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道新:“有害”甚或“有罪”:1920年前后清华学校的“电影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5 次 更新时间:2019-04-22 22:0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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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道新  

   内容提要:1914年3月,《清华周刊》创办。1918年前后,清华学校开始放映电影。从1920年底开始,因闻一多、潘光旦等“丄社”社员在《清华周刊》上发表文章,严厉批评清华的电影放映,激起李迪俊、丁济详、钱宗堡等人强烈回应,引发一场关于“电影问题”的论战,并试图就清华电影的改良、电影的本质以及相关的艺术、娱乐、教育、道德、审查、存废等问题展开辨析,甚而上升到公共言论、社会责任、人权保护和学生自治等层面。清华学校的电影放映是1920年前后中国电影传播史上颇有特点的案例。这场关于电影是否“有害”甚或“有罪”的论战,既显现20年代清华学校对学生自治及言论自由的追寻,又可称为中国电影理论批评史上第一次较为集中并颇有成效的学术争鸣,还是中国现代史上值得进一步阐发的公共文化事件。

  

   20世纪20年代,清华学校曾发生一场由闻一多、潘光旦、《清华周刊》介入所引起的“改良清华电影”的争论。80年代有研究者撰文指出:“为了抵制放映色情、恐怖、荒诞的美国电影,闻一多约集了潘光旦、吴景超等同学在《清华周刊》上发起了一场关于‘改良清华电影’的讨论。他在《黄纸条告》、《电影是不是艺术》等文章中,痛斥那些‘迎合观众的低级趣味’、诲淫诲盗和‘飞弹走肉、杀人如打鸟’的美国电影,根本不是什么艺术,‘无非是骗我们的手段’。经过这场批判,提高了同学们的认识,不少同学还相约不看美国电影,一度刹住了学校里滥放美国坏电影的歪风。”①该文篇幅短小,观点直接,唯感遗憾的是,由于没有关注到论战双方的内在逻辑,不可避免地落入主观推定和简单偏颇,且带有为尊者讳的色彩。

   近些年来,随着学术研究的愈趋深广,有关成果相继出现,比如任勇胜《“清华园里好读书”——<清华周刊>的“书评”概述》(载《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第7期)、李乐《闻一多的言论社会责任观——以<清华底出版物与言论家>为例》(载《青年记者》2011年1月下)、肖伊绯《怎样做艺术家——以<清华周刊>所载徐志摩讲演整理稿为中心》(载《现代中文学刊》2017年第1期)等,这些文章针对《清华周刊》牵涉的电影事件展开了新的思考。而在有关清华学校及其重要人物如闻一多、潘光旦、周先庚、梅贻宝等人的口述史和学术研究方面,更是史料纷呈、新论频出,此处无法一一罗列。这些都为从跨学科讨论20世纪20年代清华学校的“电影问题”带来了有益的启发和突破的契机。正是以此为基础,笔者倾向于认为:从1920年底开始,因闻一多、潘光旦等“丄社”社员在《清华周刊》上发表文章,严厉批评清华的电影放映,激起李迪俊、丁济详、钱宗堡等人回应,引发了一场关于清华“电影问题”的论战,并试图就清华电影的改良、电影的本质以及与其相关的艺术、娱乐、教育、道德、审查、存废等问题展开辨析,甚而上升到公共言论、社会责任、人权保护和学生自治的层面。清华学校的电影放映是1920年前后中国电影传播史上颇有特点的案例。而这场有关电影是否“有害”甚或“有罪”的电影论战,既能显现20年代清华学校对学生自治及言论自由的追寻,又可称为中国电影理论批评史上第一次较为集中并颇有成效的学术争鸣,还是中国现代史上值得进一步阐发的公共文化事件。

   笔者试图以《清华周刊》里的电影信息为中心,从中国电影理论批评的历史考察角度,结合电影史、文学史、报刊史、教育史和思想文化史研究的多重维度,具体分析和深入探讨20世纪20年代清华学校的“电影问题”。

   《清华周刊》是由清华学校创办的大型综合性学生刊物,曾在清华校内和国内外教育界、学术界和文化界产生过相当的影响。综合各家材料可知,《清华周刊》创办于1914年3月,1915年6月发行第一次“临时增刊”,此前共出版46期;1919年底出版第183期,由于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在此前后酝酿改革,将其隶属于清华学生会,并以“集稿制”代替“编辑制”。至1937年5月,一共出版676期。抗日战争爆发后,清华大学南迁,《清华周刊》被迫停刊。1947年4月复刊,出版17期后再次停刊。

