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颐阳:内幕交易罪犯罪主体识别理论之检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7 次 更新时间:2019-04-25 23:4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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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颐阳  

   【摘要】 我国现行法律肯定法人组织可以构成内幕交易罪,但在具体案件的处理过程中,如何就法人组织与法人组织中自然人所进行的内幕交易予以区分仍是难题。基于对成熟资本市场法域主要是美国证券立法、执法与判例的借鉴,有必要对内幕交易罪不同情形中受侵害客体予以细分,排除追究处于被害者地位法人组织刑事责任的理论可能性;在反欺诈理论基础之上,综合案件具体情况,将雇员内幕交易犯罪视为法人组织犯罪仅在法人作为证券市场独立第三方时具有合理性。在证券发行方以及信息经手方内部雇员构成个人内幕交易罪的情境中,应从监督、管理机制失效的角度追究法人组织行政法律责任。

   【中文关键词】 法人犯罪;内幕交易罪;美国刑法;被害人视角;刑事责任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内幕交易犯罪中的刑事责任问题,虽然在自然人范畴之内已经得到了较为深入的研究,[1]但对于法人组织能否成为内幕交易犯罪的违法主体,尚未在学术界内部达成共识。[2]耶鲁大学法学院的Jonathan Macey教授曾指出:“法人组织,作为雇主,在内幕交易案件中通常处于被害人地位,而非加害者。”[3]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the U. 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以下简称SEC)的前任主席Harvey L. Pitt也曾公开表示:“与其研究在何种情况下应当追究法人在内幕交易犯罪中的刑事责任,不如说雇主与股东才是真正的受害者。”[4]

   从我国立法现状来看,虽然内幕交易罪的条文历经多次变动,但《刑法》180条始终沿用了《证券法》183条中将内幕交易违法主体限制为“人员”的表述。若仅对条文进行文义解释,则所谓“人员”应单指自然人,而不包括各类法人组织。然而,《刑法》180条同时规定了“: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因此,在我国《刑法》语境之中,自然人与法人均可以成为内幕交易罪的主体。然而,在过往涉及法人组织的内幕交易案件当中,当事人故意混淆法人组织与个人内幕交易行为,以期减少罚金或刑期的情况屡有发生,法人组织沦为个人犯罪工具的风险也急剧升高。[5]

   基于此,立法层面上如何合理构建内幕交易犯罪中法人组织的刑事责任追究机制,司法实践层面上如何合理设置法人组织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界限,对于维护我国金融市场的正常秩序具有极高的现实意义。

  

   二、理想与现实:内幕交易罪主体识别理论的缺陷

  

   我国《刑法》虽然规定了大量的法人犯罪罪名,但并未规定认定法人犯罪的原则性标准。这也就直接导致了,在刑法理论主张“法人犯罪是法人自身的犯罪,法人的刑事责任也是法人自身的刑事责任”的同时,实践中却主要还是以法人组织内部自然人的行为为中介来对法人组织的刑事责任予以认定。而如何区分“法人组织犯罪”与“个人犯罪”的问题,也往往转化为依靠何种标准才能正确落实“组织体责任推定原则”的问题。[6]

   1999年6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3条中规定“:盗用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由实施犯罪的个人私分的,依照刑法有关自然人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2001年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纪要》(以下简称《纪要》)中规定:“以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的,是单位犯罪。”依据这两条解释,各级人民法院在认定和处理法人犯罪的实践中,通常认为对“以本法人名义”“为本法人利益”以及“违法所得归本法人组织所有”三个概念的判断最为关键。[7]

   然而,本文认为对案件事实围绕“以本法人名义”“为本法人利益”“违法所得归本法人所有”等要素的有无进行考察,并不能准确识别以法人为主体的内幕交易犯罪是否存在,更不能满足将雇员的违法行为“推定”为法人组织构成内幕交易犯罪的基本条件。理由如下:

