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旺:直观与同情

——闵可夫斯基现象学精神病学的方法论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4 次 更新时间:2019-04-17 23:5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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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旺  

   内容提要:在现象学精神病学乃至一般认识论中,始终存在着主体是否及如何能够经验陌生意识(疯狂意识)、理解他人之心的“不可知论”威胁。以闵可夫斯基为代表的现象学精神病理学将理解精神病患者的主观世界作为其目标,这使得他们必须以克服“现代精神病学中的不可知论”为前提条件。围绕该问题,文章阐述了闵可夫斯基精神病理学的直观与同情的工作方法及其特征,然后将其放入现象学与解释学理论中加以反思,借以揭示其基本原理。在此基础上,文章得出结论:一方面,直观与同情作为一种区别于科学观察的“内在认识方式”,是我们得以理解陌生意识,克服不可知论的唯一途径;但另一方面,作为“实项内容”层面的意识,它不能被自我之外的任何他人经验到,这要求我们将他人作为一个主体来尊重。

   关键词:直观/同情/同感/解释学/他人之心/现象学精神病理学

   标题注释: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现象学视域下的遗忘及其形而上学与伦理政治效应”,浙江省教育厅国内访问学者专业发展项目。

  

   以雅斯贝尔斯、闵可夫斯基、宾斯旺格等人为代表的现象学精神病学致力于对精神病患者的主观心理经验的描述和分析,借此展开对各种精神障碍的病理学研究和临床治疗。这种研究路径区别于传统的精神病理学,后者基于自然科学的方法论,以对症状的客观、外在和可量化的观察为手段,建立起对各种精神疾病的分析框架。这两种研究路径的区分,可以粗略地被视作是自然科学的“说明”路径和精神科学的“理解”路径的区别,或者也可被概括为“第三人称进路”和“第一人称进路”的区分。①当然,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还存在一些中间形态,例如,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以及以认知—行为治疗为代表的部分心理治疗学派就调和了两者,或者说处于两者研究路径之间的张力和冲突之中。②

   但我们立即会询问,这种对精神病患者的主观经验的第一人称描述如何可能?如果按照现象学精神病学家的看法,我们要做的是把握精神病人的主观心理状况,“患者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即“理解病人如何经历他的世界”,那么在研究者缺乏对“他人之心”的第一人称通达的情况下,这种理解的努力如何可能成功?我们真的能借此通达一个“疯狂意识”吗?如果我们自认为已经把握了疯狂者的心理世界,我们如何保证这种理解不是对对方的一种歪曲,不是用一种透明的、清晰的意识去曲解另一种并不透明的意识,就像利奥塔指责拉康对无意识的分析最终是用清晰的意识的语言结构曲解了无意识那样?此外,如果借此方法足以理解诸如幻觉的意识,为何作为现象学家的萨特为了对幻觉和精神错乱进行现象学直观和描述,会决定冒险服用致幻剂麦斯卡林?而现象学精神病学如果不能有力地回答这些问题,就将导致“现代精神病学中的不可知论”③。

   基于上述问题,本文拟澄清以闵可夫斯基为代表的现象学精神病学的工作方法,进而将该方法放回到现象学和解释学的理论背景中加以反思,以回应现代精神病学乃至一般认识论中的不可知论威胁。

  

   一、现象学与精神病理学

  

   现象学所朝向的是被给予的意识事实本身,是对意识生活的描述和分析,与之相同,现象学精神病学朝向的是患者的意识生活。但胡塞尔所开创的描述现象学方法(对自然世界和既有知识的悬置、本质还原)最初针对的只是自我的意识,是通过“自由想象”的方法对被给予的自我意识的本质直观,而他人的意识经验,尤其是与之极为陌异的精神病患者的意识经验并没有被纳入进来,因为现象学研究的是意识的“可能性”,是意识的本质结构,意识的诸现实形态(包括那些病态形态)仅仅是通达该本质形态的途径和手段,而它完全可以避开陌生意识而仅通过自我的“自由想象”来完成,当然更不必借助病态的意识经验。因此至少在描述现象学阶段,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属于“方法论的唯我论”,而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的此在分析,尽管谈到了所谓的“共在”,但此在本质上依然是一个“孤独的此在”。只是到了先验现象学阶段,胡塞尔才开始处理陌生经验问题,试图使陌生经验和人格在先验自我的意识中被构造出来。现在,姑且不论这种交互主体性现象学是否实现了对陌生经验的真正通达和是否尊重了他人经验的他异性,毋庸置疑的是,雅斯贝尔斯、闵可夫斯基和宾斯万格均表明自己立足于描述现象学和早期海德格尔来通达病态经验,而拒斥先验现象学还原,这就留下了一个至少表面看起来需要解决的问题:现象学精神病学家们如何能借助一种有“唯我论”倾向的方法来完成对患者的主观经验的描述?

