兵之策,劝陈学曾、胡自为统将。他后来说:“弟为此言,亦稔知义宁立体尚正,驭下颇严,果能如此练兵,湖南营务,可望起色。然义宁未能用也。”而陈未任湘抚前侨寓湘中时,叶德辉“即与相识”,并因与其子陈三立“同官吏部,往来亦颇相亲”。只是后来陈主张变法自强,“二三新进少年遂乘隙而入”,南学会、时务学堂中“学说乖谬,湘中耆旧皆不谓然”,叶才开始著文反对新政。

攻击新派最力的叶德辉,其交游实兼新旧。他于1922年写《壬戌感逝诗》共怀十三亡友,序中说:“此十三人者,为文章道谊之交,不可以寻常声气论。”他们是:杨锐、陶觐仪、张祖同、皮锡瑞、孔宪教、黄自元、李辅耀、俞廉三、庞鸿书、叶昌炽、朱益濬、沈瑜庆、易顺鼎。其中皮、易二人是戊戌时著名的湖南新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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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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