   (一)“以法人名义”并非法人犯罪的本质特征

   法人或其内部自然人“以本法人组织名义”实施犯罪行为可以算是人们基于对法人犯罪最为朴素的理解,并进而作为用于区分自然人与法人犯罪的条件之一,中外各国均无例外。[8]但若以逻辑符合性作为起点对本要件进行审查,人们便会发现设置这样的考察标准并不合适。当法人组织或者其内部的自然人未以该法人名义实施犯罪时,并不必然意味着犯罪不是该法人意志的具体外在表现,也不能说明该法人组织就因此不应当承担相关刑事责任。相反,以法人组织名义实施犯罪的,亦不能证明某项具体的犯罪行为就是依照法人意志作出的,法人组织也并不能单纯因其名义与犯罪行为同时出现而就当然地被视为应被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主体。实践中,大量的法人犯罪并非是以大张旗鼓、自报家门的形式进行的,恰恰相反,法人组织或是其内部自然人多惯于以冒用其他法人或自然人名义的方式去实施具体的犯罪行为。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实务中所采用的判断标准往往是,法人组织内部的主管人员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是否是在其通常的职务范围内开展了活动,而不需要该自然人形式上打着法人组织的旗号。[9]如果某项具体犯罪从形式外观上具备了“以法人名义”,而其行为的内核也恰好是该法人组织意志的真实体现,那么认定为法人犯罪自然毫无问题。然而在现实中,大量存在着行为人滥用、擅用乃至盗用法人名义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现象,这就使得若要坚持对“以法人名义”这一要素进行判断就面临选择:是回归已经被司法实践证明为用处不大的、完全形式上的“名义”标准,还是进一步扩张“以法人名义”这一含义的实质范围到只要法人组织没有及时站出来指出该行为人并不能代表该法人意志就算满足对此要求的检验?这个问题对于承认法人犯罪的国家来说具有普遍性。[10]令人感到难堪的是,无论选择此二种路径当中的哪一个,法人犯罪和自然人犯罪之间本就不十分清晰的界限都会因为过分纠结于是否应当将“法人名义”与“法人意志”相绑定,而被进一步混淆。

   具体到对内幕交易犯罪主体进行判断时,坚持行为人“以本法人名义”实施犯罪行为的检验标准,就会带来更多、更加棘手的问题。在美国上世纪的Carpenter v. United States[11]一案中,被告人之一是华尔街日报的专栏记者,其被指控以报社名义与多名个人签订合同,承诺在每日印刷工作完成之前,即将专栏内容予以提前告知。[12]尽管该日报社在与所有员工签订的合同当中,都特意写明了:“报刊内容在出版前均为报社秘密信息,不得私自泄露。”[13]但此时无论是从形式上还是实质意义上对自然人的行为进行审查,均可谓是对其所供职法人组织名义的代表。显然,“以本法人名义”本身并不是能够从形形色色行为中挑选出作为犯罪科处刑罚的实质的、正当的标准,以此为考察要素也难以做到将应当作为犯罪处理的行为都纳入犯罪。[14]

   (二)“为法人利益”并非法人意志的唯一表现形式

   1997年3月1日印发的《刑法(修订草案)》第31条第1款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为本单位谋取非法利益,经过单位集体决定或者由负责人决定实施的犯罪,是单位犯罪。”司法实践中就有观点认为,所谓单位犯罪就是指法人组织为本法人利益而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15]“法人组织为犯罪行为目标受益人”也是当前英美判例法中辨识法人犯罪最关键要素之一,可见该学说在法人犯罪领域通常较为具有说服力。[16]

   但是,“出于达成某种结果的目的”仅应当被评价为一种行为动机,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区分法人犯罪与法人组织内部自然人纯粹为了个人利益所进行犯罪的目的,但却无法在大量法人利益与个人利益混同的情境中对问题进行有效判断。“为了法人利益”与“为了个人利益”并非是泾渭分明、非此即彼的关系。从利益归属的角度来看,自然人的行为动机实际上包括为法人利益、为个人利益、既为法人也为个人利益,以及完全目标中立、不追求任何利益这四种可能性。如果确在法人组织的意志支配之下,那么就算行为是既为了法人也为了自然人利益,或是不追求任何利益、目标中立的行为,也应当对法人追究刑事责任。[17]

