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华:农村人情竞争的区域差异及其治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0 次 更新时间:2019-04-25 20:01:17

进入专题: 人情竞争   血缘地缘  

杨华  

  

   摘要:农村人情不单纯是“礼物的流动”,它包括办酒、赶礼和举行仪式等一系列连续性活动。农村区域差别大,不同地区人情竞争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南方农村宗族血缘重,人际关系具有先赋性,内生规范还起作用,血缘集团内部禁止竞争,因而人情缺乏竞争空间,没有出现异化现象。北方村庄多小亲族杂居,小亲族内部血缘认同较强,人情没有竞争空间,但是小亲族之间存在激烈竞争,因而该地区的人情竞争主要是小亲族推动的具有展演性的仪式过程竞争,使得仪式表演有恶俗化趋势。中部农村缺乏先赋性关系,人情作为连接纽带不可轻易退出,村庄内生规范又趋弱化,农民容易突破人情规范降低酒席档次而多办酒席多收礼金,导致酒席泛滥人情成灾。东部农村则由于阶层分化较大,上层农民希图在酒席档次上与其他农民拉开距离,推动阶层间在酒席档次上竞争,形成对下层农民的社会排斥。治理农村人情竞争异化问题需根据地区差异对症下药,并应以倡导和示范新型文化礼俗为策略。

  

   关键词:人情竞争;人情异化;区域差异;血缘地缘关系;阶层分化

  

一、问题意识与相关研究


   每到农历春节期间,农村“酒席泛滥”“人情成灾”就会见诸报端和网络,吸引众多人的眼球,乃至引起了央媒和地方政府的关注和反思,既表明人情是中国社会人际交往中的普遍现象,也说明农村人情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农村人情问题主要表现为人情竞争的异化,它是一种典型的“乡村病”。据笔者及所在团队的调查,人情竞争的异化在不同区域农村有不同的表现,造成了不同的经济社会影响。治理农村人情异化问题需要根据地区差异对症下药,前提是要探究清楚不同农村地区人情竞争异化的机制与逻辑。

  

   农村人情可分为日常性人情和仪式性人情,前者是农民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来的互惠互助,后者则主要是在诸如满月、周岁、建房、考学、婚丧、大寿等大事上才有的人情活动,它一般出现在个人或家庭生命周期的转折点上,也称为“生命仪式”,表达的是社会性情感联系。中国学界对人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礼物交换和流动上,俗称的“赶人情”或“赶礼”,把人情活动视作是礼物对社会关系结构的作用和礼物流动作为构建社会关系的策略。在类型上农村的礼物流动有表达型礼物馈赠和工具型礼物馈赠之别,表明它既有工具性和理性算计的成分,也不乏道德和情感意涵。由于仪式性人情具有较强的显示度和展示性,往往被人们作为社会性竞争的标的物,赶得起人情、出得起高额人情礼金的家庭受人尊重。于是研究者发现农民在赶礼上存在激烈的竞争和攀比,使得人情出现泛化问题,人情名目增多,家庭人情开支不断高涨,农民既为人情所累,又不得不反复置身于人情链条之中而不能轻易退出。这样人情仪式中原初的表达性意涵(如祝福)逐渐隐去,功利性目的(如聚富敛财)凸显,这是典型的人情异化。人情越是异化,人情名目就越是繁多,那么农民就越要投入到赶礼的竞争当中,进一步推动人情礼金攀升和人情功能异化,形成负反馈。

  

   “礼物的流动”只是仪式性人情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赶礼竞争也只是人情竞争的一个方面。农民在人情其他方面如办酒席和仪式过程中都有不同程度的竞争。仪式性人情是办酒席、赶人情和仪式过程等一系列连续性活动的统一体。只要是办酒席,就会有赶人情和仪式过程等后续行为。赶人情需要有办酒席这样的事由和前提,举行仪式是办酒席所内含的必不可少的过程,无论是何种酒席都有简略或复杂的仪式过程,不同酒席有不同的仪式。不同农村地区的人情及其逻辑大异其趣,人情竞争的重点也有所不同。在有的地方人情竞争主要体现在赶礼上,有的地方则在酒席的档次上攀比,还有的地方则把竞争架势拉在人情仪式上,另一些地方则不存在明显的人情竞争。无论人情竞争重点在哪儿,其目的都是通过人情上的竞争来获取社会性的收益,包括面子、荣耀、尊严及在村庄中的位置。