   对此,雅斯贝尔斯指出,现象学精神病理学要把握的是患者的主观症状,也即患者的恐惧、痛苦、快乐等情绪及其内在进程。而它们本身并不能如治疗者自身的经验那样被现象学直观到,只能或者通过对方的物理伴随被感觉到,例如通过观察患者的表情;或者通过病人对自身经验的陈述(借助治疗者的问询)。因此,现象学精神病学所依赖的事实,最初与自然科学范式的精神病学所依赖的是相同的事实,即患者的各种外在表达。主观症状所依赖的事实,依然是与客观症状相同的那些外在事实(而非流动着的意识经验本身),只不过我们现在以一种与前者不同的方式去把握它,也即不是外部地加以观察、归纳、推论,而是试图借此“看入”或“参与”到对方的心理世界中去。由此,问题就在于,这种“看入”是如何可能的,它对病人心理的把握是否可靠?雅斯贝尔斯说:“由于我们不能如对待物理现象那样,直接知觉他人的心灵,这永远只能是当下化、同情、理解的事情,我们只能根据情况通过对心灵状态的外在特征的系列枚举,通过对他人心灵现象发生条件的枚举,通过感性的直觉类比和符号化,通过一种感应呈现,来知觉他人的心灵现象。”④由此,现象学精神病学把握病态经验的方法就集中落在“当下化、同情、理解”等方法上。

   在现象学精神病学方法所依赖的直接身体表达(如表情)和语言表达(如病人的自我陈述和可接触到的生活史材料)这两大类事实基础中,宾斯旺格相对而言更加倚重后者,而闵可夫斯基更倚重前者。宾斯旺格说,“要解释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语言现象。我们知道,存在的内容在哪里都不能比通过语言得到更清楚的发现和更精确的解释;因为正是在语言中我们的世界设计才确切地安置和清楚地说出自身,并因此在那里得到探知和传递。”⑤因此,他广泛地借助“自发的丰富材料和即刻可理解的言语表现,例如自我描述、梦的记录、日记记录、诗歌、信件、自传的草稿”。⑥针对这种材料,他采取的主要是现象学解释学的文本诠释方法,也即对之加以同情的“理解”和解释,而非科学方法式的“说明”。由此,他通过海德格尔的此在的生存论分析,将病人的心理世界描述为一种独特的“在世存在和超世存在”的世界筹划。“在存在分析中吸引我们注意力的毋宁说是语言表达和表现的内容,是它们指出了世界设计或说话者生活的或曾经生活于其中的设计,或者简言之它们的世界内容。”⑦因此对他来说,向陌生经验的跨越一方面可以通过同感、“感应”来完成,但更重要的是病态意识本身也是一种在世存在的特殊筹划方式,所以存在分析通过这一共同的在世存在结构而在正常心理世界和病态心理世界之间架起了桥梁,“讨论过很多次的将我们的‘世界’与心理疾病患者的‘世界’分割开来且令两者的交流变得如此困难的鸿沟,不仅得到了科学的解释,而且通过存在分析被科学化地架构了桥梁。现在我们不再停止在那个所谓的边界上,即在我们能够移情(Einfühlung)与不能移情的精神生活之间的边界。”⑧

