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传霞:新中国初期女司机形象的生成与多重文化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7 次 更新时间:2019-04-19 01:00:43

进入专题: 女司机形象   新中国初期  

刘传霞  

   内容提要:女司机群体的生成是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强国的国家设想、苏联工业化生产与妇女运动经验、共产党的妇女解放理论与实践等共同作用的结果。文学艺术中的女司机形象体现了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构想与实践,具有多重文化意义。由葛琴、林艺两位女作家创作的电影剧本《女司机》《马兰花开》再现了新中国初期妇女解放之历史盛况,成功塑造了火车司机孙桂兰、推土机手马兰两个艺术形象。女司机——作为具有社会和性别革命双重意义的新事物、新形象,既从阶级和性别两个层面完成了社会主义妇女解放的目标,证明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优越性,建构了社会主义新型性别关系,同时也彰显了新中国工业化建设的巨大成就,为工业化大生产召唤了更多的建设者。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在20世纪50-70年代女司机形象长廊里,最大的群体是女拖拉机手,驰骋在丰收大地上的女拖拉机手。既能体现社会主义时代农业机械化大发展,又能在深层意义上接续传统性别观,潜在地满足人们对“女性气质”“女性特征”的理解与认知。

   关 键 词:女司机形象  《女司机》  《马兰花开》  妇女解放

  

   在现代社会,司机是指操控飞机、火车、轮船、汽车、推土机、吊车、拖拉机、摩托车等现代交通运输、搬运装卸器械的人。长期以来,这些与现代技术相联系的机器操控者或者说使用者都是男性,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却一下子涌现出了大量的女司机,工业、农业、航海、航空等领域都活跃着女司机的身影。女司机也成为小说、诗歌、电影、绘画、歌曲等文学艺术形式争相表现的对象,出现了众多女司机形象。电影《女司机》(1951年)、《马兰花开》(1956年)①是两部出自女剧作家之手,反映新中国初期女司机工作生活的作品。《女司机》是葛琴在深入大连中长铁路火车女司机训练营——诞生了新中国第一位火车女司机田桂英的地方,进行20多天实地生活体验后完成的创作;《马兰花开》是林艺满腔热情地奔赴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线,担任兰新铁路土石方工程队支部副书记时创作的,作品以新中国第一位女推土机手、铁道部西北干线工程局土方队推土机女工胡友梅为原型。文学与艺术中的女司机形象不仅仅是现实中女司机的客观再现,它体现了新中国政治文化的构想与实践,具有多重文化象征意义和实践指导作用。这两部出自女作家之手的电影作品在新中国初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反映了中国劳动妇女生活与命运的巨大转变,参与了新中国国家建设和女性解放之路径的想象与设计。

  

   一、女司机群体生成的历史与现实语境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伴随着资本主义现代工业的发展,中国社会已经出现驾驶汽车、摩托车、飞机等现代交通工具的女司机,女司机形象也时常会在报纸、画报、月份牌等现代媒体上出现,但是,在那个时期女司机大都来自上层阶级和知识分子,女司机本身就凤毛麟角、寥若晨星。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来自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的女司机突然喷薄而出,以群体姿态出现,并且女司机形象成为现代媒体和文学艺术广泛宣传、大力塑造的对象。之所以发生这样的突变,与新中国初期社会政治经济设计及文化政策有着密切关联:这是社会主义工业强国的国家设想、苏联妇女解放经验、共产党的妇女理论实践等共同作用的结果。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一场以农民为主体的农民革命,但是,工业化却一直是共产党人对未来国家设计与想象的重要内容。早在1925年,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就指出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在1944年8月31日给《解放日报》社社长博古的信中,针对解放区家庭关系的问题,毛泽东表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如果我们不能永远获得机器,我们就不能永远胜利,我们就要灭亡。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中国民主社会的重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②在1945年4月24日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毛泽东明确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我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③在1949年3月5日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强调:“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④现代机械化生产只是工业化进程的一个起点,机械化不只是工业领域,还包括农业、矿业、交通等领域。工业生产了火车、轮船、飞机、汽车、推土机、吊车、拖拉机等交通机械,而这些便捷有力的现代运输、装卸机械又推动了工业化的快速发展。现代工业化建设需要大量能够操控这些大机器的人才,于是司机就在国家对工业化的渴望中被培养出来。中国大规模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是从1953年开始的,而基于对工业化现代国家的想象与设计,共产党人早在40年代末就在东北地区启动了对工业基地的重建与扩建工作,所以,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个火车女司机班组——田桂英的“三八”号火车包车组、第一个女拖拉机队——梁军拖拉机队,都诞生在东北这块土地上。

   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强国的国家愿景使具有操控交通运输、装卸搬运技能的司机在新中国成为一种重要职业。而在新中国初期女性能够在这一行当中脱颖而出、以群体的态势出现,并得到国家意识形态高度肯定、获得女性自我认同,这与新中国对苏联妇女运动和实践经验的借鉴学习是分不开的。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采取的是苏联模式,苏联在工业化建设过程中大力发动妇女参加生产建设,苏联妇女成为重工业建设的重要力量。苏联成功地培养出了火车司机、飞行员、拖拉机手等女司机,作为苏联新时代妇女典范,她们的事迹在中国不仅以文字的形式在《人民日报》《中国妇女》等国家媒体上被深入地宣传报道,而且被制作成电影、连环画等在中国城乡广泛地传播扩散。苏联各行业女司机的成功,给中国妇女树立了可以借鉴与学习的样本;而国家意识形态的奖掖与扶持,使妇女获得了力量和自信,敢于突破传统的性别藩篱迈进被男性垄断的行列。新中国第一个女拖拉机手梁军在观看了苏联电影《巾帼英雄》后,被电影中女拖拉机手形象芭莎所感动,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看了巾帼英雄里面有一个叫巴莎的女英雄,她会开拖拉机,她的勇敢使我感动,当一个拖拉机手那是多么光荣。”⑤芭莎激发了梁军做一个拖拉机手的梦想。新中国第一个火车女司机田桂英偶然在苏联专家家中看到了苏联火车女司机的照片,燃起了她做新中国火车女司机的愿望。⑥在新中国第一批女司机的成长之路上,苏联妇女在社会主义工业建设中所创造的“奇迹”起了非常大的启发与鼓动作用。苏联女司机所树立的崭新女性形象给予中国妇女女性角色认同带来启发与激励,而苏联专家则给予中国妇女具体技术指导与培训,像田桂英等女司机就是在苏联专家亲自培训与指导下,从普通工厂女工成长为新中国第一批火车女司机。