  

   下文将从人情竞争的角度来剖析农村人情现象,揭示不同地区人情及其竞争差异的基本逻辑与机制。在此基础上希图对酒席泛滥、人情成灾等人情异化问题给予清晰的学理分析。

  

二、人情功能与规范的视角


   农村人情在有的地方有竞争空间,有的地方没有竞争空间。在有竞争空间的地方竞争重点又不一样。可以从两个维度来探讨人情竞争空间,一是人情的功能,二是人情的规范。

  

   人情的功能主要有粘结剂和润滑剂两个。如果在一个地方人情发挥的是人际关系的粘结剂功能,那么在该地方人情就必不可少,而若发挥润滑剂的功能则人情是辅助性质的。村庄内部主要有两种关系,一种是有人情往来的“自己人”关系,一种是没有人情往来的熟人关系。“自己人”关系对于农民来说至关重要,它是一种情感依赖关系,人们通过将自己置于“自己人”关系圈子中获得情感归属,还是一种互助关系,即相互提携、帮助及御外的权利义务关系。虽然市场经济在农村已很发达,但农民的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并没有完全市场化,许多事情农民还需要邻里亲朋的帮助,典型的如红白喜事,还有如得疾病需要邻里送往医院,出了事情需要有人参与协助处理,等等。只有“自己人”关系才会有义务帮忙。最后人情礼金还是农村资金互助的形式,农民通过办酒收取礼金以渡过诸如结婚、建房、生病等关键时期。“自己人”关系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先赋性的,一种是构建性的。在先赋性的“自己人”关系中,人情起润滑作用,在后天构建的“自己人”关系中人情是粘结剂。

  

   在村庄血缘关系还比较浓厚的地方,人情是人际关系的润滑剂。这些地方的血缘认同比较强烈,在血缘认同单位内部人们之间的关系因为共同血缘而自然地亲密起来,不需要外在中介牵线搭桥就会有“自己人”认同。因此,这些地方的先赋性“自己人”关系是强制性的关系,具有天然的合理性、优先性和政治正确性,它践行的是特殊主义行为逻辑,也就是以血缘的浓淡远近来判定人际关系的亲疏远近。后天构建的人际关系纽带要让位于先赋性的血缘关系。在这些地方血缘是天然的粘结剂,而人情的存在起到的是对血缘关系的润滑作用,使血缘关系运行更加柔性、更少强制和更少摩擦,改善和强化“自己人”认同。如当血缘内部发生矛盾后,可以通过赶礼等形式化解矛盾消除隔阂,但没有人情也不影响和降低血缘内部的“自己人”认同。血缘关系内部讲究的是血亲情谊,提倡宗亲团结和家庭间的相互提携和帮助而不相互竞争。个体家庭间的竞争和攀比被认为是对宗亲关系的离间,它会导致个体家庭将血缘内部的其他家庭都视作竞争对象,从而会为了个体家庭之私而忽略宗亲团结之公,降低血缘“自己人”认同进而分裂和肢解宗亲关系。所以在宗族内部竞争被明令禁止,尤其要防止作为外来者的妇女对血缘宗亲的“离心力”。现实中血缘内部家庭间隐性的比较和较劲无法禁绝,但仪式性的竞争却被严格禁止。血缘内部禁止竞争,但宗族之间存在明确的比较和竞争,因为这属于“外人”之间的较量。

  