   综上,现象学精神病学家们的方法在根本上是一脉相承的,理解了其中一人的工作方法,也就容易理解其他人的工作方法。只是相对于宾斯旺格而言,闵可夫斯基更侧重通过对生命的直接表达(如表情和行动)来理解病人的陌生意识,他所依赖的方法也同样不同于外部的观察、机械的方法,而主要借助于他所谓的“直观”和“同情”的理解。下面我们将进一步分析闵可夫斯基的现象学精神病学方法,然后将其纳入现象学方法和解释学方法的整体理论视野中来加以反思。

  

   二、澄观与同情:闵可夫斯基的直观方法

  

   闵可夫斯基通达陌生经验的方法同时受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和由胡塞尔所开创的现象学的影响。他自陈:“之后胡塞尔的现象学与柏格森主义在我的思想中结合起来,这两者都指向对直接被给予物的观看,彼此密切关联。”⑨由此,他在把握病态经验时也就主要依赖直观(l'intuition)的方法,而反对自然科学以归纳和抽象为特点的外部观察法,因为后者是以“推论思维”为特点的,所以它无法把握世界的无限生成(也即绵延)本身,而生成本质上是非理性的。“因为时间就是那样的东西,如果人们要分析它或至少弄明白它,就要求一种特别适合于它的本性的方法。柏格森曾提出了直观的方法。”⑩在闵可夫斯基那里,个体的内在心理世界被视作亲历的时间(le temps vécu,生命时间),所以其现象学精神病理学所采用的方法也是柏格森式的直观(11)方法,而非是胡塞尔的现象学本质直观方法。在柏格森看来,所谓的直观乃是对绵延的直接认识,它能以内在的方式把握生命本身,而自然科学的方法以空间的方式对待绵延,将时间空间化,将生成转变为存在(存在者),使世界被人为地划分为彼此分隔的实体和概念。当科学用这样一套概念框架来把握对象时,它是出于实践行动的必要,以便实现对对象的操纵,但这种方法并不能实现对生命的直接认识,后者只能通过直观来进行。“关于有机创造,关于真正构成生命的进化现象,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对它们进行数学处理。”(12)因此,我们能够以理智来把握无机物质,但却必须以作为本能的直观来把握生命。“科学围绕其对象,尽可能多地从外面考察其对象,把对象拉过来,而不是深入对象。但是,直观能把我们引到生命的内部,即本能是无偏向的,能自我意识,能思考其对象和无限地扩展其对象。”(13)

   在闵可夫斯基看来,患者的陌生经验及其人格正是典型的生命现象,因此精神病学家只要通过柏格森式的直观,即直观其患者的行为及其整体表现,就能够以内在的方式把握到病态经验。“的确,我们对个体过去的知识在我们关于他的判断中构成一个重要部分。然而,常常当我们和他在一起且不得不对他做判断时,这一知识被在单个行为中渗透(洞察,pénétrer)他的整个心灵的需要所超越;关于其过去的知识仅仅以次级的方式参与进来,作为理性类型的单纯指示。因为了解个体的过去整个行为而对之有信心,这完全不同于在他生命中的严酷时刻,在他告诉我们一些事情时,尽管有个体在我们那激起的各种不信任,仍试图去洞察他是否是真诚的。在第一个情形中,我们具有归纳的知识,在第二个情形中,是通过洞察而获得的直观的知识。在生命中知识的第二种类型绝不比第一种类型次要;我们常常求助于它,并且它总是构成最高的标准,比所有其他标准更为重要的标准。我们现在必须在精神病理学事实的领域中发展该标准。”(14)这种直观,本质上乃是一种“同情”,是将自身生命的整个人格和全部过去投身于其他个体,携带着情感和自身“生命冲力(élan)”去穿透对方的内在经验的方式。“理智的同情、渗透、借助情感的诊断——无论它针对的是正常的心理还是病理学的心理——构成一个特有的行为……”(15)只有凭借这一特有的渗透到其它生命中去的行为,我们才能建立起“与现实的生命关联”。“我们这里所考虑的,乃是在洞察他和与他一起感受一事(un)时,以协调的方式与周围生成一起前进的机能。我们这里也用‘亲历的同时性’这一术语来指这一被考察的现象。”(16)

进而,以更为严格的方式,闵可夫斯基给出了两种不同类型的直观,他分别称之为澄观(contemplation)(17)和同情(sympathie),(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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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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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浙江社会科学》第2018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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