   操控交通运输、装卸搬运等现代机械,需要体力,更需要文化知识。即使在新中国,司机也是一个值得炫耀和竞争的职业,如果没有国家政策保障,普通劳动妇女很难有机会跨入这一行列。马克思主义非常重视妇女解放,始终把妇女解放和阶级解放融合在一起,认为妇女只有走出家庭参加社会劳动才能获得解放,只有实行了阶级解放,妇女最终才能获得与男性平等的权利。1918年列宁在《在全俄女工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中曾说过,“没有广大劳动妇女的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能的”,“从一切解放的经验来看,革命的成败取决于妇女解放运动的进程”。⑦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初就把妇女解放与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联系在一起。在1929年的古田会议上,毛泽东就指出:“妇女占人口半数,劳动妇女在经济上的地位和她们特别受压迫的状况,不但证明妇女对革命的迫切需要,而且是决定革命胜利的一个力量。”⑧在1939年延安举行的国际劳动妇女节活动中,毛泽东进一步阐明:“妇女解放与社会解放是密切联系着的,妇女解放运动应成为社会解放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存在着。离开了社会解放运动,妇女解放是得不到的;同时,没有妇女运动,社会解放也是不可能的。”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解放运动中,劳动妇女——作为中国妇女最大的群体,也是生活最苦、受压迫最深的群体,始终被当成革命主体,解放劳动妇女是共产党妇女解放最重要的目标。从苏区到解放区,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层面上实践着马克思主义的妇女理论。新中国成立以后,依靠强大国家政权力量,中国共产党开始全方位地落实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念和理想,实行男女平等。1949年9月颁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六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废除束缚妇女的封建制度。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教育的、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实行男女婚姻自由。”⑩由劳动妇女作为主体的女司机群体能够在新中国初期出现,是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实践结果之一。

   在1950-1952年期间,新中国第一个女火车班组、第一个女拖拉机队、第一批女航空人员、第一批女摩托车运动员、第一批女坦克车手、第一个轮船女驾驶员、第一个女推土机手等纷纷涌现。国家不仅扶持与培养这些勇敢踏入男性垄断行业的妇女,而且给予她们很高的荣誉。田桂英、梁军、胡友梅等都被推举为全国劳动模范,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被安排到专门学校进一步学习深造,逐步成长为所在行业的领导干部。她们的事迹不仅被《人民日报》《人民画报》《中国妇女》《群众日报》等媒体做了专题报道,有的还进入教科书,画成连环画,拍成电影,印上了人民币。经过媒体宣传和文学艺术的传播,这些女司机成为新中国妇女的典型和样板,感染与召唤着更多劳动妇女加入到了这一行列中,成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重要力量。

  

   二、女司机叙事的文学面相

  

   葛琴的《女司机》和林艺的《马兰花开》书写了来自社会底层的劳动妇女走出家庭,在社会主义交通工业建设中,如何克服体力、文化、技术上的重重困难,尤其是来自家庭、社会等方面的性别偏见,一步步锻炼成为能够熟练地驾驭火车、推土机等现代化大机器的女司机。《女司机》记录了以司机长孙桂兰为代表的一群未婚普通青年女工创立了新中国第一个全部由女性掌控的“三八”号火车包车组的奋斗历程;《马兰花开》叙述了已婚妇女马兰离开家乡和城市,到西北边陲铁路建设工地,由一个娇弱的家庭妇女锻炼成为新中国第一个优秀女推土机手的人生之路。

   《女司机》《马兰花开》没有回避劳动妇女成为女司机之路途上所遭遇的重重困难。不论是内燃机时代的火车司机,还是西北戈壁滩上的推土机手,都是工作环境恶劣、责任重大、技术要求高的工种,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都提出了新要求,带来新挑战。15分钟要投280锹煤的投炭工作几乎突破孙桂兰的体力极限,给推土机加油、加水等日常维护保养工作则考验了马兰的体力。况且,司机不是简单的体力活儿,而是要初步掌握机车构造、制动机理、技术管理等内容的技术活。对于只受过粗浅文化学习训练的孙桂兰、马兰来说,技术理论学习是一座必须逾越的高峰。孙桂兰因为理论技术考试不及格差点被退出女司机训练营,马兰也因为看不懂推土机原理构造而苦恼万分。

如果说孙桂兰、马兰在体力和文化技术上所遭遇的困难是基于女性自然生理和历史遗留的原因,那么,她们成长之路上最大压力和困难却来自家庭和社会的传统性别成见。传统性别观念不仅在精神与理念上严重束缚与阻碍了劳动妇女走向社会,成为独立自主、自食其力的社会人,而且还加重她们体力和文化技术上所遭遇的困难,使她们的前进之路步履维艰。妇女闯入男性行业,在一些男性看来,这是对男性利益的侵占、对男性尊严的冒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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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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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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