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君健:影视人类学的第一次转向:斯宾塞对澳大利亚中部原住民的电影拍摄及其影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5 次 更新时间:2019-04-19 01:0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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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君健  

   内容提要:鲍德温·斯宾塞既是人类学田野工作的重要开创者,同时也是影视人类学实践的先驱,为探讨视觉媒介的使用与人类学学科范式的当代转型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个案。斯宾塞系统的田野工作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整体观,让他的田野影像更加系统,深度访谈为这些视觉资料提供了充分的文化背景。对于斯宾塞而言,视觉资料并不构成人类学理论探索的主要证据方式,而是进行人类学知识的公众传播和教育的有效渠道。然而,人类学理论转向以及学科规制的变化,导致了影视人类学的第一次转向,视觉资料的制作和使用受到抑制,斯宾塞的实践也在一段时间内成为绝响,后继乏人。

   关 键 词:斯宾塞  澳大利亚土著研究  视觉观念  田野工作  影视人类学

  

   斯宾塞是影视人类学的重要创始人。虽然在他之前就已经存在具有人类学色彩的影像拍摄实践,但对于包括让·鲁什在内的很多人来说,斯宾塞才是人类学电影制作领域的真正开创者。①和早期旅行者的采风行为不同,他是第一个有意识地在人类学田野研究中系统使用电影媒介的学者,并且拍摄了具有民族志价值的较为完整的影像文本。同时,斯宾塞的影视人类学实践还处于一个更大的历史背景中,对于早期影视人类学实践的式微具有标志性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影视人类学的第一次转向。然而,对于斯宾塞的影视人类学实践的相关研究却十分有限,由于他拍摄的电影资料在澳大利亚土著的推动下已被封存、不对任何人开放,展开这类研究更加困难。对于斯宾塞展开人类学电影拍摄的实践、观念及其影响进行系统研究,有助于我们厘清影视人类学这一学科的早期发展脉络和丰富遗产,在此基础上反思影像媒介对于人类学知识的发现和传播具有独特的作用。

   本文以斯宾塞的田野日记为主要研究资料,结合他的人类学著作和其他相关资料,细描了斯宾塞的田野拍摄实践和视听语言特征。笔者认为,斯宾塞是较早实践现代人类学田野工作方法的人类学家,他的电影拍摄实践以他对于土著文化和智识系统的整体把握为基础,因此和同时期的旅行影像、探险影像之间形成了清晰的界限。然而,由于影像作为大众媒介在当时还缺乏系统的传播渠道,以及人类学自身范式的变化,静态图片和动态影像的制作,从人类学研究实践的中心位置不断地走向边缘。一方面,它无法为正在兴起的关于功能和结构的研究提供直接的田野证据和文化理解;另一方面,在以文字书写为中心的学术环境中,影像的感性特征被认为会弱化人类学家们从文化资料到人类智识的理性思考。②因此,斯宾塞所开创的影视人类学在出生伊始就遭遇到严酷的外部环境,人类学家主动放弃了影像媒介这片阵地,将其让渡给新兴的视听娱乐工业,从而形成了影视人类学的第一次转向,并带来了人类学知识传播的不良后果。

  

   一、斯宾塞的整体民族志追求

  

   斯宾塞出生于1860年,在英国接受了动物学的大学教育,进入大学之前还曾经学习了一年的素描。1887年,斯宾塞被任命为墨尔本大学生物学系的创始教授,从英国来到澳大利亚。作为专职的动物学家,1894年他受邀参加了澳大利亚中部地区的一次科学探险活动(Horn Scientific Expedition)。在这次探险中,斯宾塞深度接触了即将消失的原住民文化,产生了研究人类文化的学术志趣,并和此后长期的田野合作伙伴吉伦相识。吉伦出生于澳大利亚南部,长期供职于澳大利亚基层的电报系统并因此和澳大利亚的原住民关系密切。在对于原住民展开人类学研究方面,斯宾塞和吉伦一拍即合,两人于1896年展开正式的人类学探险。这次探险的一个主要成果是由斯宾塞主笔的民族志《澳大利亚中部土著》③。