   人情作为粘结剂的地方主要是那些血缘关系解体、原子化程度比较高的农村地区。在这些地区由于缺乏先赋性人际关系,农民在生活生产中需要通过某种策略将没有关系的“外人”内部化为“自己人”,从而构建与他人的权利义务关系,使得相互之间讲感情讲人情。人情就是外人内部化的机制,朋友关系、业缘关系、趣缘关系及拟亲关系等,都需要人情作为中介方可将双方内部化为“自己人”关系。因此,人情在血缘关系不紧密的地方是构建社会关系不可或缺的机制。没有人情往来或中断了人情往来,双方即便相熟也没有关系。也因此在这些地区的农民一般不会轻易中断村庄的人情往来。人们通过相互参与对方的酒席构建人情圈。生产队就建制在人情圈之上便于管理和克服搭便车。

  

   人情的规范有强弱之分。人情规范是规范办酒席、赶人情和仪式过程的一整套程序和规定的组合,它是村庄规范的一部分。有的农村地区村庄内生规范和共识较强,具有较强的公共性,能够规训村庄的违规者和搭便车者。外来的规范和行为逻辑对它不构成冲击。而在另一些地方则村庄内生规范较弱,一旦遭遇外来强大的规范冲击就很快瓦解,或不再有政治正确性。乃至村庄内部强大的个人也能突破既有规范自主行事,而村庄其他人无法约束他。因此在人情规范强的地方,人情严格地按照规范来展开,很难被个人意志所突破。在人情规范弱的地方,人们很容易突破既有规范而依照个体偏好来办酒席。

  

   综合以上对人情功能与规范的论述,一方面若人情在维系村庄人际关系上必不可少,而人情规范又软弱无力时,人们可以突破人情规范参与竞争,人情在这些地方就有竞争空间。相反,若人情对于人际关系维系可有可无而人情规范又相对强大时,人们无法突破规范推动人情竞争,人情的竞争空间就小。另一方面,若血缘认同较强,血缘关系内部就不存在明显的人情竞争,但是血缘集团之间却可能存在人情竞争。

  

   中国农村区域差别巨大,不同地区农村人际关系的连接方式、结构及规范都有差异。根据村庄社会结构的差异,在理想意义上可以将中国农村分为南方农村、中部农村、北方农村和东部农村。就人情竞争而言,南方农村宗族血缘较强,人际关系具有先赋性,内部规范较强,宗族内部禁止竞争,而宗族之间又有空间距离,因而该地区村庄内部人情竞争不明显,人情没有出现异化现象。北方村庄内多姓杂居,在姓氏内部小亲族认同相对较强,其内部不主张竞争,但是小亲族之间因为没有空间区隔而存在强烈的竞争态势,因而该地区的人情竞争主要体现在小亲族之间仪式过程的竞争。中部农村家庭之间既缺乏血缘的联结,人情不可轻易退出,村庄内生规范又弱,农民很容易为了一己之利而突破规范多办酒席多收礼金,人们在赶礼、收礼上展开竞争。东部农村则由于阶层分化较大,人情成了阶层确认和区分机制,上层农民企图在酒席档次上与其他农民区分开来,推动酒席档次上的竞争。

  

三、构建性关系与中部农村人情礼金上的竞争


   在中部农村,农村社会关系的原子化程度较高,人情是维系社会关系的重要载体,农村在办酒席收受人情礼金上相互攀比。

  

中部农村主要包括江汉平原、鄂西南、湘北、贵州、四川、重庆、安徽等地(东北地区的性质也如此),以环洞庭湖平原为典型。这些地方历史上水患或移民较频繁,村庄历史较短,社会关系不稳定,公共规则不强。在经历20世纪历次革命运动和市场经济的冲击后,村庄血缘关系及其规则体系快速瓦解,农民关系呈现出原子化状态,核心家庭之上不存在认同与行动的单位。那么在该地区,当血缘不再是农民天然的粘结剂之后,而农民依然需要制度性而非偶然性的社会关联,人情就居中扮演了人与人之间的连接纽带。农民家庭之间有人情才有社会关系,没有人情就没有社会关系。之前只是相识相熟但是没有人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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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19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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