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育民:晚清时期中美条约关系的演变

——从“搭便车”到“门户开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1 次 更新时间:2019-04-19 01:2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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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育民  

   内容提要:晚清时期,美国强行与中国建立条约关系,其演变发展有着明显的三个阶段,其中心是维持和扩展以机会均等为核心的条约权益。鸦片战争后,美国追随英国“搭便车”签订《望厦条约》,在获取同样特权的基础上,又在理论和实践上更进一步扩展和完善了这一不平等的新关系。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美国调整了以往“独来独往”的传统,实行“合作政策”,将自己的在华权益与各国的合作联系起来,从整体上协同中外条约关系。当资本主义走向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在华矛盾趋于白热化,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其机会均等和维持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完整等对华原则趋于国际化,逐渐转化为各国认可的共同政策,又在一战后以中国参与的公约形式完全纳入到中外条约关系之中。

   关 键 词:晚清时期  美国  条约关系  机会均等

  

   晚清时期,美国紧随英国之后,强行与中国建立了具有自己特色的条约关系。从《望厦条约》到提出“门户开放”,美国经历了从依附他人到走向自主的过程,逐渐奠立了对华关系的基础。这一关系的演变发展有着明显的三个阶段,即追随英国“搭便车”建立与华条约关系,通过“合作政策”从整体上协同条约关系,以及“门户开放”的提出及其国际化。尽管美国对华政策在各个阶段存在差异,但贯注着一个中心,即维护、保障和扩展以机会均等为核心的条约权益。美国的这一对华政策,在国际形势和中外关系的变化中,逐渐国际化而最终以公约形式发展为国际规则,对中外条约关系和国际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晚清时期的中外关系是以列强为主导构筑的,作为主要列强之一,美国对华政策及其演变,确定了中美条约关系的基调,在整个中外条约关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学术界对晚清中美关系已作较多研究,但从条约关系的角度作一全面系统疏理仍付阙如。作为国际关系中的法律关系,条约关系是中美关系的依据和基础,美国一再强调维护“由条约和国际法”所保证的一切权利,①将此作为对华外交的基本方针。再者,从“搭便车”获得最惠国待遇到“门户开放”的提出,又显示了美国摆脱传统的孤立主义政策,成为一个世界大国的演变轨迹。对此作一探讨,可以深化对晚清中美关系及其走向的认识,进一步了解美国外交政策的性质及特点,并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近代中外条约关系的变化。

  

   一、“搭便车”开启中美条约关系

  

   美国是借助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开启对华条约关系的,如美国学者所言,它奉行“免费搭便车的帝国主义”,②或实行“拾荒者”外交,向中国索取与欧洲人均等的贸易权利。③从一开始,美国便确立了这一关系的基本原则,即获取机会均等的最惠国待遇。在此同时,美国又在理论和实践上发展了条约特权,更进一步扩展和完善了这一不平等的新关系。

   从一开始,美国便冀求在华获得与英国同等的条约权利和地位,这一企望成为美国对华关系的基本原则。1839年中英冲突发生后,在华美商几乎一致希望能与中国订约,对税则、贸易和平等交涉等作出规定。美传教士伯驾对林则徐说,要消除“中外交恶的原因”,在于签订“体面的条约”(honorably treaty)而已,“各友好国家间都订立了这种条约”。④鸦片战争爆发后,为保护本国公民的利益和人身安全,美国派遣加尼率东印度舰队来华。加尼抵华后,迫不及待地向清政府提出片面最惠国待遇的要求。《南京条约》刚刚签订,他便建议美国政府派全权公使来华签订商约。并致函两广总督祁:“我渴望帝国政府关注美国在华的商业利益,希望考虑美国贸易的重要性,置美国人在贸易方面与享受优惠待遇国家的商人于平等地位”,⑤明确要求最惠国待遇。随后又致函祁,强调按照这一原则签订条约对于两国关系的重要性,说:“如果中国不允许美国商人享受平等待遇,将引起美国的反感。我再次重申,我的首长将为我国的商人要求享受中国皇帝给予其他国家商人所有的权利。”“为了避免以后发生纠纷,为了商订友好条款,两国的执政者应委派高级官员进行谈判,签订一个互相有益的持久条约。”⑥其时清政府已决定对各国实施一体均沾的政策,同意美国的要求。加尼并未负有向中国交涉的使命,但他提出的要求,却表达了美国对华政策原则。