   1901年至1902年,斯宾塞和吉伦开始新一次的人类学探险。期间,斯宾塞系统地拍摄了50余分钟的澳大利亚原住民影像。除了物质文化的研究如文化用品标本的系统收集整理之外,他们还请懂得英语的原住民担任翻译,并且通过绘画等辅助方式,对熟知部落文化的当地人展开长期的深度访谈,和一些访谈对象一起工作的时间甚至长达一周,以此来全面了解语言和仪式背后所蕴含的文化信息。斯宾塞在这次探险日记中详细记载了上述的这些工作方法,以及具体的感悟和收获。例如,在这次探险的第三站(Barrow Creek电报站),斯宾塞和吉伦在当地的原住民翻译吉姆(Jim,原住民称他为Erlikilliaka)的帮助下展开长期的深度访谈。其中,对于原住民老人Tungula的访谈时间就持续了整整一周,并在访谈之后又花了另外四天的时间对这些内容进行了整理与核实。在如此高强度的田野工作的基础上,斯宾塞逐渐形成了对于原住民文化的整体认知,克服了当时大多数文化理论推演中过于使用碎片证据而不考虑这些证据的文化语境的问题。

   在长期田野工作和文化整体观的指导下,斯宾塞出版了多部民族志报告,在人类学领域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均产生了重要影响。来自欧洲大陆、英国和美国的人类学家们围绕斯宾塞和吉伦所提供的田野资料展开了多角度的讨论,客观上促进了人类学的学科体制建立和国际学术交流的形成。1913年,马凌诺夫斯基甚至宣称,一半以上的人类学理论都直接以斯宾塞和吉伦的著作为基础,如果算上间接受其影响的,这个比例将上升到十分之九。④斯宾塞和吉伦的研究正好出现在进化论理论体系本身已经进入混乱的时机;⑤在他们的作品中,虽然对于材料的科学性的分析仍然受到进化论的历史局限,但却在很多地方提到了土著社会变迁的多样性、提供了若干客观证据质疑了进化论,行文中的情感力量也直接影响了涂尔干和弗洛伊德对于澳洲土著的研究。⑥

  

   二、斯宾塞的影视人类学实践与观念

  

   基于启蒙运动、地理大发现和全球殖民体系的推动力量,以摄影技术为代表的视觉媒介在整个19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被赋予了丰富的期待,它构成了西方现代社会的知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具备了公民教育的意义,并且成为新型的健康娱乐项目。在对于原住民智识系统的整体研究的基础上,斯宾塞在1901-1902年的探险中系统地采取摄影等视觉手段来获取独特经验资料,成为影视人类学的重要奠基人。那么,斯宾塞在实际的人类学探险活动中究竟是如何具体地展开了视觉人类学实践,他的这些视觉资料与他所取得的人类学理论成就之间有何种关联,体现了他对于视觉媒介的哪些独特的观念?在无法直接接触影像文本的情况下,这尤其需要我们回到斯宾塞的探险日记中,来详细考察。

   (一)斯宾塞的第一次田野拍摄

   在1901-1902年澳大利亚中部的探险之前,斯宾塞听从了海登的建议⑦,携带了在伦敦购买的Warwick Bioscope摄影机;海登同样建议斯宾塞带上留声机,并且给出了一些细节性的技术建议。在探险过程中,他一共拍摄了13个短片,总长度超过50分钟,是当时最长的一批关于特定族群的影像资料,内容主要是关于Arrernte人的各种仪式。同时,他还拍摄了超过500张的玻璃底版的照片。这些照片的内容除了庆典仪式之外,还有物质文化,以及关于Arrernte人的一些生活场景图片。

   考虑到炎热的气候会对设备和录制好的胶片带来危险,斯宾塞只在头两个田野地点中进行了电影录制,然后就将设备和电影胶卷寄回。这两个营地分别是标号为9号营地的Charlotte Waters和标号为22号营地的爱丽丝泉(Alice Springs),后者也是斯宾塞和吉伦第一次相遇的地方。探险队于1901年的3月28日抵达Charlotte Waters营地,4月10日离开,整个田野工作时长约半个月。3月30日的白天,斯宾塞第一次架设起了摄像机,希望能够拍摄当地人的祈雨舞蹈,但是等了一天他们都没有过来,这也将斯宾塞第一次真正展开电影拍摄推后到4月3日。斯宾塞在日记里描述了这天的成功拍摄:

   上午土著人为我们表演祈雨舞蹈,我和吉伦先到广场架好设备,随后土著男人开始表演。我刻苦地在摄影机边工作,同时持续留意仪式内容,因为每一个举动都代表了他们的一个祖先在还是半人半兽的时候所从事的行动。仪式结束后,我和吉伦叫来一两个老年人,和他们坐在一起,让他们告诉我们所有的仪式内容都代表着什么。这往往要花费很长时间,因为老人家之间常常花很长的时间互相讨论。然后我把这些写在我们的日记上,再把所有的照相设备设置好,为拍摄下午的表演做好准备。⑧

   在上午和下午各拍摄了电影素材之后,这天晚间,斯宾塞继续用留声机录制了三首原住民歌曲。4月4日上午,斯宾塞拍摄了另外一项仪式;4月5日的上午和下午,斯宾塞又分别拍摄了其他原住民仪式。在这三天的忙碌拍摄之后,斯宾塞和吉伦花了额外四天补写日记,搭建暗房冲印照片,并将电影胶片封好寄回墨尔本冲印。4月10日,当完成了上述所有工作后,探险队离开营地,开始前往爱丽丝泉展开下一轮田野工作。

   (二)爱丽丝泉的电影实践与思考

   经历了十多天的跋涉后,斯宾塞和吉伦来到了熟悉的爱丽丝泉,在这里工作了一个多月。由于二人对于爱丽丝泉附近的原住民十分熟悉,刚刚到来后不久,附近不同部落的人就纷纷前来拜访斯宾塞和吉伦,并为他们表演了各种仪式。由于之前已经成功地尝试了电影拍摄,斯宾塞在这期间除了技术方面的考量之外,还有更多的精力来思考电影摄影机的使用方式,以及处理在拍摄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类情况。

   在刚刚抵达爱丽丝泉的第二天,也就是4月23日的中午,当地的土著部落就为白人老友的到来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双方商议安排了未来几天的仪式舞蹈的表演和拍摄事宜,斯宾塞和吉伦把一些烟草赠送给了部落成员,但是保留了斧头、小刀等他们最感兴趣的物品,留作拍摄结束之后的奖励。这一“激励措施”后来被证明十分有效,当地人对于斯宾塞的拍摄计划几乎提供了无条件的配合。4月26日上午是双方约定的第一次仪式表演拍摄,斯宾塞和吉伦一大早就架设好了摄影机,但是由于土著人的面部和身体彩绘花了大量时间,等这些工作完成之后已经到了傍晚,光线较弱、无法进行拍摄。不过,斯宾塞并不着急,他相信在斧头、小刀等珍贵礼物的激励下,土著人在第二天一定会更加努力地补偿这天的损失。果然,在第二天一早八点半,土著朋友们就来到斯宾塞的营地,告知已经完成了彩绘,可以开始拍摄了。此后一周,斯宾塞和吉伦都在高强度地进行仪式表演的静态图片和动态影像的拍摄工作,每天早晨起床后立即开始调试和架设摄影设备。除了拍摄之外,空余的时间都被照片冲印和胶卷保存等技术事项填满。由于信息逐渐散播出去,越来越多的不同部落的土著人从四面八方赶过来,主动要求表演仪式舞蹈,斯宾塞和吉伦也因此送出去了很多茶叶、面粉、糖以及烟草,他们不得不通过电报站的邮递系统从外部补充一批礼物。

   长时间的拍摄工作开始影响斯宾塞的心情,他最开始的充实和兴奋的情绪逐渐消退。5月1日,斯宾塞在日记中写到,对于这种高度密集的田野工作“已经感到心烦和疲惫,但是必须坚持继续完成”;5月3日,他在日记中抱怨“土著人平常十分活泼,但当拿起相机走过去的时候,他们就像法官一般庄严肃穆了,四处飞舞的苍蝇也因为土著人的肃穆安静而落在他们眼睛上,这让我们完全无法拍照”;5月4日,炎热的天气考验着摄影机,一条长达150英尺的胶片卡住了,斯宾塞抱怨,电影摄影是如此的昂贵,“尤其是当你不知道在哪里可以放映这些每分钟成本17英镑的胶片的时候”。

上述的这些负面情绪在5月8日的一次拍摄时集中地爆发出来。这天下午的一场仪式里,两个老年男子扮演成蜥蜴,斯宾塞已经架设好摄影机,期待从一个特定角度拍摄他们从丛林中出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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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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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族艺术》2018年 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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