   根据《清华周刊》1917年发行的“临时增刊”所列《本校各团体一览》,其时总编辑为李权时,总经理为谢宝添。与此同时,闻多(闻一多)任游艺社副社长,潘光亶(潘光旦)任英文文学会会长。按闻一多的家信,至少从1916年前后开始至1919年,闻一多已跟《清华周刊》建立起相当密切的关系,而且非常重视《清华周刊》。其中,写于1916年1月中旬的家信,有“周刊等考完后统寄归”内容;1918年1月25日的家信,有“所缺《周刊》,亦望开单寄来,以便补购”内容;1918年11月15日的家信,有“首次津贴二十九元有余,开销大宗为学内费九元,火车中借八哥二元,书籍费十一元,欢迎新同乡一元五角,《学报》一元八角五,《周刊》八角,图画特别班器用费一元,杂项捐款如国庆纪念级会常费,级会俱乐会捐款,高等科二、三、四年级欢迎一年级捐款及欧战协济会捐款共三、四元之谱,其余为零用……《周刊》颇载同学课艺之佳者,均可供驷弟之读,所缺《周刊》份数单子遗失,祈命驷弟再开一纸来”内容;1918年11月25日的家信,有“《周刊》二份,望詧收”内容;1919年3月8日的家信,有“附上《周刊》三份,祁詧收为祷”内容②。

   另外,据清华校史载,1919年12月23日,在经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清华全体学生的共同努力下,吁求民主、自由、科学的清华学生会正式成立。清华学生会设评议部和干事部,干事部下设总务、交际、文牍、会计和新闻五科,其中,文牍科正副主任即为闻一多、潘光旦③。次年,闻一多还与潘光旦、吴泽霖、雷海宗、梅贻宝等人发起成立“丄社”④,“丄社”6名(一说8名)成员中,包括闻一多、潘光旦、雷海宗和吴泽霖等在内,都是基督教徒。据吴泽霖回忆:“关于信基督教事,我们几个知己的朋友态度几乎是一致的。”⑤此时已经隶属于清华学生会的《清华周刊》已成闻一多、潘光旦等“丄社”成员所称的“我们的”刊物。他们在“五四”新文化精神与基督教伦理的交互对话中,共同承担起对刊物、对社会进行“改良”和“革新”的历史使命。

   同样,作为游艺社副社长及此后成立的新剧社社长,闻一多也要对即将在清华开映的电影“娱乐”表达自己的态度和观点。而清华学生会文牍科负责人潘光旦,作为与闻一多的同级毕业生,他们志趣相投,交谊甚深,并在“五四”运动中同为清华学生代表团成员⑥,在“电影问题”论战中,潘光旦自然加入了闻一多阵营,以理性、学术的分析,探究如何把论战推向深入,最终影响清华方面的选择,改变清华的“电影生态”。

   早在1913年6月,14岁的闻一多便在由自己参与编辑的清华学校《课余一览》第1期第2号上发表文章《名誉谈》,这也是闻一多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从1916年4月至1916年12月,闻一多以“多”为笔名,在《清华周刊》(第37-91期)发表了其在清华求学期间暑假回乡时撰写的读书笔记《二月庐漫记(纪)》,一共16篇。除此之外,还于1922年7月离国赴美前,在《清华周刊》上发表多篇散文、杂文和文艺评论。这些文章都成为闻一多早期文学、艺术、美学、教育等思想及其世界观和文化心态的集中体现。其中,对《清华周刊》和言论出版本身的关注,以及在《清华周刊》上发起针对清华学校“电影问题”的论战,更可看出其对“著作的言论家”的尊敬,尤其是对清华学校甚或中国人的公共言论和社会责任的热烈期许。

   闻一多发表在《清华周刊》并检讨《清华周刊》和言论出版本身的文章,计有《出版物底封面》(第187期,1920年5月)、《清华的出版物与言论家》(第192期,1920年10月)、《清华周刊革新底宣言》(第210期,1921年3月)、《公共机关底威信》(第218期,1921年4月)、《<清华周刊>底地位——一个疑问》(第223期,1921年9月)等5篇,都是从“我们的”刊物的角度,站在学生自治及言论自由的立场上,自我反思并认真检视《清华周刊》的“改良”与“革新”。为了回应并声援闻一多,潘光旦不仅加入了“电影问题”论战,而且在《清华周刊》上发表了《今后的<清华周刊>》(第225期,1921年11月)一文。