   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美国政府认为与中国建立条约关系的时机已经到来。1843年2-3月,美国国会两院通过了派出使团赴华订立“平等互惠商约”的议案,接着,顾盛被任命为赴华专使。顾盛的使命,便是借助中英战争获取其战果,与中国签订享有与英国同样权利的条约。顾盛衔命赴华时,国务卿丹尼尔·韦伯斯特给他下达训令,告以“出使的政治目的和欲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明确地交待了这一方针。训令首先指出,英国通过战争迫使中国增开了厦门、宁波、上海和福州四个口岸,“这些港口位于中国物产最为富饶和人口最多的省份,都将成为很重要的商品市场”,顾盛出使的主要目的,是获取与英国同样的利益。“就是为美国商船进入这些港口,与英商享受同等优惠贸易的权利。”“借助于获得最有利的通商条件和建立最友好的通商关系,在所有的商品增加产品的输出,将有利于美国的工、商、农、矿各业的发展。”训令强调,“你应以坚定的措词和果断的态度表示:如果中国政府允许别国人民比美国人民享受更多的权益和有利的贸易条件,美国政府将不可能与中国皇帝保持友好关系。”“希望你也相信自己将成功地签订一个像英中条约那样的条约;如果它能包括更完备和更为正规的条款,就将美中关系向欧洲关系推进一步。”如何达到这一目的?训令要求顾盛在中国树立友好的形象,消除或缓和中国人民的排外和反外情绪。“出使仅是以两国互相友好和通商为目的”,所以希望顾盛“能以深谋远虑和友好姿态,在一定程度上主动消除或缓和中国人忌妒和他们的排反外情绪。”其始终如一的目标,“是使中国政府和人民坚信你的出使是完全和平的,不怀有任何敌意,不给中国增添烦忧。”要使中国看到,你是“表达敬意与良好愿望和建立友好关系的和平使者”。“在任何场合,都要适当的尊重他们的制度和风俗习惯,并且避免触犯他们的傲慢与偏见,以便培养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你的友谊”。应利用一切时机表示,“美国政府不鼓励美国公民违犯中国的任何贸易法规”。并用极正式的方式表示:“美国政府认为进入港口的船只和人员应当遵守中华帝国所公布的各项商规”;“假如美国公民被发现违犯了公布的贸易规章,美国政府对他们的非法活动所造成的任何后果,将不予袒护。”但在与中国建立良好关系的同时,“任何时候都应维护美国的平等和独立”。既不接收,也不赠送礼品。“如果考虑两国之间互送礼品的小事,将有损中国皇帝和美国的尊严。”而“两国首脑的交往应只涉及重大的政治、共同关心的事项和建立互利的关系。”希望“在可能的情况下到北京去觐见皇帝”,“应以此为自己的目的和使节团的目标”。如果到了北京,一定要根据情况“慎重”对待磕头这个老问题。“千万不能触犯或伤害中国的骄傲”,同时“不能让中国人看到你的表现有损国格的背离独立国家的原则”。“决不能让中国政府或民众认为你是美国政府的朝贡者,或者认为美国政府任何方面低于中国或其他国家的政府。”另外,“不要介入中国与欧洲国家的争端”,“要避免流露出任何倾向性,致使构成别国政府不满的原因”。最好是以恰当的态度,“在中国人面前表现出美国的高尚声望、重要性和强大力量”。⑦

   这一训令揭示了美国此时期的对华政策,其基本精神是“搭便车”取得与英国同等的条约地位。交涉之后,1844年7月3日顾盛与耆英签订了《望厦条约》,实现了这一目标,与中国建立了条约关系。该约共34款,另订有《海关税则》,内容“关涉太平、和好、贸易、海面”等方面,⑧是一个建立简单外交关系和通商关系的条约。通过该约,美国全面获取了英国劫掠的各项不平等的条约特权,诸如领事裁判权、片面协定关税、片面最惠国待遇,等等。如顾维钧所言,《望厦条约》“所规定各事件,其于定义解说,固属明晰,但对于原则,则该各规定所包含者,无一可谓创始者也。”顾盛筹拟约稿,“实深得参考璞鼎查所订条约原文之利益”,即如治外法权,“实有鉴于英国先例”。⑨美国学者毫不隐讳地写道:英国以武力攫取的条约特权,“却不费吹灰之力就被美国人坐享其成了。”⑩

