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言 马可:小议刑事错案的救济——基于被害人的视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6 次 更新时间:2019-04-19 01: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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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言   马可  

   内容提要:刑事错案的救济伴随着刑事错案纠正程序,在刑事错案纠正过程中,在关注无辜者的救济同时,更需要特别关注刑事错案中被害人的救济。这种关注不应限于刑事诉讼程序之内,还要延伸至刑事诉讼程序之外。一方面需要保障被害人诉讼过程中权利,另一方面需要保障被害人诉讼结束后获得物质帮助和精神抚慰。如果想系统全面的对刑事错案中被害人给予救济,则需要推进审判中心主义的第三条路径:即赋予被害人主体地位,构建新型的刑事诉讼关系构造。

   关键词:刑事错案; 被害人; 救济

  

   一、问题的提出

  

   2018年2月17日,陕西省汉中市公安局发布消息称, 2月15日发生在汉中南郑区新集镇的杀人案犯罪嫌疑人张扣扣投案自首,案件成功告破。[1]此案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并没有太多值得疑虑的地方。但是犯罪嫌疑人张扣扣在中国传统节日春节期间实施如此惨烈的杀人行为,其动机值得怀疑,犯罪嫌疑人张扣扣杀人案的背后牵扯一桩20年前的旧案。1996年8月27日,犯罪嫌疑人张扣扣之母汪秀萍因琐事与邻居王正军、王富军发生争吵并撕打,汪秀萍遂拿一节扁铁在王正军左额部及左脸部各打一下,王正军即捡起一根木棒朝汪秀萍头部猛击一下,致其重伤后死亡。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王正军犯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成立,但王正军未满18周岁,且能坦白认罪,其父已代为支付死者丧葬费用,应当对被告人王正军从轻处罚。法院以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判处王正军有期徒刑7年。关于民事赔偿部分,被告人王正军的监护人王自新一次性偿付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张福如经济损失9639.3元。但是张扣扣父亲张福如和姐姐张丽波却对事实认定存在不同认识,使用木棒打死汪秀萍的是王家的二儿子王富军,并非法院最终认定的三儿子王正军。张家人称,由于王家长子王校军是当地乡政府的党政办主任所以不少人为王家做了假证。[2]关于20年前这一桩旧案是否为错案还有待司法机关进一步审查,如果20年前的旧案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上没有问题,那么我们能看到当时作为被害人的张扣扣并没有完全通过法律途径获得充分救济进而重新回归社会。如果20年前的旧案是一个事实认定有误的错案,那么给被害人张扣扣心理留下的阴影就是导致今天杀人案的重要导火索。从原先的被害人到现在的被告人,这一地位的转变让我们不禁对刑事错案中被害人救济的重要性有了新的思考。

  

   二、刑事错案的概述

  

   刑事错案在我国被老百姓称为冤假错案。冤假是从客观角度入手,“冤”多数情况就是把好人冤枉成坏人,“假”就是隐瞒歪曲案件事实。错案是从主观角度入手,是事后对案件作出的主观评价,认定其是真实案件还是错误案件。但是我们对刑事错案的学理认识程度绝对不能停留在普通大众和媒体理解的冤家错案的程度,这只是狭义程度上的刑事错案,我们要从广义角度出发对刑事错案有一个充分的认识。