   对于证券发行方而言,“为了本法人组织利益”可谓是其所有行为背后的唯一动机,意欲证明某一具体行为背后没有此目的的存在,实属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以高新技术企业为代表的很多新兴公司都会采取股权激励机制,[18]希望通过给予员工一定数量股权的方式达到留住核心员工的目的。通常情况下,参与到股权激励计划中的雇员被期待会在股票价格较为合适时将其出售,以获得非来源于公司盈利的经济补偿。[19]然而,对于公司而言,设立股权激励计划的唯一目的,是为了向员工提供足够诱人的经济奖赏以激励其在可期的未来继续高质量地完成工作,以推进法人组织继续良好运转。[20]那么,当法人组织内部某雇员进行了内幕交易行为并获得了可观的资本回报,法人组织的利益在客观上也同时获得了实现。如果将“为了法人利益”与对“法人意志”的判断相挂钩,并采用只要自然人的行为动机在一定程度上考量了法人利益即符合“为了法人利益”的判断标准,[21]那么大量试图优化公司资本结构、完善高管收入分配制度的公司都相当于将自己的意志通过发行证券与其内部自然人的逐利行为进行了绑定,大幅提升了其日后被追究刑事责任的风险。

   (三)“违法所得归属法人”仅表明赃物去向,不能用于对犯罪主体进行逆向推定

   违法所得的去向,实际上是由行为人对赃物采取的具体处理方式所决定的,显然不能被当作是倒推法人犯罪是否成立的必要条件。[22]事实上,单就内幕交易犯罪而言,自然人在利用公司账户、资金完成内幕交易之后,从帮助公司获得的巨额利润当中抽取提成,是现实中大量存在的现象。这就如同窃贼在完成偷盗后将财物赠送给第三人一样,犯罪所得的流动方向是在犯罪既遂之后才得以确定的,其对于前置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怎样的犯罪,并不应当有任何影响。

   实践中经典的内幕交易模式是:供职于A对冲基金公司的经理甲,收买了B医药公司的研发人员乙,并从乙处获得了一份尚未公开的重要信息,具体内容是B公司斥巨资研发的抗癌新药即将通过一项极为重要的临床检测。甲动用A公司的大量资金购入B公司的股票,并在信息公布之后的第一时间抛售公司A所持有公司B的全部股票。在为公司A赚取上亿美金利润的同时甲本人也获得了数量可观的分红。

上述操作手段几乎每天都在全球各大金融中心的写字楼里上演着。S. A. C. Capital Advisor LP (以下简称SAC)曾经是横扫华尔街的对冲基金公司,其创始人Steve Cohen就深谙巧妙利用法人组织内部管理架构从事内幕交易对于快速获得成功的重要意义。[23]Joan MacLeod Heminway教授在其著作中这样描述SAC: “在谈及对交易相关信息的收集时,公司内部的管理架构将Cohen妥善地保护在一片被无知之海围绕的‘人工小岛’上。检察官永远无法通过那些可以采集到的证据证明其本人对于大量存在的内幕交易行为是否明知。仅仅阅读案卷,你甚至可能会对Cohen是否在对公司进行日常业务指导产生疑问。”[24]事实上,SAC内部设置有极其严格的禁止内幕交易的规则,公司各部门间也设置有“金融防火墙”(Chinese Wall),并且设有庞大的合规部门负责对每一位分析师、交易员的行为进行审查。与此同时,Cohen又通过制度设计将是否进行内幕交易的“选择权”交到了每一位雇员手上:获取极高的薪酬或是在未能达到极为苛刻的营收标准时接受被立即开除的命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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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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