   尽管《望厦条约》以中英条约为蓝本,主体内容只是该约的翻版,是追随英国“搭便车”收获的成果,但这一过程中,“美国人并不是消极被动的”,(11)亦有不少创造性的作为。不论是理论上的强词夺理,还是条约特权的攫取方面,美国人均做出了重要“贡献”,由此进一步充实了早期中外条约关系的不平等内涵。

   从理论上看,美国为违背国际公正的不平等条约提出了所谓的“依据”。其时,顾盛并未受命订立领事裁判权条款,其得到的训令是,“你应利用一切时机表示:美国政府不鼓励美国公民违犯中国的任何贸易法规。你应用极正式的方式表示:美国政府认为进入港口的船只和人员应当遵守中华帝国所公布的各项商规,这样,假如美国公民被发现违犯了公布的贸易规章,美国政府对他们的非法活动所造成的任何后果,将不予袒护。”(12)其致清帝国书亦谓,“若得准我国商民,不独在于广东,兼在厦门、宁波、上海、福州等处贸易,我国商民,断不藐视典章,孤亦断不肯偏袒庇纵。”(13)然顾盛却有违训令,从中国攫取了这一特权,又“恐似此办理,有乖其政府意旨”,“因此必须根据理由”,“尤为正大高尚者,以说明其行为”。于是,顾盛向国务卿卡尔霍恩作一长篇报告,特地请彼注意治外法权条文,“并公然自矜所得,以其所认为国际法之原则。竭力证明对于中国适用治外法权原则之得当。”(14)

顾盛辩称:“根据为基督教世界各国政府所接受的国际法原则,根据它们当中和彼此间的惯例,以及在它们当中每个政府自身的,与穆斯林国家政府之间普通盛行的惯例”,论证领事裁判权的合理性。顾盛声言,国际法“仅只是基督教世界的国际法”,他批评“在最受到赞许的国际法基本著作家”,“竟然忽略以适当见解提出这一极端重要事实,以致他们所说的国际法好象是所有国家的法律”。而现代商业领事的“真正起源”,是在13世纪以前,是由于意大利人在勒旺岛诸港口“为自己的人民要求并得到了治外法权的特权”。这些领事当时是被派去“照顾自己同胞的利益并裁决他们之间发生的关于商业事务的分歧”,“就是他们国家的法官”,“对于他们自己的同胞而论,是作为执行民法和刑法的工具而设置的普通法官。”但是,“由于近代欧洲的一些政府的巩固,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结合成一个民族,这些独立的裁判权便消失了。”于是确定了这样的“公认的概念”,即“每个政府一般地是对其版图内的所有人行使排它性的裁判权,治外法权的特权逐渐限于只对外国的最高统治者的人们,对他们的外交代表、过境的军队、在外国港口的军舰和根据基督教世界的惯例或具体条约规定的某些少数其它类似情况;而这些古老的惯例在东方依然完全有效。”在这些情况下,在基督教世界任何特定国家,“外国人以及臣民应服从当局的刑事和在许多方面的民事裁判权,开始成为公认的国际法。”这种事实,“是在基督教世界占优势的高级文明和因而产生的尊重个人权利的结果和证明”。相反,“在半开化的穆斯林国家,没有一个基督教徒感到服从当地当局是安全的,因而每个基督教国家都坚持自己在那里的臣民或多或少地要对当地统治者的裁定有豁免权。”在非基督教的国家里,“普遍的事实是,基督教徒被免予当地的裁判。”当时制定的这些原则,“实际上除了基督世界的那些国家外,并不应用于任何国家的国际交往,而不是只在北非伊斯兰国家偶然遇到例外。”在条约时代以前,“允许基督教国家的外国人豁免当地裁判权这种习惯做法”,已具有普遍性,然当由条约予以确认时,“使这样一种习惯做法成为国际法的一部分”。在穆斯林国家,维护基督教外国人权益的“整个行事道理”,“同样有力地应用于亚非两洲的没有宗教信仰的国家。”从中国来看,“符合我们的国际法的那些东西,似乎在中国都没有得到承认和理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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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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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文杂志》2018年 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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