   (一)刑事错案的概念

   对于刑事错案,人们首先联想到的是无罪的人被关在牢狱之中,甚至是无罪的人被带到刑场执行死刑的残酷场面。法律作为一门科学需要将将刑事错案的画面抽象为法律概念,在这过程中学术界和实务界存在着不同的观点。第一种为主观说,认为判断刑事错案的标准不是根据案件的处理结果是否与客观事实相符,而是根据司法人员主观上是否存在过错,即司法人员故意或过失地违反刑法或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处理案件。该学说充分的将人为因素考虑在其中,扩大了对司法工作人员的规制范围,同时也能够通过区分故意或者过失来决定处罚的力度。但该学说也存在难以解决的问题,主观上的过错在司法实践中的认定是极为困难的且缺乏可操作性的,尤其是证据收集上十分困难,因此存在较大的弊端。第二种为客观说,即判断刑事错案的标准是案件的处理结果与客观事实是否相符。该学说不再考虑错案发生的原因,只要是判决结果与客观事实不符,就可以当做错案来处理,有利于对错案的纠正及司法的公正。其局限性在于,对于实体的判决结果得到了有效的保障,但对于程序性的错误缺无法得到规制。例如,剥夺了当事人的辩护权、上诉权、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等权利,但判决结果与客观事实相符的情形。第三种主客观相统一说,即将主观过错和客观结果结合在一起来判断,既要求客观上与事实不符,也要求司法工作人员主观上存在着故意或者过失。还有一些其他的观点,例如从赔偿的角度将错案定义为“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的行为违反法律规定,侵犯了法律所保护的权益的行为和事实……错案通常是因为侵犯了特定权利主体的合法权益才被确认的。”[3]

   笔者比较倾向于在客观说的基础上加以改进。错案不能仅仅局限于将无罪之人认定为有罪,还应当包括将有罪之人认定为无罪。也不应当局限在经过法院判决后才称之为错案,发生在侦查阶段中应当立案而不立案,应当提请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而做撤销案件处理。审查起诉阶段应当提起公诉而做不起诉处理等。同时也应当将错案的范围扩大到执行阶段,例如不符合减刑、假释条件的得到减刑、假释;刑罚没有执行完毕的,被释放等情况。

   (二)刑事错案的分类

   从定罪量刑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对刑事错案有一个全面认识和分类。具体从定罪角度,刑事错案可以分为无罪者被定为有罪者和有罪者被定为无罪者。从量刑角度出发,刑事错案可以分为重罪被定为轻罪和轻罪被定为重罪。这些情况都是刑事错案,而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冤假错案仅仅只是停留在对无罪者被定为有罪者这一情形的认识,也是我们对无辜者最为朴素的认识,没有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刑事错案类型化体系。

   证据作为刑事诉讼案件中最为核心的要素,我们从证据角度出发,可以将刑事错案分为证据不足下的定罪和证据充足下的无罪。刑事诉讼的过程是在已有证据基础上对已经发生案件的一种还原,换句话说也可以称为是对已经发生案件的推断。在证据基础上的还原和推测就不会是百分之百的准确,证据不足下的定罪可能最后真的没有放过犯罪分子,证据充足下的无罪也可能存在使无辜者获得真正的自由。但是这是不符合我们刑法的价值理念,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就应当认定无罪,即使事后查明其是真正犯罪分子,但是当时的证据条件下其就不构成犯罪,在证据充足的情况下就应当认定其有罪。在证据不足或者证据收集非法等瑕疵而使得案件终止,并致使罪犯无罪释放且事后查明有罪的案件在程序上也不能称为错案,[4]而证据不足下的定罪和证据充足下的无罪才在程序属于刑事错案。

   从刑事案件的处理流程,我们可以将刑事错案分为,刑事侦查阶段的错案,刑事审查起诉阶段的错案、刑事审判阶段的错案和刑事执行阶段的错案。具体来说,刑事侦查阶段的错案有应当立案而不立案,应当提请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而做撤销案件处理等。刑事审查起诉阶段的错案有不够批准逮捕的条件而错误批准逮捕,应当批准逮捕提起公诉而做不起诉处理等。刑事审查起诉阶段的错案有无罪者被定为有罪者和有罪者被定为无罪者等。刑事执行阶段的错案有不符合减刑、假释条件的得到减刑、假释;刑罚没有执行完毕的,被释放等情况。

   (三)刑事错案的成因

   刑事错案从某种程度来说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我们就要正确认识错案的存在,要反思和防范错案的发生概率。这除了要在思想上引起司法工作人员的重视外,还应当弄清错案的主要成因。