   在这些文章中,闻一多极其严厉地斥责了一些人出于个人利益,不愿意担负言论责任,要么“噤若寒蝉”,要么抱着“搁笔主义”的虚伪滑头的态度,认为这些“三缄其口”的“金人”,才真是“水底蟊贼”⑦。基于对“著作的言论家”的尊敬,闻一多发出呼吁:“小心些做文章!大胆些发表文章!”⑧不仅如此,闻一多还把批评的矛头对准金(邦正)校长在开学仪式演说中再三提及的《清华周刊》改良问题。在闻一多看来,因为《清华周刊》能够代表“自治”的“真精神”,所以是“清华自治”的一大成绩。今后的《清华周刊》,不能只是校内消息的传递,还应以言论为主要部分,在“鼓励善良”“注重建设”“务避愤激”“力矫浮夸”“删除琐碎”等五个条件的基础上保持批评精神。闻一多指出,《清华周刊》是我们学校的“生命的一部分”,是我们的“喉舌”,我们应该“抚助”“爱护”和“尊敬”它⑨。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强调《清华周刊》在言论发表与清华自治方面具有相当的重要性,但是闻一多还描述了《清华周刊》却总是因为经费、利益等原因在学校、学生会和多数同学之间产生纠葛,甚至出现难以调和的困境,而对《清华周刊》的“地位”及其“主张”“态度”,均表示无法“训释”和“拣定”⑩。作为对闻一多文章的直接反馈,潘光旦显得相对冷静。他将《清华周刊》新近加入三个教职员作为“集稿员”的行为,当作三方彼此“谅解”“同情”及实现“合作精神”的第一步。在他看来,《清华周刊》的使命,就是需要在学校、学生会和其他学生会社之间传递消息、发表意见和交换观点,而作为当下校内“唯一的言论机关”,《清华周刊》当然需要对全校担负“言责”,同时,全校也需要对它担负一种“保护将养”的责任(11)。

   显然,闻一多、潘光旦对《清华周刊》的“改良”和“革新”,既为理顺清华校内三方关系,又不可避免地涉及公共言论和社会责任等时代命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们开始关注电影放映,提出了清华学校的“电影问题”,并以《清华周刊》为阵地,展开了较大规模的讨论和争鸣。这不仅为“改良”清华学校电影放映出谋划策,也为中国电影理论批评的初建奠定了弥足珍贵的基础。

   根据《清华周刊》所提供的相关信息,清华学校的电影放映,始于1918年前后。而清华园放映电影的原因、经过及其遭遇的困难和挫折,均跟1920年前后中国电影本身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也与清华园独特的交通、地理位置以及鲜明的精神、文化气质联系在一起。

   1920年前后,随着专业影院的陆续创设、中外影片的大量投放以及观影习惯的逐步确立,电影作为一种新的娱乐方式,开始在上海、香港、天津、北京等民国都市兴起,并呈现蒸蒸日上的发展态势(12)。据统计,从民国元年到1921年,仅在北京城中,便出现了丹桂、大观楼、平安、中华舞台、一洞天、新世界、城南游艺园、真光、中天、开明、北京电影园、隆福等12个电影放映场所,另有夏季中央公园每周四的青年会、协和医院和开明公司每两周一次的电影堂会等等,前往观影的人数也比十年前大约多出十倍(13)。尽管这一时期几大民国都市上映的吸引国人的电影大多为由欧美舶来的《血手印》《黑衣盗》《宝莲女士》等侦探长片,但是跟戏曲一样,电影已经成为都市生活的一道独特的风景。

然而,1920年前后的清华园,虽为留美预备学校,但地理位置远离北京城区,进城交通也颇为不便。尽管每到周末不少清华学子都会把“去北京”或“进城”当作主要任务,但毕竟会有更多的同学留在校内。如何在繁重的学业之余利用好周末休养生息,这成为清华校方、学生会和各种学生会社考虑的一大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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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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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研究》2018年 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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