   第一,刑讯逼供。从我国目前冤假错案的实际情况来看,刑讯逼供是形成错案的主要原因。我国在此前有着以口供为证据之王的错误观念,实践中一些工作人员将口供为最重要的证据,出现了没有口供不移交审查起诉、没有口供不提起公诉、不判决等现象。因此,尽管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明确禁止刑讯逼供,但为了获得口供而对犯罪嫌疑人刑讯逼供的现象频频发生。这一现象已经明显得到改善,但司法工作人员仍然青睐口供,这往往在证据不足或者证据之间存在矛盾的情况下,忽略掉案件中的疑点和进行理性思考后的推理,从而导致错案发生。

   第二,错误的司法理念。首先,一些办案人员存在着处于朴素的报应理论,重打击犯罪、轻保护人权的观念。在这种错误的观念下,办案人员可能会因为急于追求犯罪嫌疑人的责任,而忽视正当的诉讼权利,其次,一些办案人员存在着先入为主的办案思维,办案人员在实践中,往往根据第一份笔录和证据展开工作,后面的笔录、证据等基本与第一份相一致,从侦查笔录到公诉书、判决书有着很大程度相似性。这种现象会导致办案人员只从一个线索开展工作,忽视对其他线索的发现和对疑点的审查,注重收集有罪证据,忽略无罪、罪轻证据。此外,存在着有罪推定的思想。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明确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就说明我国是认可无罪推定的原则的。然而由于一些工作人员有罪推定的思想的影响,遇见疑罪不敢从无,明智该罪证据达不到“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仍对案件起诉,做出有罪判决;或者选择“疑罪从轻”的方式,对证据不确实、不充分的案件降格处理,重罪轻判。再或者对待存疑的案件就拖不决,使犯罪嫌疑人超期羁押。从广义上讲这都处于错案的类型。

   第三,法律制度及相关诉讼规则不健全。首先,目前我国没有一部关于证据完整的法典,证据的相关规定都零散的规定在《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中,缺乏系统性,给司法实践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其次,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控辩双方从权利分配的角度来说是不平等的,这给刑事错案的发生埋下了隐患。正是为了防止此种危险发生,同时也为了防止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控诉方对被控诉方造成实体性的权利损害,刑事诉讼领域往往要求对双方平等武装。比如欧洲人权委员就曾经指出:“检察官与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程序平等一般被称平等武装,这是公正审判的一项内容要求。”[5]

   除了以上几点主要的原因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原因,如刑事科学证据发展的局限性、鉴定错误或者错误的采纳鉴定结论等原因。

  

   三、刑事错案中的被害人

  

   传统的刑事案件法律界讨论的重点一直在于是如何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及救济,而作为刑事案件中所受伤害最大的被害人一方,其权利保障和救济制度并不完善。在许多刑事案件中,往往侵害的都是被害人的人身和财产权利,侵犯人身权的犯罪可能给被害人人身造成了无法修复的损害,甚至造成残疾,严重的影响正常工作和生活,侵犯财产权利的犯罪可能会给被害人的生产、生活秩序造成严重的打击,可能到导致其生活潦倒、公司破产等严重后果。我国刑事法律的目的在于打击犯罪、保障人权。所保障的人权不仅仅是犯罪人,更应当保障被害人的人权。

   犯罪学中的被害人是指犯罪行为所造成的损失或损害即危害结果的担受者。在被害人学上,包括四层含义:首先,被害人是遭受一定的损失或者损害者。包括物质或精神、有形与无形、抽象与具体的损害。其次,被害人是危害结果的直接或间接担受者。再次,被害人是犯罪行为的侵害对象或者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社会关系的主体。最后,从外延来说,既然肯定被害人是危害结果的担受者,则一切遭受犯罪侵害而承担危害结果的“人”,均属被害人。[6]

古老的法律谚语曾说过:“没有权利就没有救济”,刑事错案之所以需要救济,就是因为刑事错案中存在众多被害人,为了让被害人更好地回归社会,我们需要为其提供多方面的救济。刑事错案的被害人不同于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当我们提及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就是指的在刑事案件中人身、财产及其合法权益受到犯罪行为侵害的人,通常就是指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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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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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法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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